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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三部曲》:山河入梦第七部分

  白小虎也笑了起来。他见谭功达洗完了脸,赶紧从口袋中掏出一个雅致的白瓷小瓶,递给谭功达,谭功达看了看,用手一挡:“雪花膏?我不用这个。”

  用过早餐,谭功达忽然来了兴致,对白小虎道:“我这就去见识见识你的新集市,怎么样?”

  白小虎连声说好。自己在前面带路,乡干部簇拥在后,一行人走到院外,穿过那条阴暗的巷道,鱼贯而去。出了巷子,外面就是一大片水塘,岸边栽种着菖蒲和茭白。池塘中间有一座大坟,坟包上长满了茂密的芦苇。集市沿塘而设,一直延伸到祠堂边的打谷场上,万头攒动,场面盛大。数不清的铁器、竹器、木器和各色农具沿路排开。祠堂边还搭有一个戏台,宣传队的演员们正在表演三句半,引得围观的人群不时发出哄笑。孩子们都爬在树上,连围墙上都站满了人。集市虽然热闹,却丝毫不见纷乱,乡里组织的民兵佩戴臂章,正在巡逻。

  开始的时候白小虎还紧紧地跟着谭功达,碰到县长没见过的东西,他就逐一介绍:连枷、牛轭、空竹、会叫的风筝、鞋楦子……谭功达连连点头。一见到故乡的这些物件,谭功达心里还是觉得挺亲切的,可是不一会儿,他们俩就被人群冲散了。谭功达看见高麻子正在一个卖泥人的摊头前向他招手,就挤了过去。

  “这个泥人挺好玩的,你要不要给小娴买一个?”高麻子道。

  “她是本地人,从小见惯了这些玩意儿,哪里会稀罕!”谭功达把小泥人拿在手中,看了看,又放了回去。

  “管她见过没见过!你给她买了,也是你的一点意思。她见了保准眉开眼笑。”高麻子说。

  经不住高麻子再三撺掇,谭功达问了问价钱,就给小娴买了一个。高麻子抢先替他付了钱,两人正要走,谭功达忽然又踅了回去。他在泥人摊上又挑了个一模一样的买了。

  高麻子笑道:“若是买两个,须是不一样的才好。”

  谭功达道:“这一个,送给姚秘书。她是

  上海人,没见过乡下这些土玩意儿。”高麻子抿嘴一笑,正要说什么,只见白小虎已经到了跟前,就没再言语。

  逛完了集市,谭功达就召集乡村各级干部开了个会。高麻子虽是外乡人,也被邀列席。会议开到一半,孙长虹来了。虽说是已经过了清明,可孙长虹还是披着一件破旧棉袄,脸色蜡黄,看来果然病得不轻。散了会,谭功达将孙长虹单独留下来谈话。谭功达问他昨晚怎么不来,孙长虹两眼一翻,拢了拢袖子,恶声恶气地道:“我倒是眼巴巴的想来给县长大人接风,可人家不让啊!”

  “谁不让你来?”

  孙长虹将脖子一梗,没再说话。

  这时,一个乡干部凑到谭功达耳畔,低声道:“孙长虹生的是肝病,腹水得厉害,传染性极强。”

  谭功达转过身去,对孙长虹道:“你们乡,有一个名叫张金芳的,你认不认得?”

  “怎么不认得?”孙长虹道,“她是我的外甥媳妇,住在水库附近的兴隆村。”

  “她三天两头到县上来胡闹,搅得信访办鸡飞狗跳,影响极坏。你们既然是亲戚关系,见到她好好跟她说说。”

  “说个屁,”孙长虹大嘴一咧,直着脖子嚷道:“脚长在她身上,她爱去哪儿去哪儿,犯不着我来管这鸡巴事。”说完将他那破棉袄掖了掖,转过身去,径自走了。

  谭功达气得面皮紫涨,半天说不出话来。白小虎见孙长虹当面顶撞,弄得县长下不来台,便笑着安慰谭功达道:“反正他已经是一个快死的人了,县长犯不着跟他计较。”

  可一听他这么说,谭功达又隐隐觉得有些刺心,不禁抬起头来,重新把白小虎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吃过中饭,谭功达和高麻子告辞回普济。白小虎领着一帮人,一直将他们送到村头的大柳树下,这才握手道别。

  在返回普济的路上,高麻子一个人倒剪着双手,在麦陇中走得飞快。谭功达常年不走村路,加上昨晚醉了酒,身上有些倦怠渐渐的就有些撵不上他了。走了不到两华里,早已累得大气直喘。高麻子已经走到了一条湍急的溪流边,水上有一座小木桥,他在桥上回过头来对谭功达说:“功达,我看你真的是变了。成天坐办公室,走个几步路,都累成这样。”

  谭功达喘着气,骂道:“歇会再走,好不好?干嘛那么着急?是你们家的房子失了火还是怎的?”

