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江苏无锡人。1922年从英国伦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北大英文系担任主任。1924年与胡适、杨振声、王世杰等人创办《现代评论》，由此而形成了现代评论派。
周作人与陈西滢同为北大文科教授，联系较多。周作人经常与陈西滢、张凤举、郁达夫等同事在一起聚餐，周氏夫妇也曾与陈西滢夫妇一起游香山，逛碧云寺。可见，他们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
他们关系的破裂是从女师大风潮开始的。在1925年3月的女师大风潮中，《现代评论》公然发表文章支持章士钊、杨荫榆，对进步学生大肆进行造谣诬蔑。1925年5月27日出版的《京报》发表了由鲁迅拟稿，周作人、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和钱玄同等六名教授签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表示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三天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闲话》一文，含沙射影地攻击这六名教授，散布谣言说：“女师大风潮……有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此文激起了周作人的不满。他随即在《京报·副刊》发表了《京兆人》一文，针对陈文的流言蜚语进行了反驳。这两篇相继问世的文章，揭开了周作人与陈西滢论战的序幕。
1926年1月，徐志摩在《晨报·副刊》发表《“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冀图在“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论争中，做个和事佬，不料却遭到周作人的反击。周作人也在《晨报·副刊》发表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一文，指出：“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陈西滢读了周作人的文章，当即给周作人写信说：“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打紧。”这封信将周作人与鲁迅“一锅煮”，无疑又扩大了打击面，又牵连到鲁迅与陈西滢的直接论争。
此后不久，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以《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为总题，揭露了陈西滢所谓“叫局”谈话的真相，给陈西滢很大的难堪。这个当儿，凌叔华出面给周作人写了封信，才使得这场论争偃旗息鼓了。凌叔华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正在与陈西滢谈恋爱，周作人当年也在燕京大学兼课，对凌叔华印象很好。既然自己的学生出面斡旋，周作人就只好停止与陈西滢的交锋。
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陈西滢又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68期发表《闲话》，诬蔑女学生杨德群的死，是被人利用与强迫的。周作人针对陈西滢的流言，发表《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一文，指出陈西滢“实在是现代评论社里替章士钊最出力的唯一的人”。接着周作人又发表了《论并非文人相轻》，说他“轻”陈源，并非是文人相轻，而是因为“他是章士钊的徒党，是现代评论社的第一个捧章的人”。
在相继发生的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中，周作人与陈西滢的论争和批判，是与鲁迅并肩而战的。后来在双方论战的激烈之时，胡适出面调停，分别给鲁迅、周作人和陈西滢写信，说是这是“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周作人才不再批判陈西滢。鲁迅则不买胡适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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