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和他的妻子廖翠凤都是福建人，林语堂出生在漳州，廖翠凤出生于厦门鼓浪屿。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有两个很要好的厦门籍同学——陈希佐和陈希庆兄弟。有一次暑假，林语堂去厦门的陈家访友时，对陈氏兄弟的妹妹一见钟情，可是陈家是个富豪家庭，对林语堂这个穷牧师的儿子不感兴趣。陈父就将隔壁的廖家二女儿翠凤介绍给他。
廖家虽说家业不如陈家庞大，但在厦门也是名声显赫的富家。廖翠凤的二哥也在圣约翰大学读书，与林语堂也有交往。经陈父搭桥后，林语堂应廖翠凤二哥的邀请到廖家做客。此时的廖翠凤正在上海圣玛丽书院读书，对林语堂因学习成绩优秀曾三次上台领奖的事早有耳闻，她躲在屏风后边偷偷地看他，对林语堂颇有好感。晚上林语堂住在廖家，廖翠凤还将他的衣服给洗了。第二天林语堂穿衣是发现衣服很洁净，并不知道是廖小姐给洗的，还以为这是廖家待客的热情呢！
对于这桩婚事，廖翠凤的母亲心里并不认同，她觉得林家穷，为女儿的未来生活担忧，就对她说：“从吃白饭的人家，嫁到吃糙米的人家，你受得了吗？”没有料到女儿却说：“贫穷算得了什么！”就这样一锤定音，他们就定下了终身。
林语堂毕业后，应聘到北平清华学校中等科担任英文教员。三年后他申请到美国留学。行前，于1919年1月9日林语堂与廖翠凤举行了婚礼，并带着廖翠凤赴美国读书。婚后，林语堂同廖翠凤商量说：“结婚证书只有在离婚时才有用，我们烧掉它吧，今后用不着它的。”征得廖翠凤的同意，他就划了根火柴，将结婚证书烧掉了，用此来表示他们海枯石烂不变心的决心。
林语堂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学习成绩一直是甲等，可是他的助学金却被取消了。原来是清华在美国的留学生总管施秉元拿留学生的津贴去做股票投机生意，失败后，上吊自杀了。林语堂没有了生活来源，恰巧中国劳工青年会招募华工，他就和妻子到法国去打工。后来德国马克贬值，他们用自己的积蓄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这期间，他们夫妻的生活仍然很拮据，为了维持生活，廖翠凤只得变卖自己的首饰来补贴家用。外国人对玉器没有兴趣，每件首饰都卖不上好价钱。翠凤就像割自己身上的肉一般，不得不卖掉。每当此时，林语堂总是安慰她说：“凤，以后我挣了钱，再买给你。”廖翠凤并不计较这些，依然相濡以沫地支持林语堂继续读书。
1923年林语堂携妻回国，在北大担任教授，后来又在1930年代又到美国从事写作，生活境遇大大改善，林语堂也不改初衷。他与廖翠凤的爱情依然夫唱妇随，恩爱如初。1969年他们在台湾举行结婚50周年庆典。林语堂为妻子准备了一副金质手镯，上面铸了“金玉缘”三字，并刻了詹姆斯·惠特坎·李莱的不朽名诗《老情人》。林语堂将其译成中文五言诗：
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
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
幽明倘异路，仙府应凄凄。
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按他们的女儿的说法，“天下再没有像爸爸妈妈那么不相同的”。林语堂好静，廖翠凤喜欢热闹；林语堂不修边幅，廖翠凤却总是每次出门打扮得齐齐整整；林语堂好吃肉，廖翠凤喜欢吃鱼；林语堂多愁善感，廖翠凤却重视实际。然而这些不同的个性，却没有成为他们的婚姻的拦路虎，相反地却成为婚姻互补的有机因素，使得他们的爱情永葆青春。有人问他们，50年婚姻的秘诀是什么？他们夫妻抢着回答说：“只有两个字，‘给’和‘受’。只是给予，不在乎得到，才能是完满的婚姻。”林语堂也感慨地说：“我好比一个气球，她就是沉重的坠头儿，若不是她拉着，我还不知要飞到哪儿去呢？”
1976年林语堂病逝于香港，廖翠凤将他的灵柩运回台湾，下葬于林家庭院后园，廖翠凤终日与他相伴厮守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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