  清澈的溪水淙淙地流淌。成群的江鸥在桑林上空盘旋。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养蜂人头戴面罩,正在帐篷前摆弄蜂箱。在他身后是大片起伏的坡地,开满了紫红色的小花。谭功达一屁股在溪边的茅草地上坐下,高麻子递给他一支烟。谭功达因见坡地上大片的红花,被阳光照得仿佛烧起来一般,便问道:

  “那是什么花?”

  “翘摇。”高麻子也找了个地方坐下,回答道:“又叫紫云英,我们当地人都叫它红花草。”

  “我以前怎么从来没见过?”

  “这并不奇怪,”高麻子解释说,“五四年春上,鹤壁地委组织我们去花家舍参观,我见他们那儿漫山遍野都是这玩意儿,就向当地的老农讨了些种籽带回来。当时我也是看着这花惹人怜爱,带回来种着玩的,没想到它却救了一村人的性命。”

  “这紫云英难道也可以入药?”

  “入药?”高麻子白了谭功达一眼,“你作为一县之长,怎么倒像个武陵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知道这些年,梅城一县,饿死多少人?鹤壁一市五县,又饿死多少人?普济乡倒是没死人,可全靠这紫云英救的命。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后怕。你可别小看这小花小草,生命力极强。播下种子,雨水一淋,十天半个月就开花了。河边、田埂上、山坡上,哪儿都能长,刀割一茬,没几天又窜杆开花了。这玩意儿,猪能吃,牛能吃,人也能吃,而且味道还不错呢。我去年腌了两坛子,还没吃完呢,待会到了家,让你嫂子弄一点来下酒如何?”

  “那最好。”谭功达道。

  论年龄,高麻子比谭功达还要年长一岁。当年他在普济读过几年私塾,一直在新四军军部做文书。皖南事变之后,他的部队被打散了,就连夜赶到苏北,找到了谭功达,在他手下做了一名参谋。到了四八年,江南新四军改编时,他已经是团长了。刚一解放,高麻子要学那曾文正公功成身退,归隐田园,“百战归来再读书”,地委行署的聂凤至要调他到县里给谭功达做副手,他一口拒绝。回到普济之后,就与当地的一个农妇结了婚,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后来经不住谭功达软磨硬泡,才答应出来做了个乡长。

  说起县上的事,谭功达一肚子苦水,不知从哪儿倒起。好端端的一件事,一旦到了自己手上,立刻就成了烂泥一团,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他刚刚诉了几句苦,高麻子就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我替你想想,倒真是够呛,别的不说,光就你身边那几个精明人,你恐怕就对付不了。白庭禹的手伸得太长;你亲自提拔的那一个呢,恐怕也靠不住。”

  谭功达知道他说的“那一个”指的是谁,心里闷闷的。

  “再说了,天上风云不测。”高麻子接着道,“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有人要学朱元璋,有人要做李自成。你在底下当个芝麻绿豆官,滋味肯定不好受。”

  谭功达听他话中有话,不禁吃了一惊,朝四下里看了看,虽说不见人影,还是压低了声音,问道:“李自成怎样?朱元璋又怎样?”

  高麻子将手里的烟蒂捏了捏,续上一支,道:“这李自成就不用说了,当年后金的大军逼近北京,大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李闯王仓猝在陕西米脂起兵,在崇祯帝的后脊梁上狠狠扎下一刀。你说他是为什么,难道是为了救大明吗?虽说攻下了西安城,他不是立刻就改西安为长安,做起那大顺帝来了吗?再说他手下那一帮人物,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出生入死,还不是图个加官进爵,封妻荫子?可一旦分封既定,夙愿已足,却偏偏有人要给他来个托洛斯基式的‘不断革命’,你说这伙人受得了吗?这一流的人物,史不绝书,大多目光短浅,并无明确的政治目标,区区一个书生李岩,又能顶个什么用!

  “可朱元璋就不一样了,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个口号中,他的志向可见一斑,一旦做了皇帝,河清海晏,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眼光、胸怀又未免过于远大了些。他要那天下江山,千秋万代都姓了朱,永不变色。手底下的那二十四员悍将,没有一个看得顺眼。胡惟庸是怎么死的?李善长又是怎么死的?洪武帝为何又废除宰相一职?修竣法,严吏治,天下山河都入梦中……哎,我说的这些话,你可听得懂?

