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与郭沫若是一对耀眼的巨星，都对我国的现代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这两个从未谋面的作家却有着很深的积怨，成为同道而不相谋的人。
其实，最初鲁迅与郭沫若并没有矛盾与纠葛。1920年10月，上海《时事时报》的“学灯”副刊出版的“双十节增刊”，刊登了四篇文章：第一篇是周作人译的日本小说，第二篇是鲁迅的散文《头发的故事》，第三篇是郭沫若的话剧《棠棣之花》（第一幕），第四篇是沈雁冰译的爱尔兰作家的独幕剧。对于这种编排，郭沫若很不以为然，当即就给“学灯”主编李石岑写信，提出创作犹如“处子”，翻译犹如“媒婆”，版面编排应该突出创作的地位。尽管郭沫若这是为自己的创作争地位，但在信中还是认为鲁迅的《头发的故事》“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这说明当时的郭沫若对鲁迅还是没有成见和芥蒂的。
1921年的1月和7月，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先后成立，分别打出了“文学为人生”和“提倡浪漫主义和艺术至上”的旗帜。对于这两个文学团体，鲁迅虽然都没有加入，但却倾向于“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对创造社的作家也没有个人恩怨和成见。北伐革命开始后，创造社的作家们纷纷投笔从戎，鲁迅对他们的新选择很是赞赏。当时鲁迅正在厦门大学任教，受到创造社作家的鼓舞，也想到广州“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向旧社会进攻”。当1927年1月鲁迅来到广州时，郭沫若已就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随军北上，失去了与鲁迅相见的机会。
1927年9月，鲁迅在给李霁野的信中谈到：“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信中谈到的对创造社的评价，其实也渗透着对郭沫若的看法，可见鲁迅是将革命后的创造社视为同一战线的战友的。
然而，出乎鲁迅的意料，1928年1月和2月，创造社的中坚分子冯乃超和李初梨先后在新创刊的《文化批判》上发表文章，以极左的面目攻击鲁迅是“小资产阶级作家”，“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与此同时却大力宣扬郭沫若对倡导文学革命的功绩。接着成仿吾发表文章攻击鲁迅“以趣味为中心”，“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鲁迅就是根据他这句话，将自己的杂文集取名《三闲集》的。对于创造社的同仁以“革命”的名义清理文坛的举动，郭沫若是持支持态度的。他亡命日本后，化名“杜荃”发表了一篇题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的文章，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
他们对鲁迅的围攻前后持续了一年之久，弄得上海文坛硝烟弥漫，杀声四起。之所以出现创造社围剿鲁迅的局面，是与当时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分不开的。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及其盟友太阳社的作家们，想用“革命文学”的口号，在文化界掀起一个革命的新高潮。出于这种愿望，他们从宗派主义情绪出发，对凡是不与他们为伍的作家一律大张挞伐，鲁迅作为很有影响的作家自然就成了他们首先攻击的目标。
鲁迅孤军奋战，力挽狂澜，先后写出多篇犀利的杂文予以反击。1929年党的六大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李富春、潘汉年才责令创造社、太阳社停止对鲁迅的攻击。
后来围绕着“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郭沫若赞同“国防文学”这个口号，鲁迅与郭沫若也产生过意见分歧，但鲁迅始终宽厚以待。1936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写道：“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郭沫若读了这篇文章深受感动，他在《嵬苗的检阅》中表达了自己对鲁迅的歉意。他说他以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我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记着个人恩怨’的”。
1936年10月正在日本的郭沫若闻讯鲁迅逝世的噩耗，当晚就写了悼念文章《民族的杰作》，后又连续写了《坠落了一个巨星》、《不灭的光辉》等文，给予鲁迅以高度的评价，旗帜鲜明地捍卫了鲁迅精神。同时也以此反省了自己的偏执。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郭沫若在辞世前一直没有承认当年化名攻击鲁迅的“杜荃”，就是他自己。其实这个悬案造就被学者们证实了，郭沫若如此回避，可能是不愿意在身后“玷污”他的晚年形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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