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碧微的红杏出墙一般认为是徐悲鸿执著于授课与绘画创作，无心关怀爱妻所致，其实也不尽然。蒋碧微是个身无长技，醉心于应酬和享受的人。她与徐悲鸿盲目同居，缺乏感情基础，没有共同语言，使得徐悲鸿在生活上得不到应有的爱抚，因而精神苦闷，郁郁寡欢。恰巧在这个时候，他的女弟子孙多慈走进了他的视野。
孙多慈，又名孙韵君，安徽寿县人，生于1913年。1930年从安庆女中毕业，第二年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绘画。徐悲鸿很快就发现孙多慈的艺术才华和非同一般的悟性，认为她很有发展前途，对她非常器重。经常课外点拨，还让孙多慈到他的画室为她画像。徐悲鸿专门刻了一方印章：“大慈大悲”，将他俩的名字嵌在里边，表明心底寂寞的徐悲鸿已经坠入爱河。此后不久，他创作了一幅《台城月夜》的油画，画的是他和孙多慈在一座高岗上赏月，徐悲鸿席地而坐，孙多慈站在她的身旁。蒋碧微看到这幅画，十分生气，就将它藏了起来，不让它面世。
1932年徐悲鸿的公馆在南京落成后，孙多慈特意购买枫树百棵，用于装点恩师的公馆，不料此事被蒋碧微得知，气急败坏地令佣人将枫树苗砍断，当作木柴烧掉。对此徐悲鸿自知理亏，不敢发作，遂将自己的画室命名为“无枫堂”，用以表示心中的不满情绪和对孙多慈的怀念。孙多慈大学毕业后，徐悲鸿本打算带领全班学生到苏联参观学习，顺便送孙多慈到法国进修，但此计划未能实现。后来他们只能通过好朋友舒新城传递书信来联络感情。
尽管这样，徐悲鸿的师生恋还是被小报炒得沸沸扬扬，孙多慈的父母也知道了他们的恋情。有一次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来到南京，要见徐悲鸿。他们约定在鸡鸣寺的一个茶馆相会，这位曾经担任过军阀孙传芳秘书的孙传瑗，顾及到徐悲鸿的名望和社会影响，婉辞谢绝了他和女儿的婚事。
1938年孙多慈随父母避难到桂林，徐悲鸿闻讯后，请托朋友向孙父提亲，仍然遭到孙父的拒绝。随后孙家就离开桂林前往浙江丽水。不久，孙多慈与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许绍棣成婚。1948年孙多慈跟随许绍棣到台湾，任教于台湾艺术学院。她与许绍棣感情不合，但囿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无力走出失败的婚姻，心中始终恋着徐悲鸿。1953年当他在美国得知徐悲鸿病故的消息，悲痛异常，为徐悲鸿守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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