  “不过,最可笑的,这世上还有一类人。本是苦出身,却不思饮食布帛,反求海市蜃景。又是修大坝,又是挖运河,建沼气,也做起那天下大同的桃花梦来。”

  高麻子前面说了这一大段,絮絮叨叨,谭功达听得似懂非懂,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心思。可到了后来,谭功达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你这家伙,原来是变着法儿骂人哪。”

  高麻子从地上站了起来,拍拍屁股:“随便说说,不足为训。”

  谭功达虽然意犹未尽,也只得把手中的烟头在地上掐灭,站起身来。两人过了木桥,沿着桑林中的一条羊肠小径,朝普济走去。

  一路上,谭功达旧事重提,问高麻子愿不愿意来县里工作:“你可以屈尊先做一年的民政科长,过度一下。来年再进入县委常委的班子。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地委的聂书记也多次这么建议过。”

  高麻子小心地替谭功达拨开纷披的桑枝,没有理会他刚才的话,只是道:“老虎的身体也不好,身上有旧伤,又有哮喘病,嘴里的牙齿都让大夫给拔光了。去年春节我专门到鹤壁去看过他。他的记性也大不如从前了,人也有些颓唐。只要他在位子上待一天,你还可以放心做你的县长,可俗话说得好,荷尽已无擎雨盖,他那边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以后的情形就不好说了。凡事都要有个长远考虑。”

  谭功达抢过话来,再次劝道:“就因为这样,我才想着调你上来,给我搭把手。”

  高麻子忽然站住了,转过身来,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谭功达,半天才说:“我还不是为你好吗?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万一你在县里出了什么事,我这里好歹还有你的一个容身之处。普济是咱们的根据地,大后方不能轻易丢掉。”这话一出口,两个人都有些伤感,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低着头出了桑林,一路无话。

  快到村头的时候,高麻子也许觉得气氛过于压抑,便拍了拍谭功达的肩,笑道:“你的那个从上海来的秘书,她叫什么来着?”

  “姚佩佩。”

  “对对对,姚佩佩,”高麻子道,“这个姚佩佩,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我怎么觉得,这孩子,对你倒是一往情深呢。”

  谭功达一愣,急道:“你不要瞎说,不要瞎说,哪有这事?”

  “怎么是瞎说?”高麻子不依不饶,“那天中午你们刚到的时候,在酒桌上,我提起白小娴,你瞧瞧她那反应!虽然善于掩饰,可在我的眼中,她倒是一览无余。”

  “人家哪有这意思,你不要胡说。”谭功达虽然假作恼怒,可咧开的嘴却怎么也合不拢。

  “万无一失。”高麻子道,“我没别的本事,可是看人还是有一套的。论长相,她倒是一点也不比白小娴差,若说聪慧灵秀之气,更是小娴不及。要是在旧社会,我就要劝你两个人一起收了。”说完高麻子哈哈大笑。

  “什么乱七八糟的!”谭功达笑道,“我跟你说正经事,你就不搭茬,说起这些没边的事来,倒是浑身是劲,我哪有心思跟你开玩笑!”

  “放着这么一个花容月貌的妙人在身边,整天在一个办公室同进同出,你敢说你就没动过半点心思?你若对她没有一点心思,怎么会好端端得记得在集市上买个泥人送给她?鬼才相信呢!只怕是妖桃秾李,一时难以取舍吧。功达兄,我们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说说怕什么呀,我又没逼着你去娶她。”

  一番话,说得谭功达心里七上八下,满腔的熔岩铁水似乎就要喷薄而出。

  7

  姚佩佩回到梅城,在家里歇了两天。第三天一早,因在家中实在无聊,又懒懒地到县里去上班。县里的干部们下乡去还没回来,整座办公楼仍然空空荡荡。姚佩佩到四楼杨福妹的办公桌前晃了一晃,好让对方知道她来上班了。随后,她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闷坐了一个上午,又觉得百无聊赖,心中不免有些后悔,不该一个人赌傻气跑回梅城来。谭功达从夏庄回来,一见自己不在,心里会怎么想?人家好端端的,没招你,没惹你,你赌什么气呢?自己这一走,倒是很容易让对方看穿自己心里藏着的那点阴暗的东西,说不定还会一个人偷偷地发笑,笑完了之后还会把它告诉白小娴。一想到谭功达和白小娴拍拍打打地取笑自己的样子,佩佩不觉又怒火中烧。真是神经病!这么瞎折腾,何苦呢?

