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林语堂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林语堂是福建龙溪人，先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1923年夏天，林语堂从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英语系任教。他的一生著译多达五十多种。如《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以及《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都是他的杰作。
鲁迅与林语堂结缘于1924年11月创刊的《语丝》杂志。《语丝》创刊之初，林语堂就被特约为撰稿人。在北京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中，林语堂与鲁迅站在一起，支持爱国学生，口诛笔伐，十分活跃，北洋政府遂将林语堂列入通缉的黑名单。为此，1926年5月林语堂辞别鲁迅到厦门大学任职。林语堂离开北京后，一直担心鲁迅的安全，举荐他到厦大任教。不料鲁迅到厦大后，并不如意，便有离开的想法。但迟迟不能下决心的原因是担心他离开后，林语堂的处境不好。后来鲁迅感到已经对林语堂“爱莫能助”了，就毅然离开厦大，去了广州中山大学。不出鲁迅所料，多半年之后，林语堂也离开厦大，到上海去了。
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从广州到达上海。当天晚上，林语堂到鲁迅住的旅社拜访，谈至深夜方归。第二天中午，林语堂与孙伏园为鲁迅、许广平接风。老朋友又聚在一起，分外亲切。从1925年到1929年这段时间，鲁迅与林语堂的关系很密切。林语堂尊敬鲁迅，称他是“现代中国最深刻的批评家”，“叛逆思想家”，甚至还把鲁迅比喻为世间稀有的“白象”。当然，在这段时间，鲁迅与林语堂也出现过意见分歧。这就是关于“费厄泼赖”问题。当时林语堂步周作人的后尘，也认为不打落水之狗，鲁迅则在《‘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坚持痛打落水狗。这篇文章发表后，林语堂虚心接受了鲁迅的批评，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打狗”的文章和漫画，以实际行动呼应了鲁迅的主张。
可是在1929年8月鲁迅与林语堂却因一次误会而反目。当时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与鲁迅有着版权纠纷。为缓解纠纷，李小峰在南云楼酒店请鲁迅、郁达夫、林语堂夫妇等人聚餐。席间，林语堂言谈中附和李小峰，责备了同样与李存在版权纠纷的张友松，而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这时鲁迅和林语堂都喝得有了酒意。鲁迅认为这是林语堂指桑说柳，讥讽他与李小峰的纠纷，气得脸色发青，站起身说：“语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纠纷与张友松无关！”林语堂站起来辩解道:“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他们两人像一对斗鸡一样对峙了一两分钟。郁达夫立马收拾僵局，他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向林语堂夫妇摆手，要他们提前退席，这才避免了矛盾的尖锐化。
林语堂在上海立足后，就着手创办《论语》半月刊，冀望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达对社会的不满；而鲁迅则是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因而他们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在以后的几年间，虽然鲁迅与林语堂也有联系，但是再也找不回过去的感情影子了。
有一次《申报·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为郁达夫和王映霞夫妇去杭州饯行，邀请了鲁迅、林语堂、徐懋庸等人出席。饭后，大家抽烟时，林语堂忽然问鲁迅：“周先生，您每天都抽几支烟？”鲁迅听了平淡地回答：“没有统计过。”林语堂并没有在意鲁迅的表情，还想再问。这时鲁迅突然冷言冷语地批评林语堂说：“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倒退！现在的中国不需要这种西洋式幽默。”几句话说得林语堂摸不着头脑，刚刚缓过神来，鲁迅又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林语堂这才意识到鲁迅是在指责他，自己讨了个没趣。黎烈文见此，连忙举杯向郁达夫夫妇敬酒，才使林语堂摆脱了窘境。这次聚会更加大了他与鲁迅的感情裂痕。接着从1934年下半年开始，陆续有些左翼作家批评林语堂和论语派，批评林语堂的幽默刊物是“麻醉文学”，鲁迅也在其中。从此，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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