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过北京陶然亭公园的人，都会注意到这里有一座“高石之墓”。墓里埋葬着1920年代闻名于世的女作家石评梅和她的恋人高君宇。
石评梅于1902年出生在山西平定县，原名石汝壁。自幼喜爱梅花，几乎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她为自己取字叫“评梅”；为自己的寓所取名为“梅巢”，甚至连自用的信纸也印上梅花。1920年石评梅在太原女师毕业后，到北平报考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本来是报考国文系的，可是这一年国文系不招生，她被录取到体育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她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学校里的诗社、剧社的活动，开始写作新诗和演出进步戏剧。在北平诗坛上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女诗人。1923年毕业后，她在北师大附中任教，并与同学陆晶清编辑出版《妇女周刊》。
她与高君宇是在1920年的一次山西同乡会上相遇的。高君宇是山西静乐县（今娄烦县）人，生于1896年。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是北大学生会的代表，曾与许德珩等人一起冲进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成为北平学界著名的学生领袖。高君宇是石评梅的父亲在太原省立一中执教时的学生。过去石评梅和高君宇虽然没有见过面，可是她经常听父亲夸耀一个叫高君宇的学生，给她留有很深的印象。在同乡会上，高君宇慷慨陈词的演讲，给石评梅一种震撼的力量。在会议结束时，石评梅走近高君宇，自报家门地说：“我是石鼎丞的女儿，叫评梅。”高君宇一听就愣住了，恩师的千金在他乡相遇，真是喜出望外；再者，评梅的大名又使他联想到一些报章上署名“评梅”的诗作，这也增进了这两位文学爱好者的感情。高君宇随手从书包里掏出几本新出版的《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给她，她像得到宝物那样爱不释手，这些刊物为她打开了一个思想升华的窗口。
当时，高君宇在老师李大钊的指导下，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十几个北大学生，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石评梅在高君宇的举荐下加入了这个研究会，而且是他们吸收的第一位女会员。高君宇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担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还负责编辑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他的工作十分忙累，很少有机会与石评梅见面；但他对石评梅很有好感，经常忙里偷闲给石评梅写信，联络感情。可是石评梅因为恋爱的失败，抱定终身不嫁的信念。对高君宇信中暗示的爱意，却总是以同乡师友对待，这使得高君宇很痛苦。有一次，高君宇约石评梅和她的好友陆晶清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吃饭，高君宇向她们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和婚姻悲剧。石评梅很同情这位同乡，但仍然没有接受他的爱的心意。
1923年初，高君宇参与领导了长辛店工人大罢工之后，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在这个危急时刻，高君宇还特意到石评梅的住处看望她。高君宇走后，给石评梅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表白了自己的心迹：“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这种深深的爱，浓浓的情，还是没有温暖石评梅那颗被冷却的心。1924年国共合作时，高君宇奉命到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他从广州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枚寄给北平的石评梅，另一枚自己则戴在手上，以此表明对石评梅永结同心的爱。直到1925年3月高君宇因肺病不治而辞世，他的手上还戴着这枚象牙戒指。
高君宇的病逝给石评梅精神上巨大的打击。她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这时他才意识到失却的爱，再也不复返了！石评梅整理高君宇的遗物时，她发现了一枚干枯的红叶，上面有高君宇写的两句诗：“满山红叶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这是高君宇在1923年寄给石评梅的爱情信物，当时石评梅因与吴天放分手而发誓终身不嫁，她在高君宇所赠的枫叶背面写上：“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又寄回给高君宇。如今人已不在，红叶尚存，使得石评梅悲痛欲绝。她悔恨不已，痛恨自己不该拒绝真心相爱的高君宇的爱，她决心以自己的余生陪伴着高君宇的亡灵。
1925年3月29日，北京大学等单位为高君宇举行追悼会时，石评梅送了写有“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的挽联，还在白布上亲笔题写一首挽词，悬挂在追悼会上。5月8日，根据高君宇的遗愿由石评梅和高君宇的亲属出面将高君宇安葬在北京陶然亭，石评梅在高君宇墓周围亲手植松柏十余株，并在墓上题了如下碑记：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高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刻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
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此后，她把全部感情都放在已故的高君宇身上。每逢星期天，她都要到高君宇的墓前守候，她还写了十多篇文章寄托哀思。后结集为《涛语》出版。或许是石评梅悲伤过度，三年后，年仅26岁的石评梅也病故了。她的生前好友黄庐隐、陆晶清将她安葬在高君宇的墓旁，使得这对有情人生前未能结为伴侣，死后并葬以结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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