  她忽然想到自己好长时间没有见到羊杂碎了,不知道她最近怎么样了,便锁上房门,到了楼下,沿着空无一人的楼道,朝多种经营办公室走去。

  隔着玻璃窗,姚秘书看见一个肥胖的中年妇女手里捏着一把塑料尺子,正趴在桌上画图。汤碧云曾对自己报怨说,她的胖领导怎么看都像一只蛤蟆。姚佩佩细细一打量,还真有点像。而且这女人嘴角长着一圈又黑又密的汗毛,怪不得羊杂碎成天背地里叫她小胡子。她的确是太胖了,一说话,嘴里就泛出蜂鸣声,要是冷不防咳嗽一下,一身的白肉就会剧烈地颤抖起来,经久不息。小胡子常常去佩佩的办公室,给县长送材料和各种报表,对佩佩倒也挺客气。

  她告诉姚佩佩,汤碧云已经一个多月没来上班了。既没请过假,也没有提交什么辞职报告,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还专门派人去汤碧云家走访过一次,也没见到她本人:“她家里人叽里咕噜的跟我们派去的同志胡乱比划了一通,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假如到了本月底,她如果还不回县里来上班,按规定一定要被除名。到那时,我们也帮不上她什么忙。”

  小胡子嗓门很大,脸上有几分凶悍,但说起话来倒也通情达理,并不像汤碧云描述的那样蛮横。姚佩佩问她能不能抄一下汤碧云家的地址,小胡子就从满桌的图纸底下翻出一个通讯簿来,随手扯下一页日历,在反面写了一个地址,递给她,又说:“你要是没什么事,就坐下来喝杯茶,我这里有上好的梅家坞龙井。”

  姚佩佩见对方已经拉开了抽屉,取出了茶叶罐子,只得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那茶泡出来,泛出焦叶粗梗,色泽像酱油汤一般浑浊,尝了一口,又苦又涩。这哪是什么梅家坞龙井,分明是陈年的树叶子!可嘴里仍不住的道:“好茶好茶。我这辈子还没喝过这么好的茶呢。”说得小胡子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面色也变得慈祥起来。她把手里的那个茶叶罐子往佩佩的手里一塞,道:“你要喜欢喝,就拿回去吧。我平常不怎么喝茶。这么好的东西,搁在我这儿倒是可惜了。”姚佩佩推让了半天,拗不过她,只得收了,一迭声地道了谢,告辞而去。

  汤碧云的家住在城南下河沿的乱葬岗一带。过去一直是处决犯人的法场,最近县政府正打算在那儿修建一座火葬场和一个看守所。长江屡经改道,形成了一堎堎的沙丘,河汊密布,杂树阴森。姚佩佩按着信封上的地址,很快在一个大水闸的边上找到了汤碧云的家。

  一进屋,姚佩佩就闻到了一股新鲜的竹香。早听碧云说她父亲是个篾匠,手比女人还巧。她曾送给佩佩一只精致的蝈蝈笼子。屋子里光线阴暗,墙边堆满了竹器,篮子、筛子、匾子、笼屉,什么都有。一个五十上下的男人,腰间围着一块白布围裙,手执一把竹刀,赤着双脚,正蹲在地上破篾编席子呢。一根长长的青竹到了他的手里就像变戏法似的,不一会儿就变出了无数条细匀柔软的篾条来。他的十个手指上都缠着橡皮膏,连看都不看佩佩一眼,仿佛没有注意到她从外面进来。姚佩佩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想了半天,竟然叫他“汤碧云的爸爸”,连自己都觉得不伦不类。她说是来找碧云的,那男人头也不抬,半天才说:“她不在家。”

  佩佩又问他:“碧云究竟出了什么事?怎么一个多月不去单位上班?”

  “她不在家。”还是这句话。

  随后,他从地上爬起来,拿着那把竹刀,拖上鞋,揭开门帘进里屋去了。不一会儿,就从里面传来了唰唰的磨刀声。

  姚佩佩从碧云家出来,沿着河岸往前走了很长一段路,忽听得背后有人在叫她“宝宝”。她回过头,看见碧云的父亲正在门口向她招手呢。佩佩赶紧返身往回走,那男人领着她进了屋,踮着脚,绕开地上的那张快要编好的竹席,走进里屋。那男人什么话也没说,指了指墙边搁着的一张梯子,然后带上门出去了。

  原来上面还有一层木板搭成的阁楼!姚佩佩顺着窄窄的木梯往上爬,很快就看见楼板上搁着一架纺车,墙洞里点着一盏美孚灯。汤碧云身上裹着一条薄被,头上扎着一块白布,正半靠在墙边,冲着她笑。

  “该死的羊杂碎,你搞什么鬼!”姚佩佩骂道。话没说完,就“哎哟”一声,脑袋早已重重地撞在了房顶的梁上。

  汤碧云连喊“小心”,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汤碧云往里挪了挪身子,让佩佩和自己并排坐下来。她撸起佩佩的头发凑在灯前看了看,笑道:“还好,没给撞破。”

  佩佩余怒未消,一把将她推开,叫道:“你发什么神经?这么长时间不去上班,一个人躲在阁上,坐月子呢?”

