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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民主的细节》:关于“民主”的扫盲读本

  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将西方的“科学” 与“民主”引进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终于进入尾声的中国。为了通俗易懂,文化先驱们将其称为“赛先生(Science)”与“德先生(Democracy)。

  算起来,“民主”在中国的土地上落脚,也差不多有百年的时间了。人人都知道民主好,但民主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我一直怀疑,没有多少中国人能够掰扯明白,包括那些天天叫骂和高呼的“民主斗士”

  ——也许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实话说,我对于民主的具体内涵就一直很糊涂,所谓只知其好、不知其所以好。作为一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人,身处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以“民主集中制”为自豪的国家,从小就接受了一系列民主教育的人,竟然不知道民主究竟为何物,似乎说不过去。[子午书屋]

  当然,我有我的理由。

  通过受教育,我知道民主本是从西方引进的。通过受教育,我又知道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是资产阶级通过金钱竞赛而最终代表万恶的资本家来剥削和奴役广大工人阶级的。通过受教育,我当然也知道三权分立,但我同时又知道那不过是糊弄人民群众的耍花枪,而且还为芝麻小事争来吵去、效率极其低下。

  你说,我能明白民主的真正内涵吗?

  现在好了,有了刘瑜这本《民主的细节》,我的求知欲终于可以得到一定满足了。如饥似渴,基本是我阅读这本书的真实写照。

  《民主的细节》是一个政论时评集,其中的文章是刘瑜女士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的几年间写成的,主要是为《南方人物周刊》的专栏而写的,刘瑜女士因此被《南方周末》评为2008年致敬专栏写手。

  《南方周末》的致敬评语是这样写的,“在专栏精英化的时代,深刻并不稀缺,深刻且好看才更为难得,刘瑜润物无声的写作无疑已达此境界。”

  “好看”,确实是刘瑜时评写作的难得之处。而这个“好看”,除了她的文字基础和专业学养的基础,还要归于她对“细节”的那份足够的耐心。对此,梁文道评论说,“今日中国的公共讨论常见一种病理化的倾向,总是困在民主、自由之类的名词面前,大而无当地浮游表层。刘瑜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她替这些苍白的名词补回了该有的细节和血肉,有专业学养的根基,又有平近亲和的故事。”

  在第一篇《选谁都差不多》中,刘瑜讲了2006年马萨诸塞州州长选举的细节。最有力的竞争者有两个,一个是民主党候选人德沃·帕崔克,黑人,另一个是凯丽·赫利,女性。两位候选人激昂演讲,但是说来说去,两人的政见并没有本质差异。所谓差别,主要是两点:一个是要不要削减收入税,另一个是如何对待非法移民。赫利主张减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但帕崔克说,老百姓的钱确实应该由老百姓来支配,不过,公路啊、公立学校啊,也都是老百姓的,如果减税的代价是公共服务的退步,老百姓高不高兴呢?再一细听,所谓减税不过是由5.3%减到5%,呵呵,多大点事,没劲。另一个分歧是,帕崔克认为应该让非法移民交相对低的学费,给他们一个学习的机会,而赫利认为这是用合法公民的钱去奖励非法行为,所以,反对。

  这种“选谁都差不多”的境况,很容易被专制主义者拿来作为把柄:既然在民主选举中“选谁都差不多”,那还要选举干什么,不过是一群戏子做戏而已。

  刘瑜分析说,“选谁都差不多”,是两党制下“政党趋中化”的体现,正因为两党在选举中都要极力争取最多数的选民,所以他们的意见必然“趋中” 。 “选谁都差不多”,说明两党都在使劲谄媚多数的老百姓。而选举议题的鸡毛蒜皮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社会已在重大的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不需要再作为讨论的议题。

  在《所谓秘诀》中,刘瑜讲了两个故事,说明权力制衡如何遏止对公共资源的挥霍。一个故事是,纽约州的审计长阿伦·赫维斯(在中国相当于厅级干部了),因为让自己的手下长期给自己生病的太太开车,而于2006年9月被揪了出来。虽然赫维斯为此道歉,并主动赔款8万美元,但仍被认定为违反了《公务员法》,迫于压力于2007年2月辞职,政治生命彻底结束。另一个故事是,2005年7月,宾州议会在没有公共听证的情况下,通过法律宣布给州议员涨工资54%,结果,当地的一个社会活动家立刻就把议会告上了法庭,还有民间组织将议会告上了联邦法庭,最后收回上涨的工资。

  据说2004年中国的公款吃喝达到3700亿元,而同年中央财政投入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是100亿元,公开发布的军费支出也就是2117亿元。美国的官员们并不是不喜欢用公家的钱吃喝玩乐,但是前有议会管着钱包,后有法院拿着手铐,周围还有无数雪亮的群众的眼睛,他们实在没有什么空子可钻。

  在《至少还有记忆》中,刘瑜讲了美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大量所谓三俗文化泛滥的同时,还有一种“反思文化”与之并驾齐驱。文化产业对于政治错误长期地、反复地反思和批判,简直到了不依不饶的程度。拿尼克松来说,一个水门事件不但将他的政治功绩全部粉碎,而且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不断有图书、电影、话剧拿这个说事儿。文化产业对政治错误最不依不饶的典型,是与越战有关的“文化工业”,书籍、漫画、电视片、歌曲、电影等等,作品简直汗牛充栋。

  “在人类天生的健忘倾向面前,文化产业主动承担了守护记忆、背负记忆、传载记忆的责任。”

  “越战中美国阵亡士兵不到6万人,就引起了如此波澜壮阔的文化后果,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死亡成百上千万人,我们有几个电影反映过那种苦难?面对十年动乱,我们的奥立佛·斯通又在哪里?”

  “权力固然封锁了记忆,但是社会本身、公众本身又有多少回忆的冲动、诉说的冲动、用历史的火炬去照亮未来黑暗的冲动?”

  “也许,历史的妙处正在于此:它不仅是关于过去的事件,还可以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寓言。”

  在《美国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刘瑜讲到了美国如今的“政治正确”问题,相当于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谁要是冒犯了这几条原则,谁就没有好果子吃。如果你是政治人物,还胆敢冒犯这几条原则,那就是找死。这几条原则是: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者、不能冒犯持不同政见者。这四条是对美国当今的“政治正确”文化的概括,与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不同的是,它们不是政治条款,而是文化共识。这种共识,概而言之,就是对弱者的同情和保护。当然,美国国内对此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这种保护过度了,也会带来陷阱。这种争论的性质,从本质上讲体现的是求真与求善之间的冲突。

  我不想再一一举例。

  读刘瑜女士的这些文章,字里行间很容易感觉到她的耐心、平和和理性,她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她努力保持一份警惕,力避意识形态对理性思考、独立思考的干预。这一点,对于写政论时评文章的人来说,是十分可贵的。

  在后记中,刘瑜谈到这本书的意义时说:“我当然希望它能改变一些人对民主自由的看法,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它能激起一些人把政治作为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来观察的兴趣。我想,比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更重要的,是他抵达一个立场的方式。”

  我想,《民主的细节》对我们来说,既是一个有关“民主”的扫盲读本,也是观察生活、了解政治的一个启发。

  有人也许会说,了解了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我首先不同意“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这样的认识,如果每个人的意识中都有了对民主自由的真实理解,那么至少不会哭着喊着非要做奴隶不可。其次,就算是什么也改变不了,我也喜欢满足自己的求知欲。

  求知,就是求真。这是作为人类的美好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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