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直到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前，毛泽东与斯大林在估计战争形势和确定战略方针等方面都有基本一致的认识，所以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很容易进行协调并形成统一的意见，尽管他们可能出于不同的考虑，而且这些共同看法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取得了显著战果，不仅解放了平壤，而且把战线推到了三八线附近。这时，在是否立即向三八线以南发动第三次战役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意见。
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认为：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急需休整补充；后勤供应没有保证，大部分部队还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而且越向前进此种情况就越会增加。因此，彭德怀提出第三次战役可考虑放在明年二三月间再打。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非常疲劳，物资装备损耗也大，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此向毛泽东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
然而，毛泽东坚决主张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12月13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彭德怀即与志愿军总部领导共同研究了情况，并决定放弃原定过冬休整的计划，坚决克服连续作战部队异常疲劳、兵员不足及供应不及等困难，发动第三次战役，打过三八线去。彭德怀说：现在既然政治形势要求我们打，既然毛主席下了命令要我们打，而我们现在打起来实际上又有很多困难，所以就一定要慎重，要适可而止。政治上要求我们突破三八线，那么，我们就坚决突破三八线。以后，采取稳进方针。
12月19日彭德怀又致电毛泽东：“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美伪军士气虽较前低落，现在还有26万多兵力。从政治上看，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其阵营是很不利。如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对部队不要太伤元气。我8日给你的电报中提到暂不越‘三八线’作战，以便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得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实际上，在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斯大林与毛泽东早已达成了默契。
12月5日苏联就表示出倾向性意见。在葛罗米柯与中国大使王稼祥会谈时，王稼祥探询苏联方面对于在目前条件下美国人是否会就朝鲜问题同中国和苏联举行谈判的看法，葛罗米柯回答说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局势的建议。接着，王稼祥问起：“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回答：“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王稼祥对此表示同意。尽管王稼祥和葛罗米柯都事先声明这个谈话完全是非正式的，并且只代表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显然经过双方领导人的授意在互相摸底。
就在这一天，缅甸、埃及、印度等11个亚、非国家呼吁中朝军队不要越过三八线，联合国和英、印等国家还不断向中国探询停战条件。
为了掌握主动，并表现出积极性，中国政府拟定了五项条件，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不过，毛泽东没有忘记事先征求苏联的意见，于是周恩来召见罗申，转达了中国政府关于停战谈判的条件，并说：“在有关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送达伍修权之前，中国政府想同苏联政府商量，并请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周恩来还恳切地提出，中国政府希望当天就得到答复。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五项条件，并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停止”。同时，苏联还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为了与中国协调行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同一天做出决议，通知在联合国的代表团，在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中应加上两条，即中国五项条件中的第1条和第3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时停止进攻的意见。显然，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政治”不仅是对英美而言，也考虑到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倾向性意见，正如他在12月29日电报中说的，如果不打这一仗，“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
然而，第三次战役虽然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对于中国志愿军来说已是强弩之末。在战斗中，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而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由于志愿军的困难处境并没有丝毫减少，突破三八线并攻占汉城后，彭德怀于1月8日命令出国连续作战已近三个月的志愿军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毛泽东和斯大林都不是没有军事常识的人，这一次他们支持了彭德怀。
对于志愿军停止继续进攻，朝鲜方面和在华苏联顾问都表示强烈反对。1月9日上午，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作战室，当他得知战役已经结束、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立即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和不理解。他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聂荣臻耐心的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已见。与此同时，彭德怀在前方也遭到朝鲜领导人和苏联大使的反对。苏联新任大使拉祖瓦耶夫(Razuvaev)极力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南进。金日成和朴宪永则要求立即与彭德怀会面，并表现出对志愿军的决定非常不满，他们还直接向毛泽东和斯大林告彭德怀的状。
