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瞿秋白的交往时间不长，但是他们的关系定位却很复杂。他们观点不同，身份迥异，年龄又有七八岁之差，然而却有过一段师生、友朋和论敌的交往。
胡适与瞿秋白都是1917年到北京的，当时胡适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瞿秋白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据孙九禄的《瞿秋白在常州府中学堂和北京的一些情况》透露，当年胡适倡导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齐名，瞿秋白曾到沙滩的北大听过陈独秀和胡适的讲课。虽说听课的次数已不可查考，但从这种关系上看，他们是有师生之缘的。
他们的个人接触是在1923年的夏天。当时胡适因身体的缘故，到杭州的烟霞洞休养。而此时的瞿秋白刚刚接受中共中央机关的委托，参与主持理论宣传和筹办上海大学工作。瞿秋白在广州出席了中共三大之后，到杭州传达三大精神。当他听说胡适正在烟霞洞休养时，他首先考虑到，根据中共三大制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政策，与胡适这样的声望显赫的学者建立友好关系，对于自己所肩负的使命和本人的翻译及著述都是会有所助力的。于是就在1923年7月初的一天，瞿秋白专程来到烟霞洞拜会胡适。
两人见面时，瞿秋白提及在北大听胡适讲课的情形，对胡适以师长相称。而胡适素来喜欢与年轻人交往，对瞿秋白十分热情和重视。事后，胡适主动向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推荐瞿秋白。回到上海后瞿秋白找到王云五，接受了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小百科全书》的任务。接着瞿秋白在自己主持的上海大学邀请胡适来校演讲，胡适慨然允诺，在10月离开烟霞洞时取道上海，为上海大学的学生作了《科学与人生观》的演讲。
然而好景不长，1924年8月，瞿秋白出于自己所肩负的党的使命，为了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站住脚跟，发表了《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针对胡适提倡的实验主义的妥协本质提出了批评。在文章中虽然没有点到胡适的名字，也没有遭到胡适的反驳，但他们间的友谊也就因为思想分歧而中断。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改组内阁，废帝溥仪被驱逐出宫。对此，胡适写信给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反对驱逐溥仪。事后他还拜会溥仪，备加安慰。1925年初，胡适出席段祺瑞召开分赃的善后会议，也激起瞿秋白对他的不满。瞿秋白在《胡适之与善后会议》一文中，严肃地批评了胡适的错误，彻底认清了胡适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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