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在国民党军重兵进逼下迫不得以的行动。“左”倾领导者选择的突围方向是向中央根据地西南，沿着赣粤湘佳边界的五岭山脉前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中央红军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本来，可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出敌不意，集中优势兵力，打几个好歼灭战，扭转被动挨打局面，打开新的局面。但是，“左”倾领导者不懂得军事辨证法，他们习惯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奉行的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他们想的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台后，放下行装，再举反攻，消灭敌人。
但这一意图已被蒋介石洞悉。
1934年9月20我中央红军出征前，蒋介石就曾致电其北路“围剿”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通报“长汀之匪主力，企图突围西窜”。①他命令薛岳作好围堵准备。蒋介石调薛岳、周浑元两路军追击，又急令广东军阀陈济棠、湖南军阀何键、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立即调集部队，全力进行堵截。蒋介石在红军的进军路上，一共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布下四十万大军，采取围追堵截的战术，企图彻底消灭中央红军。
鉴于这种形势，在红军出发前，毛泽东又一次提出：红军主力应取高排、渡濂江，经龙布西北直下南康、崇义、麟潭，越过湘赣边的诸广山，进入湖南。再攻资义、耒阳，越过粤汉路到有工人运动基础的水口山休整和补充兵源。但这个正确建议，没有被采纳。主力红军继续按原部署被引向蒋介石重兵把守的埋伏圈。
不仅如此，“左”倾领导者没有把转移作为一次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以打破敌人“围剿”的战略行动，而是实行了一次“大搬家”。他们组织了十分宠大的中央纵队和后方机关，人数一万多人，一千多付担子。各军团也是机构臃肿，非战斗人员众多。还携带了大批轻重，包括需要几十人抬的笨重机器，如制造机械、印刷钞票和宣传品的机器、野战医院的X光机等坛坛罐罐都统统被带上了。行军时，以三军团和八军团为右翼，一军团和九军团为左翼，五军团殿后，从两翼和后面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的作用。这不是一支准备打仗的队伍，而是镖局的保“镖”队伍。这样的军事部署，把自己的手脚完全束缚起来了。根本谈不上机动灵活地开展运动战，只能是被动挨打的掩护战。起初，为了隐蔽，避免敌机轰炸，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夜行军，二是爬大山。连同挑夫，近十万人的队伍，沿着五岭山脉的羊肠小道艰难地行进，拥挤不堪。平均每天只走三、四十里路，有时一夜才翻一个山头，一天才走十几里，或二、三十里。这种速度怎么可以摆脱拥有现代武器装备之敌军的围追堵截呢？
脱离了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在“左”倾领导的瞎指挥下，面临着更危险的境地。毛泽东没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他不顾一次次建议被拒绝，仍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懈努力，想方设法减轻“左”倾错误路线给红军造成的损失。
①胡羽高：《共匪西窜记》
他虽然被排挤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不能参加重大问题的讨论、决策，但他时刻关心长征的每一步发展。尽管他大病初愈，身体仍很虚弱，时常不得不在担架上行军，但他每到宿营地，仍象指挥千军万马的指挥员，在他的办公桌上摆上马灯、公文包，打开军用地图，没有任何人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他却自觉地在为全军的安危、长征的胜利操心。他以深邃的战略眼光，敏锐地洞察长征中各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他实践着他的名言：“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①
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一版第160、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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