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的作家们年轻有为，思想激进，在文学创作上崇尚自我，张扬个性。他们的这种创作追求，除了在部分作品中得以体现外，更主要的是通过论争来显示他们的力量。1921年他们与文学研究会打了一场“为艺术”，还是“为人生”的笔墨官司之后，又在1922年由郁达夫发动，向胡适开了火。
在这一年8月出版的《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上，郁达夫发表了一篇随笔《夕阳楼日记》。文章针对余家菊从英文转译的德国学者威铿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进行了指责，认为这部译作粗制滥译，没有达到信达雅的水平。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这里虽然没有点出胡适的大名，郁达夫确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是朝着胡适发难的。因为余家菊是胡适过从密切的老朋友，又是翻译杜威、罗素等西方想家著作的翻译家。1919年胡适的老师杜威来华讲学时，胡适陪伴左右，到处演讲，还给老师当翻译。可见郁达夫所指的“新思想家”就是胡适。郁达夫之所以如此恼恨胡适，还与三年前的往事有关。1919年郁达夫从日本回国参加外交官考试时，曾以仰慕的心情给胡适写信，提出面聆教诲的请求，却没有收到胡适的回音。郁达夫耿耿于怀，便借此机会对胡适的权威性指桑骂槐地提出了挑战。
郁达夫的文章发表后，特别是文中的一些近乎村妇骂街的言辞，对于胡适这样的新文学翘楚性人物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他在与丁文江一起创办的《努力周报》上以《编辑杂谈·骂人》为题撰文，亲自出马为余家菊辩护说：“余先生固然也不免有错误，余先生的译本却几乎句句是大错的……拿浅薄无聊的创作来出版，同是一种不自觉的误人子弟”和“浅薄无聊”。胡适的话柔中见刚，加之胡适本身的影响，文章发表后给郁达夫造成很大的压力，于是给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信求救。郭沫若认为，胡适攻击郁达夫，还把创造社连带进去，十分恼火。他们集体出动，予以回击。郁达夫马上挺起腰身发表了《答胡适之先生》，郭沫若发表了《反响之反响》、成仿吾发表了《学者的态度》等文章，对准胡适开火。接着，郁达夫还写了篇小说《采石矶》，以古讽今，影射胡适是个伪君子。
胡适面对这种攻势，他不愿意这样无尽无休地打笔架，于是在1923年5月15日给郭沫若和郁达夫写信表示：“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还说：“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白我当时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刻或仇视的恶意。” 郭沫若读了胡适主动求和的信，觉得应该适可而止，就在1923年5月17日给胡适回信表示，“断不至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郁达夫也在回信中诚恳地表示：“我的骂人作‘粪蛆’，亦是我一时的义气，说话说得太过火了。你若肯用诚意来规劝我，我尽可对世人谢罪的”，还写道：“你既辞明说‘并无恶意’，那我这话当然指有恶意的人说的，与你终无关系。”这样，这场笔墨官司就风平浪静了。郭沫若返回上海后，胡适和徐志摩特意去看望他和郁达夫，表示了友好的诚意，也显示出胡适的大度与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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