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的几个月，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1月19日，即斯大林同意与中国签订一个新条约之后，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报告，1月17日朝鲜外务省为欢送朝鲜大使李周渊(LeeJooyon)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职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午宴，宴会结束后，金日成激动地对苏联大使馆参赞伊格纳季耶夫(Ignatiev)和佩利申科(Pelishenko)谈到：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他说：“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游击队不能解决问题。南方人民知道我们有一支优秀的部队。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又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同志对他说不必进攻南方，在李承晚的军队进攻北方的情况下可以对南朝鲜进行反击。但是李承晚一直没有发动进攻，这就意味着祖国南部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正在被拖延下来，他认为需要再次会见斯大林，并就人民军为解放南朝鲜人民而采取进攻行动的问题得到指示和批准。担心再次受到莫斯科的训斥，伊格纳季耶夫和佩利申科回避了这些问题。于是，金日成找到什特科夫大使，向他提出希望“同斯大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因为“现在人民军比李承晚军强大得多”。金日成又说，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会面，那么，他想去会见毛泽东。金日成甚至质问什特科夫“为什么不许可他进攻瓮津半岛，本来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可以拿下瓮津半岛，如果人民军发动一场全面进攻，就可以在几天之内进入汉城”。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汇报说，金日成是借着醉意说这些话的，但“他说这些话不是偶然的，而是预先想好的，目的是要表达他的想法，试探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谈话中，什特科夫仍然坚持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9月24日会议的精神答复金日成。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在听到这次汇报后却改变了态度。1月30日，即斯大林被迫接受了中国方面关于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协定的草案后，斯大林在朝鲜问题上采取了新的立场。他亲自回电说：
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好，不能冒太大的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
在迄今看到的档案材料中，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表明他同意为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开放绿灯，因此，这个文件可以证明苏联在1950年初已经开始改变以往对朝鲜的政策了。此后，事情便按照斯大林改变了的方针顺利地发展下去。
对于斯大林的答复金日成非常激动，表示将立即准备访问莫斯科。金日成还提出再组建3个步兵师，以便把军队总数增加到10个师，并要求把苏联政府将于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50年，为计划组建的3个步兵师购买苏联装备。对此，莫斯科立即答复完全满足金日成的要求，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同时，为了加强朝鲜人民军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莫斯科还任命瓦西里耶夫(Vasiliyev)中将为朝鲜人民军军事总顾问——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这一职务是由苏联大使兼任的。
3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了给人民军补足装备，请苏联政府于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苏联政府的申请单向朝鲜提供1.2-1.3亿卢布的军事技术装备”，朝鲜则相应地保证向苏联提供价值1.33亿卢布的黄金、白银和钼精矿。3月18日，斯大林回电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这一请求。
3月20日，金日成要求于4月初对莫斯科进行非正式访问，并提出将与斯大林讨论“国家南北统一的途径和方法”及“经济发展远景”等问题。得到莫斯科的同意后，3月24日什特科夫报告，他已经为金日成的莫斯科之行做好了具体安排。3月29日维辛斯基报告斯大林，“金日成和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将于3月30日离开平壤前往莫斯科，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将军随同来访，他们将于4月8日到达莫斯科。”
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文献，出现在研究论著中的说法引用的都是当事人的回忆。但是，1966年8月9日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Brezhnev)等领导人提交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承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因此，完全可以断定，斯大林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决定是在1950年1月做出，而在4月最终确定的。
那么，在这短短的1个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
这一时期在亚洲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及经过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而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形成了中苏同盟的态势。然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斯大林改变朝鲜半岛和远东政策所发生的作用，并不完全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苏联感到其在远东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从而有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抗衡并战而胜之的把握。相反，恰恰是因为中国政权的更迭和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将受到威胁或者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继续存在。对于莫斯科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扩大了苏联在亚洲的安全防御地带——这无疑会巩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权益，另一面则是这个邻国一旦强大起来就可能对苏联的安全和利益造成“威胁”。同样，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对莫斯科也有双重效应：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固然加强了苏联在亚洲的政治实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让出他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经济权益。所以，似乎可以判定，在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动机中，考虑到维护和保证苏联在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权益，才是问题的关键。
