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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名家写景美文436篇

《漂泊京都》古清生

  漂泊京都

  古清生

  漂泊京都,业已是第二个年头了,初来的浮躁、苦闷和迷茫也逐渐地在时间里消解,所得的是一颗平常心。独自地在京都的居所里写作,或采买,或做饭烧菜、饮酒,典型的一个人的“作坊”,就把日子过得很静,很淡。间或去到热闹的城区,也是为匆匆的过客,并不把自己当作完全的京人。只是想,我是一个纯粹为文学而投奔京城的人,把文学当作事业,也把文学当作谋生的手段,就这样把日子过下去,把文章写下去,日积夜累,可供大家卒读或不堪卒读的文字也就多起来。多得有些个泛滥么?每天来的样报多多,便也就把它看做是生命的“影子”。如今,热爱文学的人是不多了吧?

  然而,在京都却也有如我等痴者,打全国各地而来,朝圣般栖居京都。后些来的人,总有一些找上门来,要探讨文学的发展以及以文学谋生的问题。这令我很感动。感动的是,大约他们都从书店里买到我的那本散文集子,那本散文集子,我给它取名叫做《男人的蜕变》,大意是一个男人的精神从一种状态转向另一种状态,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也就在那本散文里,有一篇的标题为《无人呼我》,讲的是我自己的故事,说是初到京城买了一个BP机,却是没有人呼我,寂寞时,自己呼了自己一回。这也不是什么精彩的故事,却是在那篇文章里,无意公布了我的BP机的号码,所以大凡来京的文学青年买了书,就以那个号呼我来。呼得多了,人就略略有些后悔,心想不该把BP机的号公开。只是这样地想了想罢,每有人呼来,还是赶快去公共电话亭回话。当对方告诉我,他也是流浪者时,我总是要与他在电话里作长谈。流浪的心,总是能够相通的吧,所以,我并不去想如何的不该。因为这样的交流,总是让我得到多多,那些个男女文学青年原本与我一样,过去都有着一份安适的工作,有固定的收入,便是心中的那一个梦想,使得他们背井离乡,走上了艰难曲折的流浪之路,而前途未卜。那一份漂泊的心境,那一份无奈的焦灼,那一份孤独的期待,不期然地从话语里传达,进入到我的心灵。

  还记得是去年的冬日,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我正在写一篇散文,忽然BP机叫了,我一看,是一个并不熟悉的电话,想来是有什么人有什么急事呼我,便出门去打电话。其时已是夜里十点,雪花在冷冷的路灯光下飞扬,而大街上,已是车少人稀,大多的店铺也已关门。我顶着风雪骑车穿过好几条街,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电话,那个店子也正准备关门的,我来了,店主听到我的南方口音,便宽容地让我打,他也是南方人。拨通了电话,对方传来的是一个苦闷的声音。他说,我也是一个外省人,刚才读了您的散文,我跟您一样的心境,睡不着觉了,就想着呼您来,您不见怪吧?我在冷风里打了个哆嗦,那天大约在零下十度,实在是冷的。我说,不怪不怪,找我有什么事吗?他说,我……主要是想和您聊一聊。我们就这样一个在北京城的东头,一个在北京城的最西头,开始了电话交谈。末了,我问他,你还回去么?他说,回不去了。回不去了,这是我从外地来京的很多文化人口中听到的, 而我也一样,回不到过去中去。且我的散文集中也收入了这样一篇文章。我们这样大约谈了半个多小时,脚是冻得发疼,手也麻木得快要抓不住电话了,我只好告诉他,我不能再陪你谈了,太冷。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总有一些外省的青年文学朋友呼来。他们谈着各式各样的想法,讲述各种各样的处境。近时有一位南国来的文学青年也是这样呼我,而他的想法却是让我惊叹,并促使我想到要写一篇文章,告知那些欲来京都流浪的文学朋友一些什么。

  那位朋友,原是一位教师的,大学毕业,辞了职到京都来回他的文学梦。这些,原本也很正常,京都是一个大城市,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东西南北文化交杂,平日里玩笑地说,京都是中国的纽约。很多外省人来京都圆梦,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成功者是微笑,失败者是泪水。然而那位朋友的思想却是让我沉思。他呼过我之后,要了我的地址,然后给我写来一封长信,告诉我,他这是第二次来京都了。第一次来时,呆了些时日,用尽了身上为数不多的钱,只好又回到他的南国去,准备去更南的南方广东去时,一位朋友在北京帮他找到一份工作,是电脑公司。他又来到京都到电脑公司打工。这原本也是很好的,老板很器重他,并想把他培养成一个商人。然而,他却心仪文学,并不想走商人的路,也不曾安下心来经商,这样,老板只好推荐他到一家书店去,以为在那里他可以有所作为。到了书店,自也是可以栖身的,与之文学也近了一些。可是,他一去书店便对老板说,他只是暂时想呆在书店,他的目标仍是文学。老板劝他先干好工作再说,这话好像不大合乎他的心情,及至这一位老板也想炒他的鱿鱼了。因为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店子成为文学院的。他在信中还说,他只想搞文学,别的都毫无兴趣。这话也是无错,但是,因为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生活姿态,他目前又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了。

  流浪者呵,读他的信的时候,我为他的那份执著而感动,也为他那份艰辛而心酸,但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同他的这种思维。为事业从外省来到京都,这很令人感佩,不愿意平庸,不甘心无所作为,这已经是九十年代青年的精神走向。但是,京都并不是慈善机构,不会因为你有事业心而救济你,生存只有靠你自己。在还不能够靠文学养活自己的时候,自是要谋得一份职业,找到一个饭碗,且还要把它守住,这样才是可以立住足,然后再谋求发展。而那位朋友,这一切他都不想,我完全能够清楚他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局面,却又帮不上他,即便我现在完全靠稿酬为生,也是要在一家报社打工的,最起码我有一个通讯地址罢。我读完那位朋友的信,想写一封信告诉他,无论如何也得保住眼前的饭碗,文学的事,总是要等吃饱饭才可以谈的,可是,他却没有给我留下地址,大约他根本就没有地址,只是到处寻找那种极小极便宜的旅馆住罢。我心里顿时怅然无限,一种为朋友心酸的感念便也充塞于胸。但偌大的京都,我又怎能找见这些漂泊的文学朋友而—一把我的想法告知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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