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字寿昌，湖南长沙人。1917年到日本留学，开始接触话剧，并于1919年创作了剧本《环娥琳与蔷薇》。1922年回国，在大夏大学和上海大学教书。此间，他与其妻易漱瑜创办《南国月刊》。1925年创办南国电影社，编写并拍摄了电影《到民间去》。1930年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及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左联”党团书记。
鲁迅与田汉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0年2月12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大会上。鲁迅与田汉分别接受中共地下组织的邀请，作为这个同盟组织的发起成员，出席了秘密成立大会。接着在20天后的“左联”成立大会上，他们又相聚在一起。会上，鲁迅和田汉都发表了演说，他们还都被选为“左联”常务会委员。此后，出于文学和戏剧工作的需要，鲁迅与田汉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其实，早在1921年8月，鲁迅给周作人的信中，就透露出他看不起“田汉之流”的。因此，鲁迅与他的交往一直是比较谨慎的。
1930年秋天，田汉创办的南国电影社被查封，被迫转入地下的田汉写信给鲁迅，请他将自己的部分译稿转交给郑振铎。鲁迅收到田汉托人送来的译稿及信函，当即按着他的嘱托办成了此事。但是，鲁迅感到与田汉合不来，不想与他交往。有一次内山完造为给造访上海的日本左翼作家藤森成吉接风，请了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人出席。席间，田汉酒后大谈他在日本时与被称作恶魔作家的谷崎润一的密切关系，鲁迅很不以为然，觉得与日本左翼作家朋友谈这类恶魔作家，很煞风景，就借故离席了。再者，田汉口直心快，说话很随便，鲁迅也很不欣赏他这样的性格。
1934年田汉接替胡风的“左联”党团书记的职务后，周扬、夏衍和阳翰笙约定在一天下午向鲁迅汇报“左联”的工作。到了约定的时间，田汉也跟着他们三人来到了内山书店。本来夏衍就担心预先没有约定田汉出席，会引起鲁迅的不满。不料，田汉却在汇报会上提出胡风有政治问题，不可靠。鲁迅当即就质问田汉：“胡风有政治问题，你听谁说的？”田汉回答说：“穆木天说的。”鲁迅很不高兴地说：“穆木天是转向者，他的话你相信，我不信！”当时，穆木天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国民党中央社为了分化“左联”等革命文艺组织，伪造他脱离“左联”的声明，登在《大晚报》上。田汉提到胡风的政治问题，以转向者的话为依据，自然进一步加重鲁迅对他的不好印象了。后来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提到的“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就是指的这件事。
在胡风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时，创办了一种油印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每期十来页，不定期出版，主要刊载文坛讯息。每次印出都由胡风直接送给鲁迅。胡风离职后，田汉便没有将继续编印的《文学生活》送给鲁迅，激起了鲁迅的不满。茅盾后来回忆到这件事时写道，1934年“左联”总结工作时，“事先不同‘左联’的‘盟主’鲁迅商量。甚至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这就不太尊重鲁迅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田汉曾对人表示“‘文总’决定，‘左联’有事情直接找他，不要去找鲁迅先生”。究竟“文总”是否有此“决定”，已无从查考，不过田汉的这种越俎代庖，势必加剧了他与鲁迅的隔阂。
1934年8月鲁迅在《社会月报》上发表了《答曹聚仁先生信》，同一期上还发表了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不料，几天后出版的《大晚报》上刊登了一篇署名绍伯的文章《调和》，说这一期的《社会月报》，“第一位打开场锣鼓的是鲁迅先生，而‘压轴子’的是《赤区归来记》作者杨邨人氏”，“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气量窄小呢？”“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这个“绍伯”就是田汉，他抓住鲁迅的文章与鲁迅骂过的杨邨人的文章，被编辑安排在同一期刊物上，来对鲁迅发难，攻击鲁迅搞“调和”，污蔑鲁迅为杨邨人“打开场锣鼓”。对这种人身攻击，鲁迅一眼就识破了真相。在鲁迅的追问下，田汉开头不承认“绍伯”是他的化名，后来在不得不承认的情况下，他强词夺理地说，这是想刺激鲁迅愤怒起来去攻击杨邨人。没想到鲁迅竟回转来攻击他，“真出乎意料之外”。后来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说：“这种战法，我真是想不到。他从背后打我一鞭，是要我生气，去打别人一鞭，现在我竟夺住了他的鞭子，他就‘出于意料之外’了。从去年下半年来，我总觉得有几个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的在拿我做玩具。”
对田汉的这种强词夺理的逻辑，鲁迅十分不满。他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指出：“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鲁迅与田汉的矛盾纠葛始终未能化解，这不能不算是文学同道的一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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