分歧意见反映到中苏两国最高层，又是通过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协调才化解了这次矛盾。首先，他们都一致赞同和支持彭德怀。斯大林说真理在彭德怀一边，彭德怀是当代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来电建议，为了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中国人民志愿军可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朝鲜人民军继续向南追击。在这种情况下，当金日成再次要求缩短休整时间继续南进时，毛泽东就致电彭德怀指出，人民军可放在汉江以南第一线，而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南进的人民军可由朝鲜政府自己指挥，志愿军则担任三八线以北的守备任务。朝鲜军队当然不会孤军深入，金日成不得不接受彭德怀关于部队休整的主张。此后，1月14日，毛泽东又电示彭德怀和金日成，只有经过2-3个月的休整后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到9月所犯过的错误”。
正是由于中苏领导人的协调，在前线的中朝指挥员之间才消除了分歧，取得了一致意见。
当然，毛泽东和斯大林只是同意暂时休整，而不是主张完全停止进攻，因为他们一致确定的战略目标是把美国军队全部赶出南朝鲜——尽管实现这一目标实际上已是力所不能及了。所以，当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新议案于1951年1月11日提出并于13日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后，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
这个议案共有五个部分：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做出适当安排使朝鲜人民能够选举其政府；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国、美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的新议案使美国政府进退维谷。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而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
与美国政府的处境相反，如果接受这一议案，中国政府则可以左右逢源：恰如陈兼指出的，立刻停火使志愿军可以合法地占据三八线以南已有的地盘，即使停火失败亦可使他们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潜力。然而，毛泽东与斯大林协商的结果是，中国政府1月17日以坚持先撤军后停火为由拒绝了联合国的决议，这不仅使艾奇逊松了一口气，而且也使中国丧失了一次在绝对有利于己的条件下实现停战的机会。
中国拒绝新的停火建议还为敌人的反扑提供了借口。正当中朝部队进行休整时，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立即发动了大规模反攻，中朝联军的处境十分危急。
彭德怀对敌人的反攻并不感到意外，但敌人由溃退到反攻行动如此之快却出乎他的意料。当时中朝高级指挥正在开会，他们对形势进行分析后认为，中朝联军极需休整补充才可再战。经与朝方商议，彭德怀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根据1951年1月11日“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
但毛泽东对形势仍持比较乐观的看法，他于第二天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继续南进：“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在准备此次战役过程中，必须保持仁川、汉江南岸桥头阵地和汉城，还必须诱使敌军主力进入水原-利川地区。战役开始后，北朝鲜和中国军队必须突破敌在原州地区建立的防线，尔后向荣城-安东方向发起进攻”。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15-30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最后，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在高级指挥员会议上做出解释，一定要把这一会议引导到准备第四次战役上来”。同一天，毛泽东将他的决定报告斯大林并询问“这样做从国际形势的角度来看是否合适”，斯大林再次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表示“从国际的观点看，不让敌人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使中朝部队给敌人的进攻部队以重大打击，是完全合适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设想的第四次战役的目标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当战争在三八线附近陷入僵局后，又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协调，促成苏联驻联合国和安理会代表马立克提出了立即停火的主张。
经过彭德怀面见毛泽东力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毛泽东认识到：“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和斯大林于3月初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后取得了一致的认识。
在此后的战斗中，志愿军虽将美军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但牺牲巨大，损失严重。
1951年5月下旬，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对中国在朝鲜的战略进行了一次全面回顾。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概括此次回顾的过程和后果时是这样写的：“第五次战役之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我认为，把敌人赶出朝鲜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也就是恢复战前状态，这样各方面都好接受。”会议确定了这一方针。
6月3日金日成抵达北京，中共中央经与朝鲜方面协商，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正式决定采取在准备长期坚持战争的同时争取和谈结束战争的新的战略方针。
但是，如何贯彻这一方针有一个与苏联协调步骤的问题，于是，毛泽东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
实际上，斯大林在此之前已经开始考虑和谈问题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和副代表察拉普金(Tsarapkin)于5月初便开始与美国方面接触，透露苏联有进行和谈的意愿。5月18日，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应召去华盛顿面见艾奇逊，接受与马立克会谈的任务。6月5日，马立克在与凯南的第二次会谈时表示：“苏联政府希望和平并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越早越好。但是，苏军既没有参加在朝鲜的冲突，苏联政府不认为它能参加关于停火问题的任何讨论。”马立克随后说：倘使凯南先生愿意听听他个人的意见，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和朝鲜与中国就此事进行接触。凯南注意到，马立克在会谈时根本没有提到更为广泛的远东国际事务问题，诸如台湾和对日和约等。显然，这表明苏联已经考虑不以中国在1月份提出的条件为前提进行和谈了，尽管当时美国国务院对莫斯科的用意还捉摸不透。
高岗和金日成与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6月13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斯大林也来电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毛泽东当日给高岗和金日成回电，又提出了一个令斯大林感到棘手的问题：
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志愿军都在采取守势。
