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无锡，地灵人杰，奇才辈出，钱基博与钱钟书父子就是这块土地哺育出来的著名学者。
钱基博，字子泉，号潜庐，生于1877年。钱基博家学渊源，从10岁开始从师于伯父仲眉，学习《史记》和唐宋八大家文选。16岁就发表了《中国舆地大势论》和《说文》等学术论文，充分展示了杰出的才华。1905年开始学习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和日语，接受了新学的熏陶。辛亥革命爆发后，为发展地方文化教育，他进入教育界，从小学教起，继而中学、大学，曾先后任圣约翰大学国文系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浙江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受聘于武昌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大前身），直到1957年病逝。他的一生著述甚丰，其主要著作有《经学通志》、《现代中国文学史》、《古籍举要》、《文心雕龙校读记》、《骈文通义》、《版本通义》等近二十部著作。这些著作为他赢得了著名国学大师的称号。
他的学术成就，与他的长子钱钟书相比，其名气和影响则略逊一筹。不过钱钟书作为他的生命的延续，儿子的成就与其父的教导和影响是不可分的。
钱钟书是钱基博膝下的男孩，生于1910年11月21日。恰巧这一天有位乡里给钱家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钱基成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对这个侄子寄予的希望很大，就从这部“先哲丛书”受到启发，为侄子取名“仰先”，字“哲良”，寓意是“仰慕先哲”。在钱钟书周岁“抓周”时，他从众多的物品中，抓到一本书。为此他父亲钱基博就给他取名“钟书”，“仰先”就成为乳名。伯父钱基成对钱钟书非常喜爱，视若己出。在钱钟书4岁时，就由伯父基成教授蒙学。可是，伯父对他采取放羊式教育，管教不严，每天下午授课，上午则带着他上茶馆、听说书、品民间小吃，钱钟书玩得非常开心，逐渐染上了晚起晚睡、贪吃贪玩的坏习惯。父亲钱基博为此很是担心。气得他想惩戒一下钱钟书，但又担心兄长不满，于是就提出让钟书进入新式小学读书。在家里，钱钟书没有学过数学，进入小学后跟不上班，钱基博就为他“恶补”数学，可是，无论他怎样讲解，儿子就是不开窍，气得他拧儿子的皮肉，用以惩戒。后来钱钟书的伯父去世了，没有人护着钱钟书了。钱基博这才放开手脚，大胆地管束儿子，终于使儿子改变了坏习气。钱钟书才思敏捷，只要静下心来读书，几乎是过目成诵，一旦与伙伴们玩耍时，就信口开河，臧否古今人物，父亲担心他养成不良习惯，就为他改字“默存”，取意于《易·系辞》中的“默而成知，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意思是告诫他少说多做，以防口生祸端。
钱钟书15岁时，钱基博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父亲北上，母亲贤惠，钱钟书又不专心读书了。他将很宝贵的时间用于读“闲书”，学业成绩每况愈下。暑假钱基博回来时，发现儿子很不争气，就将钱钟书痛打了一顿。不料，这次痛打竟然起了作用，钱钟书只得收收心，开始起早贪晚地读书。钱基博为他安排自修科目，指导他学习了《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古文选本，为日后成为国学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学习父亲的文风学写文章，父亲很是喜欢。1930年，国学大师钱穆的《国学概论》出版前，要钱基博给他写篇序文，钱基博就将这件事交给儿子来写。儿子写完后，钱基博通读一遍，无懈可击，很高兴地写上自己的大名就交差了。
1929年钱钟书考进清华大学之后，他父亲经常给他写信，告诫他“儿之天分学力，我之所知；将来高名厚实，儿所自有！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还在信中写道：“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胜我，我心尤慰！”并希望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父亲的嘱告对钟书的立身行事帮助很大。
1938年秋后，钱基博参与创办湖南蓝田师范学院，并担任国文系主任。当时钱基博劳累过度，身体衰弱，就写信给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钱钟书来蓝田任教，顺便照料父亲的身体。钱钟书就惜别妻女，来到蓝田，担任了英文系主任，一面执教，一面尽孝。在蓝田师院任教期间，钱基博坐拥书城，心忧天下，笔耕不辍，著述甚夥。面对日寇的长驱直入，他专门开设《孙子》的选修课，传授兵法常识，以唤醒国人救亡图存。他的《孙子章句训义》就是根据他的讲稿整理而成的。这期间钱钟书与乃父钱基博毗邻而居。除了教学之外，钱钟书一边服侍父亲，一边埋头读书或著书立说。他的《谈艺录》的前半部，就是在这里完成的。长篇小说《围城》，也是在这里构思出来的。1941年暑假，父亲身体康复后，钱钟书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教学之余继续写作，在1944年到1946年间，他完成了《谈艺录》和《围城》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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