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心中的永远的痛，就是爱妻王同惠的死。
江苏吴江人费孝通从小就志向高远，同情百姓疾苦，树立了救国拯民的理想。他本来在1928年18岁时考入东吴大学医学系，可是他觉得老百姓最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贫穷。只有治疗好社会的顽疾，老百姓的疾病就好办了。于是他在1930年转学到北大社会学系，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
1932年在社会系的一次聚会上，费孝通认识了比他低两级的女同学王同惠。他对这位河北肥乡籍的女同学，不仅欣赏她的气质、作派，更在切磋学问中感受到了相知的欣慰。因此，他们都乐意在一起交流思想，谈论学问，久而久之自然产生了感情。费孝通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他经常到北大的女生宿舍去找王同惠。有时下大雪，他等在女生宿舍的大红门外也不觉得冷，因此有“红门立雪”的故事在女同学中流传。王同惠每逢星期天都到清华费孝通的研究室和他作伴。他们探讨学问，谈论生活，还有时牵着手到圆明园或颐和园游玩。在他们相爱、相恋期间，合作翻译了英文版的《社会变迁》和法文版的《甘肃土人的婚姻》。这两本译作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有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共同写一本著作。
1935年的暑假期间，他们在未名湖畔举行了婚礼。新婚的第四天，费孝通应广西省政府的邀请，到大瑶山考察。此时的王同惠在读三年级，也申请参加了这次考察。因此他们将这次考察也赋予了蜜月旅行的意义，归来后，费孝通就准备到英国深造了。
对于学习社会学的这对新婚伉俪来说，此行是极为难得的。他们饱览了沿途风光和社会风情，一直处于兴奋、幸福的情境之中。到达南宁后，他们与广西国民普及基础教育研究院的人员一起，制定了社会调查方案。同年10月18日，费孝通夫妇在翻译和向导的陪同下，到大瑶山腹地调查。这时的王同惠发现自己怀了孕，但是为了丈夫的事业，她坚持留下来，协助丈夫的社会调查。然而乐极生悲，不幸的厄运却降临在她的头上。
12月26日这一天，他们一行人翻山越岭到罗运乡考察。山路崎岖陡峭，十分难走。怀孕的王同惠走起来十分吃力，费孝通就扶着她坐在一块大青石板上休息一下。不料翻译和向导不知他们掉队，继续前行。这时，夕阳下沉得很快，小夫妻俩着慌了，四处寻找也找不见向导和翻译，心里更是恐慌。费孝通见到远处有个柴门和篱笆，以为是一户人家，就前去求救。不料他刚踏进柴门就听哗啦一声落进深坑。原来这是山民们为捕捉野兽设置的陷阱！王同惠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将压在丈夫身上的木棒、石块逐个搬开，使尽全身力气将丈夫拉了出陷阱。她见丈夫身上多处受伤，不能行走，就安顿他躺在平地上，自己去寻求救援。
费孝通等着妻子，一个小时过去了，不见踪影，两个小时过去了，仍是如此。他痛苦地熬过了一夜，到东方泛白时，他心急火燎地匍匐着去找爱妻。到傍晚时分，一位瑶族父女上山寻牛，发现了费孝通。她急忙跑回寨子，喊来两位青年将费孝通抬回寨子。通过寨子的一个小商贩的翻译，他们才知道了费孝通夫妇的遭遇。他们将这个消息报告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立即组织附近寨子的男青年，四处搜山，寻找王同惠。经过六天的寻找，搜遍了周围的山峦、沟谷，都不见王同惠的踪影。
费孝通思念王同惠，心神不宁。一天夜里他梦见爱妻调进水塘里。他就将这个梦告诉给寨子的头领。当地村民随即到一处悬崖下的水塘寻找，果然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估计是她寻人救夫心切，失足落下悬崖，掉进水塘，因无人救助而罹难的。当时她只有24岁，与费孝通结婚仅仅108天。
当时，费孝通准备将爱妻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但因气温炎热，送葬船行到梧州时，爱妻的遗体已不便继续运输，费孝通就在梧州白鹤山将爱妻安葬了。费孝通为爱妻竖了座石碑，并亲自撰写了碑文：
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夏日，应广西省政府特约来本桂研究特种民族之人种及社会组织。十二月十六日于古陈赴罗运之山道上，向导失引，致迷入竹林。通误陷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旋妻复出林呼援，终宵不返。通心知不祥，黎明负伤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踪。萦回梦祈，犹盼其生回也。半夜来梦，告在水中。遍搜七日，获见于滑冲。渊深水急，妻竟怀爱而终。伤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乡县人，来归只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费孝通立。
费孝通回到北平后，将他与爱妻在大瑶山调查的资料整理成书《花蓝瑶社会组织》，署名王同惠，在上海出版。1939年费孝通与孟吟女士结婚后，他们生的女儿取名费宗惠，乳名小惠，就是为了纪念前妻王同惠的。后来费孝通的代表作《江村经济》出版时，在扉页特地注明：“将此书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这些举措都表现了费孝通对王同惠的生死爱情是永远铭记心间和永不泯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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