如上所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斯大林是被迫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而这就意味着苏联在可以预见的短短两三年内将失去其通过雅尔塔协定和旧中苏条约获得的在远东的主要权益，因此，如果斯大林要维护苏联战后设定的远东战略目标，就必须在中国领土之外另有所图，以弥补由于中苏新条约的签订而在远东失去的权益。于是，莫斯科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改变就应运而生了。
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无疑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而早在1949年3月，为了建立苏联与朝鲜之间直接的铁路联系，斯大林与金日成便商定修建一条连接阿吾地(朝鲜)和克拉斯基诺(苏联)的铁路线。这样，尽管与长春铁路相比运输线延长了一些，但苏联铁路毕竟可以直接通到位于三八线以南的两个太平洋出海口。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当然，这里说斯大林在此时想到了朝鲜问题完全是一种推断，不过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早在战后初期苏联就已经注意到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对于保障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重要性。1945年6月29日，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的报告就指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深远意义：“俄国反对日本经过朝鲜向亚洲大陆的扩张的斗争从历史上讲是正义的行动”；“日本必须被永远地赶出朝鲜，因为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将会对苏联的远东地区造成经常性的威胁”；“朝鲜的独立必须足以有效地防止朝鲜变为未来侵略苏联的基地，不管这种侵略来自日本还是任何试图在远东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其他国家”。这个报告非常清楚地说明，尽管当时苏联并没有提出单独控制朝鲜半岛，而且仍然是把日本视为主要威胁，但苏联政府极其重视大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角逐，特别是要防止把朝鲜作为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
苏联尤其重视朝鲜半岛南部的几个战略要地，并且把这些战略要地与中国的旅顺港联系在一起。俄国外交部档案中一份1945年9月的题为《关于前日本殖民地和托管地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提出：
(1)苏军占领三八线以北朝鲜地区的时间必须与美军占领朝鲜其余的地区的时间相同。坚持将济洲半岛置于中国人控制的区域里是合乎需要的，这可以促使中国人对加强旅顺港的苏中海军基地的战略地位感兴趣。假设两年后占领制度结束，朝鲜必将成为四国的托管地，其中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洲岛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军事指挥官手里。坚持这些战略地区分配给苏联，我们就能利用美国想要获得太平洋上的战略地区的愿望，对美国的地位造成压力。如果关于把朝鲜的这些战略地区给予苏联的建议遭到反对，那可以提议苏联和中国共同控制这些战略地区。在确定日本和朝鲜的未来边界时，必须提议将对马岛划归朝鲜，理由是从历史上看，对马岛一直是日本侵略大陆国家尤其是朝鲜的基地。
(2)必须支持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3)待占领时期结束后，(必须)提议由四国实施对琉球群岛的共同国际托管，或者由中国单独托管。显然，美国想要在琉球群岛建立其军事基地。
(4)在占领期结束后，(必须)提议对小笠原群岛、硫磺列岛、马里亚纳群岛、卡罗来纳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实施国际托管制度。可以支持美国对一些战略地区的要求，条件是美国同意苏联关于朝鲜问题的建议。
1945年9月的另一份报告也提出，在缔结四大国对朝鲜实行托管条件的协定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82款的规定，釜山、济洲岛和仁川必须规定为进行分配的战略地区。这些地区对于确保苏联与中华民国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的可靠的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按照联合国宪章条款的规定，它们必须处于由苏联政府实施的特殊的军事控制之下。
由此可见，在苏联战后远东政策的考虑中，朝鲜半岛本来就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只是因为当时通过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已经基本实现了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在朝鲜半岛，美国与苏联则已有以三八线划界的约定，后来当美苏发生对抗时，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欧洲，所以，苏联在朝鲜问题上虽然早在1947年已经与美国分道扬镳，但也还是放弃了对朝鲜南部战略目标的要求，而满足于控制北朝鲜，使其成为苏联远东地区的一道安全屏障。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样自然可以保证苏联在东北亚的既得利益，而没有必要在朝鲜再引发一场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危机。但是到1950年初与毛泽东谈判后，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既得利益行将失去，于是，对朝鲜半岛战略目标的控制当然就提到了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上。
这里还应该指出，在对外政策中使用“交换”势力范围的手法在俄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沙皇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便调整其远东政策，策划外蒙古地区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推行了一个“用朝鲜‘交换’蒙古”的计划。斯大林利用与西方交换势力范围或被占领国领土来保证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做法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的，这一点，斯大林不仅在欧洲——例如希腊问题上——有所表现，而且就在远东的朝鲜半岛也进行过尝试。如前所述，在划分三八线的问题上，斯大林就试图以美国对朝鲜半岛南部领土的占领来交换苏联对三八线以北日本本土部分领土的占领。尽管由于美国的强硬立场苏联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斯大林以交换势力范围来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手段和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作为世界革命的领袖，斯大林还可能考虑到他的声誉。莫斯科不能一再地阻止亚洲国家的革命要求，特别是在事实证明苏联在中国革命的问题犯有错误之后，斯大林显然不想在朝鲜革命的问题上再遭到非议。
不过，斯大林更是一个大俄罗斯主义者，与国家利益相比，对个人声誉的考虑应该是第二位的。所以说，正是出于维护苏联在远东战略利益的动机，斯大林才确定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政策。当然，要实施这一政策，还有另外一些不可忽视的保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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