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本名章炳麟，号太炎。他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古文经学家。早年参加过康有为的“强学会”，积极参与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逃往日本。1906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任《民报》主笔。
周作人与章太炎相识，是在1906年的日本读书期间。周作人有个叫龚未生的同学，是章太炎的女婿。周作人通过龚未生的引见，与他很敬佩的章太炎建立了联系。1908年周作人给《民报》投了一篇译稿，章太炎很重视，亲自修改后，在《民报》上发表出来。后来章太炎让周作人翻译一本印度的著作，周作人建议由他口译，太炎先生笔述，章太炎欣然赞同，但因其他事情迁延而未能如愿。由此可见，章太炎对这个后生乡党很器重。
章太炎在主持《民报》期间，曾在神田大成中学开办国学班，给留学生们讲授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周作人一起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很想听听章太炎先生的讲学，可是听课的留学生太多，就同许寿裳找到龚未生说出了他们的心愿。龚未生转达了鲁迅等人的要求后，章太炎就决定每星期日的上午，在《民报》报馆给他们另开一班。这样，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钱玄同、朱希祖等八位留学生就在小班聆听了章太炎学生讲的《说文解字》、《庄子》、《楚辞》、《尔雅义疏》等国学文化。章太炎讲课深入浅出，诙谐生动，将很枯燥的文字学讲得很有趣味，谈笑风生，庄谐杂出，如同与家人或朋友谈天一般。课余休息时，太炎先生常说些闲话，有时也发妙论，使满座皆惊。自然使学生们深受感染。
1909年春夏之交，鲁迅和周作人接到了他们的老师章太炎的来信，告诉他们印度梵师来讲学，他已经为他俩交了学费，希望他们参加学习梵文。后因学习的难度很大，他们都没有坚持下来，但章太炎学习梵文的精神却给周作人以深刻的印象与启示。周作人认为章太炎治学“儒佛兼收”，“兼收并蓄”，“不辞以外道为师”的博大精进精神，对他很有激励作用。因而在1926年周作人的《谢本师》中写道：“虽然有些先哲做过我思想的导师，但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给予我不少的益处，是我所十分感谢的”。可见在周作人与章太炎接触的这段时间里，章太炎对他的思想影响很深。
1917年4月，周作人到北京后，就投入了新文化运动，成为有力的倡导者之一。可是章太炎却在五四运动落潮后渐入颓唐，退居书斋，致力于著述及讲学。他上海发起成立亚洲国学会，淡泊于日益壮大的新文化运动。1922年4月，周作人以“仲密”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发表《思想界的倾向》的文章，告诫人们警惕“国粹主义”的“勃兴”，很委婉地对章太炎倡导国学提出了异议。由此，他们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彼此的联系逐渐减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作人逐渐与时代前进的步伐相背离。又与章太炎的思想趋近一致。1932年的春天，章太炎造访北平时，周作人再度执弟子礼，热情款待章太炎。
1936年在章太炎去世后，周作人写了《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以作纪念。文章赞颂太炎先生“不辞以外道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给予这位恩师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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