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田汉“订交”是经宗白华搭桥的。
1910年代，郭沫若在日本第六高等学校医科就读期间，国内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鼓舞下，于1919年6月间，郭沫若与夏禹鼎、钱潮等五六个同学商议组织一个社团，取名为夏社。其任务是搜集、翻译日本报刊所载侵略中国的言论和消息，撰述一些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文字，刻印后寄到国内各学校和报馆，进行爱国反日宣传。
为了便于与国内沟通信息，夏社订了一份上海《时事新报》。该报自从聘任宗白华主编副刊《学灯》之后，为配合当时新文化的勃兴，增设了“新文艺”专栏，刊载新诗，办得非常活泼，郭沫若很喜欢读。特别是他读了康白情发表在《学灯》上的《送慕韩往巴黎》之后，便试着也写了两首《鹭鹚》和《抱和儿浴博多湾中》，署名“沫若”，投寄给《学灯》。不料，当月就刊登了出来。《学灯》主编宗白华从郭沫若的诗中，看到了这位作者的激情、才气和雄健的魄力，就给他写信，鼓励他多多投稿。这对初出茅庐的郭沫若来说是莫大的鼓舞，于是他焕发了创作激情，写成新诗就投给宗白华。宗白华很器重郭沫若，尽量提前安排发表，也经常写信鼓励郭沫若。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槃》就是经宗白华鼓励下写成和帮助发表的。这样，这两位未曾谋面的青年便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当年，给《学灯》投新诗稿件的还有一位留日学生田汉。1919年暑假时，田汉从日本到上海专程去拜会宗白华。两人一见如故，无所不谈。宗白华告诉他，日本还有一位郭沫若，也是写新诗的。宗白华建议田汉与郭沫若联系，建议他们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第二年初，田汉在《学灯》上读了郭沫若发表的《凤凰涅槃》之后，立即给他写信，表示“订交”的愿望。郭沫若读了田汉的信，也马上回信说，他读过田汉发表在《少年中国》上的新诗，很希望彼此成为好朋友。这就在宗白华的引荐下，两位青年诗人开始“订交”，互相之间鱼雁往还不断。
1920年3月，田汉利用春假去福冈拜访郭沫若。当时，他们都是穷学生，郭沫若又有了家小，日子过得不宽裕。田汉在郭家住了七天，吃的虽是粗茶淡饭，却感到意气相投，情意绵绵，更进一步增进了他们的友情。
1922年和1923年，田汉与郭沫若相继回国，分别在中华书局和泰东图书局任编辑。他们的住处也相距不远，因此往来更为频繁，经常在一起切磋诗艺。
在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一起创办创造社时，田汉也参加了。不久，田汉与成仿吾意见不合，离开创造社，自己单独挑旗创办了南国社。
1930年“左联”成立，田汉被选为执行委员，而郭沫若却因发表讨蒋檄文，被蒋介石政权通缉而流亡日本。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回国投入抗日斗争。田汉闻讯赶到上海。好友久别重逢，异常亲热，他们准备携手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不久，郭沫若被国民党当局任命为中央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他出于对蒋介石的敌意，拒绝接受，躲避到长沙田汉家里。田汉为他安排好生活起居，还陪伴着他观光游览，在一起共同生活了22天。后来于立群到长沙带来周恩来口信，要郭沫若和田汉都到第三厅任职。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田汉任第六处处长。他们成了配合默契的上下级，在他们的策划和直接领导下，组织十个演剧队到各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郭沫若也投身于戏剧创作。在1941年到1943年间，他创作了《屈原》、《虎符》等六部大型历史剧，而田汉更是喜获丰收。他创作了话剧《卢沟桥》、《最后的胜利》，京剧《江汉渔歌》、《岳飞》等十余部剧作。他们的这些剧作，或借古喻今，或切近现实，都直接或间接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健康发展。
建国后，郭沫若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田汉担任了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他们都重任在身，虽然经常在开会时见面，但却鲜少推心置腹的交谈机会。不过，他们的心还是紧紧相连的。1958年田汉创作了大型历史剧《关汉卿》，郭沫若读后评价是“不朽的传世之作”。与此同时，郭沫若也创作了大型历史剧《蔡文姬》，田汉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61年，田汉改编了京剧《谢瑶环》，褒扬了武则天与豪门贵族斗争的精神，而在第二年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武则天》，力主为武则天翻案。他们对武则天这样一个一直有争议的人物，能够敢于为其翻案，恢复历史的真面目，足以说明他们的思想观点是相通的。
遗憾的是，当江青一伙向田汉发难时，郭沫若知道田汉是冤枉的，他也指出这是“落井下石，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但他身处逆境，却无力救助田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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