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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朕:《名人的往事与人脉》

一次痛打,改“邪”归正——钱基博与钱钟书

  江苏无锡,地灵人杰,奇才辈出,钱基博与钱钟书父子就是这块土地哺育出来的著名学者。

  钱基博,字子泉,号潜庐,生于1877年。钱基博家学渊源,从10岁开始从师于伯父仲眉,学习《史记》和唐宋八大家文选。16岁就发表了《中国舆地大势论》和《说文》等学术论文,充分展示了杰出的才华。1905年开始学习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和日语,接受了新学的熏陶。辛亥革命爆发后,为发展地方文化教育,他进入教育界,从小学教起,继而中学、大学,曾先后任圣约翰大学国文系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浙江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受聘于武昌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大前身),直到1957年病逝。他的一生著述甚丰,其主要著作有《经学通志》、《现代中国文学史》、《古籍举要》、《文心雕龙校读记》、《骈文通义》、《版本通义》等近二十部著作。这些著作为他赢得了著名国学大师的称号。

  他的学术成就,与他的长子钱钟书相比,其名气和影响则略逊一筹。不过钱钟书作为他的生命的延续,儿子的成就与其父的教导和影响是不可分的。

  钱钟书是钱基博膝下的男孩,生于1910年11月21日。恰巧这一天有位乡里给钱家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钱基成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对这个侄子寄予的希望很大,就从这部“先哲丛书”受到启发,为侄子取名“仰先”,字“哲良”,寓意是“仰慕先哲”。在钱钟书周岁“抓周”时,他从众多的物品中,抓到一本书。为此他父亲钱基博就给他取名“钟书”,“仰先”就成为乳名。伯父钱基成对钱钟书非常喜爱,视若己出。在钱钟书4岁时,就由伯父基成教授蒙学。可是,伯父对他采取放羊式教育,管教不严,每天下午授课,上午则带着他上茶馆、听说书、品民间小吃,钱钟书玩得非常开心,逐渐染上了晚起晚睡、贪吃贪玩的坏习惯。父亲钱基博为此很是担心。气得他想惩戒一下钱钟书,但又担心兄长不满,于是就提出让钟书进入新式小学读书。在家里,钱钟书没有学过数学,进入小学后跟不上班,钱基博就为他“恶补”数学,可是,无论他怎样讲解,儿子就是不开窍,气得他拧儿子的皮肉,用以惩戒。后来钱钟书的伯父去世了,没有人护着钱钟书了。钱基博这才放开手脚,大胆地管束儿子,终于使儿子改变了坏习气。钱钟书才思敏捷,只要静下心来读书,几乎是过目成诵,一旦与伙伴们玩耍时,就信口开河,臧否古今人物,父亲担心他养成不良习惯,就为他改字“默存”,取意于《易·系辞》中的“默而成知,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意思是告诫他少说多做,以防口生祸端。

  钱钟书15岁时,钱基博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父亲北上,母亲贤惠,钱钟书又不专心读书了。他将很宝贵的时间用于读“闲书”,学业成绩每况愈下。暑假钱基博回来时,发现儿子很不争气,就将钱钟书痛打了一顿。不料,这次痛打竟然起了作用,钱钟书只得收收心,开始起早贪晚地读书。钱基博为他安排自修科目,指导他学习了《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古文选本,为日后成为国学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学习父亲的文风学写文章,父亲很是喜欢。1930年,国学大师钱穆的《国学概论》出版前,要钱基博给他写篇序文,钱基博就将这件事交给儿子来写。儿子写完后,钱基博通读一遍,无懈可击,很高兴地写上自己的大名就交差了。

  1929年钱钟书考进清华大学之后,他父亲经常给他写信,告诫他“儿之天分学力,我之所知;将来高名厚实,儿所自有!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还在信中写道:“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胜我,我心尤慰!”并希望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父亲的嘱告对钟书的立身行事帮助很大。

  1938年秋后,钱基博参与创办湖南蓝田师范学院,并担任国文系主任。当时钱基博劳累过度,身体衰弱,就写信给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钱钟书来蓝田任教,顺便照料父亲的身体。钱钟书就惜别妻女,来到蓝田,担任了英文系主任,一面执教,一面尽孝。在蓝田师院任教期间,钱基博坐拥书城,心忧天下,笔耕不辍,著述甚夥。面对日寇的长驱直入,他专门开设《孙子》的选修课,传授兵法常识,以唤醒国人救亡图存。他的《孙子章句训义》就是根据他的讲稿整理而成的。这期间钱钟书与乃父钱基博毗邻而居。除了教学之外,钱钟书一边服侍父亲,一边埋头读书或著书立说。他的《谈艺录》的前半部,就是在这里完成的。长篇小说《围城》,也是在这里构思出来的。1941年暑假,父亲身体康复后,钱钟书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教学之余继续写作,在1944年到1946年间,他完成了《谈艺录》和《围城》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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