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起义动机而言,二位马爷可以说与杜文秀有着本质的区别,杜文秀是真想建立新秩序救民于水火,自己也顺便过一把总书记的瘾;而二马的肚子里盘算的却是把队伍搞大把声势做足,之后等着朝廷招安,这就如同现代社会某些投机者成立公司,为的并不是什么事业梦想之类的 目标,而是花大钱打广告造出声势之后融资上市,最后坐等收购套现的道理是一样的,你要是指望走正规途径,靠参军入伍杀敌立功一步步地往上爬,倘若朝中无人,没准爬死也就混个把头①,但如果忽悠点儿杂牌军起个义造个反等朝廷来招安的话,招过去直接就是省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绝对的一步登天,当官速度堪比长二捆②,比混基层快了可远不止一个数量级,有鉴于此,二马对杜文秀提出的投靠太平天国的想法一直不置可否,一直保留“只图报复、不敢为逆”的主张,为的就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眼下在云南这点小打小闹至多算是人民内部矛盾,但若真跟太平天国扯上关系,那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全民公敌了。
事实证明,此二人的投机主义路线虽说龌龊,但却保全了两人的高官厚禄和起义军的有生力量。就在杜文秀宣布归顺太平天国之后没几年,二位马爷便集体借着打昆明的机会归顺了朝廷,与杜文秀的关系亦由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变成了水火不容的阶级敌人,而杜文秀既已宣布归顺太平天国,便再无回头路可走,虽说明知南京那边的正版太平天国已经散伙,自己却也只能以太平军分舵的身份硬着头皮生扛下去。
“其实,同治二年那阵子,朝廷也曾派马如龙去劝降杜文秀,但碰巧此时石达开投降后又遭凌迟的消息传到云南,让杜文秀不得不对朝廷招安的动机产生怀疑……”童国虎道,“马如龙以自己的高官厚禄为榜样,劝说杜文秀归顺朝廷,但听说石达开归降后仍遭凌迟灭族之刑,杜文秀便觉得只要与太平天国扯上关系,便铁定会被朝廷秋后算账,所以便拒绝了招安,决心继续抵抗……”
有道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清朝就算再怎么积贫积弱,毕竟也攒了二百多年的家底,倘若把这点家底一下子都抖落出来,换谁都够喝一壶的,太平天国都铲平了,难道还铲不平你个小小的杜文秀?
清同治八年(1869年),杜文秀的精锐部队在东征昆明的战役中损失殆尽,清军乘机反扑围困了大理,为避免清军屠城重演天京惨剧,杜丈秀最终决定服毒后出城受降,果不其然被斩首示众,轰轰烈烈的云南民族起义由此宣告失败,可以说,就杜文秀最后的表现而言,着实比太平天国那群二货们爷们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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