  汤碧云只是笑。她从枕头边摸出一只桔子来,剥去皮,递给姚佩佩。佩佩一扭身,不去搭理她,嘴里道:“我再也不理你了,刚才我在外面盘问了你爹好半天,你在阁楼上怎么会听不见?你爹也是爱搭理不爱搭理的,害得我差一点白跑一趟。”

  “我爹这个人,脾气怪得很,你别见怪,他是谁都不理的。就是我,要跟他正经说句话,也不太容易。”

  “你爸爸老家是不是在洲上?”

  “你怎么知道?”

  “他刚才叫我宝宝。”

  “那地方人就是见到毛主席,也是要叫他宝宝的。”

  汤碧云说,她父亲十多岁就从洲上出来,在梅城开了一家竹器店,可49年一解放,竹器店就关门了,这些年就连摆个小摊政府也不允许,她父亲只好偷偷地在家里编些篮、筛、笼、匾,每逢江北集市的时候,天不亮就挑出去卖。有时碰到县里的巡防大队,就把他的竹器担子整个抛到江中……

  “哎,你先别扯那么远。这么长时间你窝在家里,到底在搞什么鬼名堂?”姚佩佩不知不觉已经把那只桔子拿在手中,掰下一片放在嘴里。

  “刚才你不都说了吗?”汤碧云道,“坐月子呗。”

  “你别跟我胡说八道了,你病了吗?生的是什么病?”

  “我没病,”汤碧云仍然嘻嘻哈哈的:“不骗你,我真的有孩子了。”

  姚佩佩转过身去,吃惊地睁大了眼睛。起初还以为她在逗自己开心,因为碧云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可碧云笑着笑着脸色就变了,眼泪止不住地从脸上滚落下来,似乎不像是在说谎。姚佩佩的心不由得往下一沉,吓了一大跳。

  “怎么搞的?你在说什么呀?你,你有男人了吗?孩子呢?你,遇到了坏人?”佩佩紧紧地拽住碧云的一只胳膊,着急地问道。

  汤碧云半天不吭气,一个人静静地流着眼泪。过了很久才囔着鼻子道:“你这个人呀,我最烦了。什么事情都要问!刚才我听见你在隔壁跟我爹说话,心里就犹豫着要不要喊你一声。可咱俩一见面,你免不了要刨根问底,问这问那。我只得把心硬了硬,没作声,可等到你出去了,心里又想着跟你见一面,就让我爹追出去,把你叫回来。”说着把姚佩佩抱着的那只手抽了出来,翻了一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无声地哭泣。

  佩佩这时也没了主意,也不敢追着问她,只得伏在她身上,陪着她一块流泪:“我这么急着来找你,也不为别的,你们主任说,到月底再不去县里上班,他们就要给你除名了。”

  “不要紧,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早就去上班。”汤碧云说,“我们两个人姐妹一场,贴心贴肺的,按理说我有个什么事,也不该瞒着你,可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你,保证吓你一跟头。你这个人比不得我,没事的时候就疑神疑鬼的,白白的让你跟着担心,何苦来呢。”

  正在这时,忽听得楼下有女人说话的声音,听上去也是洲上口音。汤碧云起身理了理额角的头发,对佩佩道:“没关系,是我娘回来了。刚才我让她去供销社替我买纸去了。”

  “什么纸?”

  “我下面还有点淋漓不断,要垫纸。不过今天已经好多了。”

  不一会的工夫,碧云的娘端着一碗红枣汤,到阁楼上来了。她微笑地望着佩佩,将碗递到佩佩的手中,红枣里还有一只剥好的鸡蛋。姚佩佩推托了半天,最后又把碗递给汤碧云。

  “这是我娘特意给你做的,你就吃了吧,我这段时间,闻到枣汤的味儿就忍不住要呕吐。”

  佩佩只喝了两口汤,就把碗搁下了,对汤碧云说:“时候不早了,我该走了。”

  “走?你着什么急?好不容易见个面,咱俩好好坐着说说话吧。”

  姚佩佩知道,汤碧云是个直性子,最憋不住话。你若是向她打听一件事,她总是拿腔拿调,故意吊你的胃口,不把你折磨得死去活来,她是不肯吐露半个字的,可你若是装出不感兴趣的样子,她自己一会儿就憋不住了,你不听她说还不行呢。

  果然,汤碧云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包飞马牌香烟,抖出一支来,叼在嘴上,凑近美孚灯的玻璃灯罩,点着了火,一连吸了好几口,这才道:“佩佩,你得赔我们家一百斤山芋。”

  “山芋?什么山芋?”

