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胡适的相识是经汪孟邹搭桥的。汪孟邹的哥哥汪希颜在日本留学时与陈独秀是同学，通过汪希颜的关系，陈独秀结识了汪孟邹。而担任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的汪孟邹是胡适的老乡，他们都是安徽绩溪人，关系较为密切。1904年陈独秀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时，曾邀请汪孟邹一起编报，进一步发展了友谊。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筹办《青年》（《新青年》的前身）杂志时，广罗新锐人才，以便吹响新文化的号角。有一次汪孟邹同他谈到，他的老乡胡适在美国发表的长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提到文学革命的问题，在留学生中反响强烈。陈独秀像发现了新大陆那样，十分高兴，随即让汪孟邹向胡适约稿。1916年初，胡适翻译了俄国作家库普林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陈独秀，由此揭开了他们友谊的序幕。
他们在往还的书信中谈到的一些思想和主张，都能引起对方的思想共鸣，更进一步拉进了彼此的距离。在通信中，胡适提到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陈独秀予以充分的肯定，并要他写成文章寄给他。1917年1月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发表在改版后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陈独秀还特意撰写了“跋语”说：“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果，余亦笃信而渴望之。”接着，陈独秀撰写了《文学革命论》与之相呼应，与胡适携手擎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后来胡适也承认，要不是陈独秀的力挺，当年的“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
1917年初，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文科学长，他给胡适写信，希望他尽早回国，答应举荐他来校担任教授。同年7月胡适进入北大，在教学之余，还协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后来陈独秀和李大钊发起创办《每周评论》，由胡适负责编辑，其用意是与《新青年》互为补充，不过对此胡适并不完全认同，仍然主张应该“只谈文化，不谈政治”。这实际上为他们间的思想分歧埋下了伏笔。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因散发《北平市民宣言》被北洋政府逮捕。尽管胡适对陈独秀发表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多有不满和担心，也不同意陈独秀要求学生罢课，但他还是积极奔走营救陈独秀。
陈独秀出狱后思想更为激进，他在《新青年》发表了一篇《本志宣言》，倡导民众运动，推翻有产阶级，建立新型的社会。就在这一期《新青年》上，胡适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却提倡“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显然，他们间的思想分歧已经公开化了。一个亲俄，一个亲美，一个激进，一个退却，本来是互相提掖的朋友，现在却成了两股铁道上跑的火车了。
后来陈独秀在北大受到守旧派的排挤，旋即辞职到了上海。他所创办的《新青年》也迁移到上海，开始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但在这个阶段，陈独秀仍不忘旧情，总希望胡适能与他并肩战斗。他们经常在亚东图书馆会面。1925年冬，胡适因痔疮住进医院，陈独秀来医院探望他时，说不上几句客套话，就争辩起来。争论的焦点仍然是马克思和杜威，俄国革命和美国制度。他们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最终以一方让步作终。可见，尽管他们思想分歧，观点有异，但个人间的友情之火还没有熄灭。
1922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胡适出于友情的系念，积极游说，致信顾维钧，为陈独秀开脱罪责，得到当局的释放。1932年10月陈独秀又一次被捕。在陈独秀坐牢的五年间，胡适仍然不改初衷，努力活动，只是他鞭长莫及，未能很快奏效。到1937年胡适找到汪精卫，通过汪精卫的工作，终于使坐牢五年的陈独秀获释。
1938年8月，陈独秀定居四川江津后，生活拮据，十分艰难，依靠编写小学教材为生。汪孟邹看望了陈独秀之后，给刚刚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写信，述说了陈独秀的生活困境。胡适十分同情，多方设法为陈独秀办理来美国定居事宜，以便使陈独秀能够通过写作赚取生活用费为生，可是耿直的陈独秀却拒绝了胡适的帮助，从此以后，直到陈独秀贫病而逝，他们也没有机会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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