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与陈独秀是1902年在日本成城军校认识的。这一年的秋初，苏曼殊听说陈独秀正在筹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觉得与自己的志向相同，就从日本早稻田大学预科，转入成城军校学军事。于是，陈独秀与苏曼殊在为了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寻求民族自强复兴之路的目标下，成为志同道合的同窗与朋友。
1903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来到上海，共同创办鼓动排满情绪的激进报纸《国民日日报》。不久，苏曼殊被聘为《国民日日报》的翻译，也来到上海。苏曼殊与陈独秀住在一起，两人情趣相投，很合得来。特别是苏曼殊很喜欢旧体诗，但他的汉语水平不高，掌握不好音韵。在日本时曾向章太炎学诗，而这次与陈独秀同住，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他的诗韵水平大有长进，这更增进了他们的友谊。
在上海期间，苏曼殊准备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小仲马的《茶花女》，他很同情茶花女的悲惨遭遇，想借此来抒发自己的苦痛与郁闷情绪。陈独秀得知他的想法后，对他说：“茶花女的遭遇是值得同情，可是有的人生活得不是比茶花女还悲惨吗？”陈独秀的几句话，拨亮了苏曼殊的心灯，他开始寻找新的感情的突破口。
一个月后，苏曼殊将一摞译文手稿交给陈独秀，说：“仲甫（陈独秀的字）兄，你看这部书怎样？我的汉文水平不足，你帮助我润色润色，算咱们的共同成果吧！”陈独秀接过书稿一看，原来是按章回体翻译的法国作家嚣俄（Hugo，今译雨果）的《惨社会》（今译《悲惨世界》），十分高兴。陈独秀觉得苏曼殊翻译得很随便，无法核对原文，一一订正，但是基本的故事情节和脉络还是清晰的，就一边进行文字润饰，一边由他主编的《国民日日报》连载发表，署名苏子谷（苏曼殊）、陈由己（陈独秀）同译。遗憾的是，只连载了十一回，报馆就被查封。苏曼殊想离开报馆，陈独秀百般劝阻。一天苏曼殊与同住的何梅士去看戏时，说是回去取钱付费，就借故溜走。过了不久，陈独秀将这部译稿整理完毕，并且补译了一些章节，交给镜今书局出版了单行本。1918年苏曼殊去世后，上海泰东图书局翻印了此书，署名苏曼殊大师遗著，书名改为《悲惨社会》。这本书删去陈由己的名字，使得很多人以为《悲惨世界》的首译者是苏曼殊。
几年后，陈独秀与一位朋友在饭店吃饭时，见到穿着僧衣的苏曼殊也来吃饭，才得以再次相见。此时的苏曼殊已经遁入空门，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默寡言，而是变得高谈阔论了。陈独秀告诉他穿僧装没法吃花酒，他也不在乎。尽管苏曼殊脱离了红尘，陈独秀还是很关注他。在《青年》杂志改版时，陈独秀特意用三期连载了苏曼殊的小说《破簪记》，并写了“序文”，充分肯定了这部小说暴露社会摧残个性的罪恶和呼唤人性的复苏，张扬个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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