  “就是白薯,北方人也叫它地瓜。”汤碧云笑道。

  “我什么时候欠你们家这么多山芋?”姚佩佩不知究竟,睁大了眼睛问道。

  “我的这件倒霉事,说到底还是因你而起。”

  “我?”

  “没错。”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待会儿你就会明白的。”碧云看了看手里夹着的香烟,道:“这烟味道真好,你要不要也来一根?”

  “哎呀,你有什么话就赶紧说吧。一会山芋,一会香烟,卖什么关子。”佩佩看起来可真是有点急了,她一急,碧云反而故作神秘,望着她只是笑。

  “你还笑!这事要换作我,吓都吓死了。你还笑!还像男人一样抽烟!简直是个流氓。”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春天我们俩一起在四楼的大会议厅开会?”

  “记得呀。”

  “就是金玉来的那次。那天你迟到了,进门的时候大家都在唱《国际歌》,等到唱完歌,谭县长请大家坐下,你就找不到椅子了,一个人傻乎乎地站在那儿……”

  “我当然记得,可那又怎么了呢?”姚佩佩一听到金玉的名字,总觉得这个人有点阴鸷,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你一个人站在那儿,鹤立鸡群,左顾右盼,可有人就在暗中盯上你了。这个人,还用得着我告诉你他的名字吗?”汤碧云看见姚佩佩浑身抖得厉害,就像打摆子似的,就把手里吸剩的烟屁股递给她,姚佩佩不由自主地接了过来,像模像样地吸了两口。

  “我招呼你坐到我的边上来,事情就坏在那一刻。”汤碧云道,“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大伙都在鼓掌,目送省领导离开。会场上乱哄哄的,金秘书长就凑到钱大钧的耳边道:‘那个长得很白的小妮子,倒是满标致的,她叫什么名字?’你别生气,她当时的确就是这么说的。钱大钧,你想想,是个多么聪明的人,可这会也不知道金秘书长指的是谁,便对金玉说:‘首长,您指的是谁?’金玉就用手朝咱俩坐着的方向胡乱那么一指,钱大钧就误以为是我。当天下午就找我谈话去了,你说这不是引火烧身是什么?”

  姚佩佩满脸惊骇,脸气得通红,手脚冰冷,目光躲躲闪闪,连呼吸也变得短促起来,根本不敢去看碧云的脸。

  汤碧云说,那天中午在食堂,吃完忆苦饭,她就把钱大钧约她谈话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第二天中午想起来这回事来,就赶紧来到钱大钧的办公室。他刚刚升了官,正忙着和杨福妹办交接呢,看到碧云进来,就向她挥挥手:“我这里正乱着呢,你下午五点半再来吧。”

  到了下午快六点的时候,办公楼里的人都下了班。钱大钧坐在一张藤椅上,一只脚搁在茶几上,正在那儿看报纸,见汤碧云推门进来,只说了一个字:“坐。”接着,把那张报纸从脸上移开,一动不动地盯着汤碧云打量,脸上似笑非笑。一直等到汤碧云面红气喘,把头深深地埋下去,钱大钧这才从椅子上翻身坐起,将报纸随手一丢,道:“走,我们吃饭去。”

  汤碧云见对方说得那么斩钉截铁,根本就没有任何推托的机会,只得跟着他走到大街上,找了个静僻的饭馆,两人坐下来吃饭。钱大钧要了一瓶烧酒,不容分说,也给汤碧云斟了一杯。汤碧云道:“钱县长找我有什么事?”钱大钧笑了笑,端起酒杯道:“来,我们先干了这一杯。”汤碧云嘴上连连推托,手却将酒杯端了起来,还没有沾到嘴唇,人就先晕乎乎地飘了起来,好像突然之间就失去了重量。钱大钧直勾勾地看着她,压低了声音,喃喃地说:“碧云,你是能够保守秘密的,对吗?”汤碧云的目光一下子就慌乱起来,使劲地点了点头:“大概,可以吧。”

  接下来,钱大钧就把金秘书长如何相中了一位白皮肤的女孩,而他又如何误认为是汤碧云,后来又如何打电话跟金秘书长核实,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末了,钱大钧猥亵地笑了笑:“原来金秘书长看中的不是你,而是最后走进会场的那个人。”

  没等钱大钧把话说完,汤碧云早已魂飞魄散,她做梦也没想到,在德高望重的领导们之间,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更没想到,钱大钧会把这么隐秘的事,向她这样一个普通的办事员和盘托出。不过,一听说弄错了人,她心里倒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不免又有些替佩佩担心。

  汤碧云喝了两口酒,胆子也渐渐的壮了,便也开玩笑似的对钱大钧道:“既然是弄错了,钱县长干嘛还要约我来谈话呢?”言下之意,你们直接去找佩佩不就得了吗?