最好这样做：
1、等待敌方提出。
2、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
可以同时进行上述两种方法，即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方面，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最好请你们交换意见并同菲利波夫同志共同解决。
3、停战条件：恢复三八线边界；从北朝鲜和南朝鲜划出一条不宽的地带作为中立区。绝不允许中立区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的情况发生。南北朝鲜彼此有所交错。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
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把台湾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为了同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
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做出相应的让步。
尽管马立克曾向美国方面表示苏联不能出面提出和谈问题，但由于美国和中国都不愿主动表示出和谈的意愿，斯大林最后决定还是由苏联提出这一问题。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广播演说，提出交战双方立即停火的建议。经6月2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Kirk)与葛罗米柯会谈后，美国确认马立克的演说代表了苏联政府的观点。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广播电台正式提出停火建议。7月1日，中朝方面对李奇微的建议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漫长而艰苦的“边谈边打”的阶段。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如果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没有如此默契的合作，即如果斯大林坚持苏联不能出面提出和谈问题，战争僵持的局面还会延续下去，而中朝军队面临的局势也会更加困难。
马立克发表演说的第二天，斯大林就致电毛泽东，有意向他表明苏联所采取的是尊重中国意见的合作态度：“您应当从马立克的发言中知道，我们关于提出停战问题的承诺已经兑现。”毛泽东也承认“马立克的讲话保证了我们在进行和平谈判方面的主动权”，同时又提出“如果谈判开始，最好您亲自领导他们，以免出现不利的局面”。后来，虽然斯大林没有直接领导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但从俄国档案文献可以看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电报频繁往来，中朝方面所采取的每项具体措施和确定的每个具体方针都是经过请示斯大林并得到批准的。在这方面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当谈判陷入僵局时，朝鲜方面表示希望做出让步以便迅速达成停战协定，毛泽东则坚持不能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退让，这时斯大林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共同说服了金日成。
到1952年1月底，朝鲜方面已经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后来，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拖延下来。7月14日，金日成又向毛泽东提出应接受美国方面的条件，以便立即实现停战。毛泽东在7月15日的电报中竭力说服金日成，告诉他，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着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并不断蒙受损失，使苏联的建设和世界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发展，“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在表示中国将“竭尽全力保证朝鲜人民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告诉金日成“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国的这一建议和方针“会告诉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金日成在7月16日的回电中虽然表示接受中国的意见，但他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还是坚持：“在开城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开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对此，斯大林表示支持毛泽东，认为中国“在停战谈判中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8月20日斯大林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当周恩来反映中朝之间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存在分歧时，斯大林再次表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当然，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牺牲。但应该向他们讲明白，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毅力，需要耐心。”
总之，从中国出兵朝鲜到斯大林去世，中苏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有关战争的一切重大问题上一直保持着协调的步骤和统一的立场。
1953年3月，在朝鲜战争的军事冲突和停战谈判都处于僵局的时候斯大林去世了。
如果说决定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是斯大林一生中做出的对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最后一次决策，那么派遣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则是毛泽东在创立新中国后做出的对共和国未来命运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一次决策。他们之间的这次合作为中苏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的威望，以及斯大林成熟的外交手段，这一切迫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的交往中处于一种被动的和服从的地位。而这就构成了隐含在中苏同盟关系之中的一种分裂因素，特别是从毛泽东的个性来看，这种状况只能是暂时存在的，一旦情况发生变化，毛泽东势必会将对斯大林的怨气发泄到苏联未来新领导人的身上。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新领导人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趋向让步和缓和的方针占了上风。尽管毛泽东对此可能仍然坚持强硬立场，但他还是听从了苏联的意见。
步履维艰的板门店谈判终于有了结果。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了，中苏同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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