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周作人的关系是很微妙的。由于郭沫若和周作人分别是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主将，他们的文艺观点、政治选择和个人秉性都截然不同。在1920年代，郭沫若多次贬低周作人。如郭沫若曾贬低周作人翻译的《法国的俳谐诗》是“纯粹的直译，死译，那只好屏诸文坛之外”。周作人对这种贬低，并没有反击，而是听之任之。
1932年春，施蛰存应上海现代书局之聘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当时郭沫若正在日本避难，施蛰存给郭沫若发函约稿。郭沫若当即给他寄来一篇散文《离沪之前》，由于文章比较长，施蛰存准备连载三期。当发表该文的第一期样刊寄出之后，却收到郭沫若的一封短函，让他们不要继续刊发他的文章。施蛰存和编辑们摸不着头脑，反复查兑，才发现这一期也发表了周作人的文章，而且在目录排列上是周作人在前，郭沫若尾随其后。但实际的编排上，则是郭沫若的文章在周作人的前面。查找出引起郭沫若不满的原因之后，就请托与郭沫若过从甚好的创造社成员叶灵凤出面解释。接着施蛰存还给郭沫若写了封婉转而恭敬的信，表示自己的歉意。这样郭沫若才同意《现代》继续连载刊发他的散文。这件事说明郭沫若对周作人是很有看法的，尽管他给施蛰存回信时说他“无端得与偶像并列，亦非所安”，这是虚谦之辞，在他的内心对周作人还是不屑一顾的。
在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曾于1934年夏天与携妻访日的周作人有过接触。两位中国作家在异国相逢，自然是让人喜出望外的事。据周作人1934年7月30日日记称：“郭沫若君同其四女来访耀辰，共谈良久而去”。可见郭沫若是来造访文友徐耀辰的，因为周作人夫妇住在江户的徐家，才使郭沫若能与周作人得以首次晤面。半个月后，周作人去郭沫若在市川的住处造访了他，几天后周作人同徐耀辰一起访问日本朋友时，又遇到了郭沫若。对于周作人在日本受到欢迎的情况，郭沫若心里酸酸的。他在1934年8月6日的日记写道：“岂明此时小寓江户，江户文士礼遇甚殷，报上时有燕（宴）会招待之记事。岂明先生是黄帝子孙，我也是黄帝子孙。岂明夫人是天孙人种，我的夫人也是天孙人种。岂明先生交游的是骚人墨客，我的朋友却是刑士宪兵。”他为周作人在日本受到宴会招待和礼遇愤愤不平，也很感叹自己被通缉的艰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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