  钱大钧转身朝四周看了看,见没有闲人,嘴角就堆起浮浪的笑容,大着胆子道:“那是因为,并不是只有金秘书长一个人喜欢白皮肤的姑娘,而且白皮肤的姑娘也不只是姚佩佩一个。这就叫无心插柳——”

  “柳成荫!”汤碧云傻乎乎地接话道。

  她冷不防这一接话,害得钱大钧笑得连鼻涕都流了出来。

  汤碧云说,那天深夜,她一个人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中,觉得什么都变了。这个世界跟过去再也不一样了,想想就有些伤心。一个人呆呆地看着短裤上的血迹,伏在枕头上哭了一个晚上。可快天亮的时候,她又有些想他。她想着钱大钧在她耳边说的那些下流话,奇怪的是,这些话让她害臊,让她的心怦怦直跳,可也使她觉得有点污秽的甜蜜。

  第二天一早,汤碧云红肿着双眼去县里上班。一进办公室,就看见钱大钧正跷着二郎腿,和小胡子领导谈话呢。她记得那天他们在说淡水养珍珠的事。钱大钧这个人,特别会装蒜,连正眼都不朝汤碧云瞧一眼,一直坐到九点半才离开。临走前,他假装刚刚看见汤碧云的样子,特地走到汤碧云的跟前,笑道:“哎,小同志,你今天的气色可不太好,怎么搞的?”

  汤碧云正在往杯子里倒水,心里一慌,就拿着茶杯盖子要去盖水瓶。

  “昨天被一只狗咬了,一宿没睡。”汤碧云稳了稳心神,漠然答道。

  钱大钧关切地问道:“被狗咬了倒没事,就怕是疯狗。让大夫瞧过没有?我劝你赶紧去

  医院消消毒,打个预防针什么的,确保万无一失。”

  “没事没事。”碧云这么一说,心里觉得十分窝囊。钱大钧来到她们办公室,明摆着是担心她出事,来探听风声的。她这么一说,倒似乎是在宽慰对方似的,心里不住地骂自己下贱。钱大钧莞尔一笑,拉开门出去了。

  他前脚刚走,就听见小胡子主任对办公室的老陈道:“钱副县长今天也不知怎么回事,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就像是在梦游似的。我跟他说在长江口养点珍珠,他竟然说:‘养猪?长江里怎么能养猪?’”

  中午的时候,钱大钧给她往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约她晚上在老地方见面。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没等碧云答复,就把电话给挂了。

  他所说的老地方,指的就是城郊的甘露亭。钱大钧在甘露亭旁边的一个村庄里有一所带天井、有院落的房子。这房子原先是他舅舅的私产,舅舅去世后,两个老表都去了台湾。房子虽说划归县里,但一直由他代管。

  整整一个下午,她都在心里骂着钱大钧。可骂归骂,到了下班的时间,却迟迟没有离开,心里又挣扎起来,最后还是稀里糊涂地去了。由于担心过了约会时间,钱大钧也许会误以为她失约,不由得加快了步伐,在路上飞跑起来。钱大钧见她满头大汗地出现在甘露亭外的马路上,就从树林背后闪了出来,看了看表,笑道:“你到底还是来了,不怕我这个疯狗再咬你一口?”

  从那以后,钱大钧和汤碧云隔三差五的到甘露亭约会。不过他们从来不在那过夜,大钧担心田小凤会起疑心。时间一长,钱大钧甚至都用不着次次给她打电话了。有时候在路上遇见了,他只要使个眼色,汤碧云就会屁颠屁颠地跑去跟他约会。渐渐地,她对钱大钧竟有了深深的依恋之感,只要一个礼拜见不到他,整个人就快要疯了。最后,汤碧云竟然央求钱大钧给她配一把钥匙,钱大钧爽快地答应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有点下贱?”汤碧云对姚佩佩道。

  “你还好意思说‘有点’,呸!”姚佩佩怒道,“不过丑话说前头,我可不管你这摊烂事,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你可别说得这么轻松。要不要脸,我的事反正就这样了。你呢?你的事还没开始呢。”

  姚佩佩的脸立刻阴沉下来,心里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

  碧云接着说,她今年过完年就没来月经,又熬了一个月,还是没来,她就慌了。也找不到个人商量。去找钱大钧吧,他倒不当一回事,只是说:“这好办,我在县医院替你安排个大夫,二十分钟就解决了。”可汤碧云不愿意去县医院,万一要是走漏了什么风声,她就什么都完了。她最不愿意将这件事情让母亲知道,可到了最后,眼看就熬不过去了,也只有去折磨一下自己的老娘了。她把这事跟母亲一说,她娘反手就给了她一个耳光,身子一歪,立刻大哭大喊起来,躺在地上乱踢乱滚。

  她的父亲呢,一把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拖到水缸边,要把她摁在水缸里闷死。眼见得要出事,她娘也不在地上滚了,又去抱丈夫的腿,一家人闹了一个上午。最后,她爹扔下她,从屋外找了一把明晃晃的竹刀,对汤碧云吼道:“告诉我那个畜牲是谁,我这就去把他杀了来!”

  汤碧云眼看着瞒不下去了,只得说出了钱大钧的名字。说来也奇怪,她父亲一听见“钱大钧”三个字,就像中了魔法似的,立刻就安静了下来,也不叫也不闹,该干嘛干嘛去了。她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渐渐地脸上反倒有了一丝欣喜。整整一个晚上,她睡在碧云身边,缠着她问这问那。

  到了第二天,家里来了一位亲戚,母亲竟然还旁敲侧击地问道:“她大姑,在这新社会,当官的还兴不兴娶二房?”一听母亲这样说,碧云心里就像刀割的一般,觉得十分凄凉。后来,母亲从乡下老家请来了一位老郎中,七弄八弄就替她把孩子打下来了。临走前,那郎中道:“钱我就不要了,你们给我一百斤山芋就行了。”

  汤碧云说,孩子打掉之后,她妈妈趁着端汤倒水服侍她的间歇,成天琢磨着从她嘴里套话。在碧云看来,母亲的那点鬼心思既天真,又愚不可及。母亲说,“钱副县长既然决定跟你好,家里那个黄脸婆怎么办?她是不是打算跟田小凤离婚呢?”母亲竟然也知道钱大钧的妻子叫田小凤,天知道她是从哪里打听出来的!她又缠着碧云,问她能不能安排跟钱副县长见个面,让他们“好好谈谈”,汤碧云被她逼急了,心一横,就对她母亲吼道:“你这老不死的,再这样胡搅蛮缠,弄得我火了,索性一把火把这破庙烧个干干净净。”

  母亲吓得一哆嗦,差点没把油灯打翻。她呆呆的看了女儿一眼,一声不吭地走了。

  “她现在什么都不敢多说一句,她有点怕我。”汤碧云笑道。

  “你这叫‘扳住门框子狠’!对钱大钧俯首低眉,任人宰割、作践,可折磨起自己的爹娘来,倒是浑身的本事!”

  “我哪里忍心折磨她?我担心她异想天开,到处瞎掺合,要是再生出点别的事来,我可真是没活路了。”

  “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过一天算一天呗。这种事你就是把脑袋想穿了,又有什么用?要是哪一天他对我厌烦了,我就随便找个什么人嫁了就是。”

  汤碧云呆呆地望着壁龛里的灯出神。她说,她过去最大的梦想,是嫁给一名空军飞行员,现在想想,真是可笑。她现在什么都无所谓了,自从孩子被打掉了之后,也不知为什么,她的心突然变硬了。

  从汤碧云家出来,姚佩佩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河边的杂货铺买一包“大生产”牌的香烟。她胡乱地撕开香烟的锡箔封口,抽出一支点上,旁若无人地吞云吐雾,大步流星沿着河岸往前走,引得过往的行人全都驻足观望。

  姚佩佩走到县委大院的门口,一眼就看到了那辆溅满了泥水的吉普车。她知道谭功达已经从乡下回来了。

  司机小王正和门房的常老头蹲在地上聊天。一见姚佩佩,小王赶紧站起身来,嬉皮笑脸地凑了过来。姚佩佩笑道:“谭县长从夏庄回来,看到我没打声招呼就溜了,一定大发雷霆了吧?”

  “物极必反,”小王道,“他不仅没有骂你,而且还给你带回了一样礼物。”

  “你应当说‘恰恰相反’,”佩佩道,“他给我带了件什么礼物?”

  “是夏庄当地的小泥人,没有穿裤子的那种。”

  “呸,谁稀罕那玩意!”

  姚佩佩低声骂了一句,一个人转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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