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后院
翦伯赞
假如呼伦贝尔草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闹市，那么大兴安岭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幽静的后院。重重叠叠的山岭和覆蔽着这些山岭的万古常青的丛密的原始森林，构成了天然的障壁，把这里的呼伦贝尔草原分开，使居住在这里的人民与世隔绝，在悠久的历史时期中，保持他们传统的古老的生活方式。一直到解放以前，居住在这个森林里的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还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历史阶段。但是解放以后，这里的情况已经大大改变了。现在，一条铁路已经沿着大兴安岭的溪谷远远地伸入了这个原始森林的深处，过去遮断文明的障壁在铁道面前被粉碎了。社会主义的光辉，已经照亮了整个大兴安岭。
我们这次就是沿着这条铁道进入大兴安岭的。火车首先把我们带到牙克石。牙克石是喜桂图旗的首府，也是进入大兴安岭木地带的大门。喜桂图，蒙古语，意思是有森林的地方。这个蒙古语的地名，纪录了这里的历史情况，其实在牙克石附近现在已经没有森林了。
在牙克石前往甘河的路上，我们目光便从广阔的草原转向淹没在原始森林中的无数山峰。在铁道两旁，几乎看不到一个没有森林覆蔽的山坡，到处都丛生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其中最多的是落叶松和白桦，也有樟松、青杨和其他不知名的树木。
我们在甘河换了小火车，继续向森林地带前进。经过了几小时的行程，火车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叫作第二十四的地方。应该说明一下，在这个森林中，有很多地方过去没有名字，如第一站、第二站之类。但有些地方原来是有鄂伦春语的地名，又往往能透露一些历史的消息。例如锡尼奇是一个鄂伦春语的地名，意思是有柳树的地方；又如乍格达奇，也是一个鄂伦春语的地名，意思是有樟松的地方。这样的地名比起数目字的地各来，当然要好得多，因此我以为最好能找到这些地方的鄂伦春语的名字。
我们在第二下四地点下了火车，走进原始森林。依照我们的想法，在原始森林里，一定可以看到万年不死的古树；实际上并没有这样长寿的树木，落叶松的寿命最多也不过一百多年。所谓原森林，是说这个森林从太古以来，世世代代，自我更新，一直到现在，依然保持他们原始的状态。当然在我们脚下践踏的，整整有一尺多厚的象海绵一样的泥土，其中必然有一万年甚至几万年前的腐朽的树木和树叶。
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太阳都射不进去的丛密的森林，也第一次看到了遍山遍岭的杜鹃花和一种驯鹿爱吃的特殊的苔藓。秋天的太阳无私地普照着连绵不断的山岗，畅茂的森林在阳光中显出象翡翠一样的深绿。在山下，河流蜿蜒地流过狭窄的河谷，河谷两岸是一片翠绿的草地和丛生的柳树。世界上哪里能找到这样美丽的花园呢？
我们的旅程，并没有停止在甘河。就在当天夜晚，火车把我们带到了这条森林铁路的终点阿里河。阿里河是鄂伦春自治旗的首府。鄂伦春，满洲语，意思是驱使驯鹿的部落。但是现在的鄂伦春族人民已经不是一个驱使驯鹿的部落，他们在阿里河边建筑了新式的住房，在这里定居下来，逐渐从狩猎生活转向驯养鹿群和农业的生活。现在在大兴安岭内驱使驯鹿的唯一的民族，也是以狩猎为生的唯一民族是鄂温克族。
从狩猎转向畜牧生活并不是一种轻而易举的事，这要求一个民族从森林地带走到草原，因为游牧的民族必须依靠草原。森林是一个比草原更为古老的人类的摇篮。恩格斯曾经说过，一直到野蛮低级阶段上的人们还是生活在森林里；但是当人们习惯于游牧生活以后，人们就再也不会想到从河谷的草原自愿的回到他们祖先所住过的森林区域里面去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的话说明了人类在走出森林以后再回到森林是不容易的；在我看来，人类从森林走到草原也同样是不容易的。因为这需要改变全部的生活方式。要改变一种陈旧的生活方式，那就要触犯许多传统的风俗习惯，而这种传统的风俗习惯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仅改变全部生活方式会要遇到困难，据一位鄂伦春的老猎人说，甚至把狩猎用的弓矢换为猎枪这样简单的事情，也曾经引起反对。反对的理由是火器有响声，打到一只野兽，惊走了一群，而弓箭没有这种副作用。但是新的总要战胜旧的，现在不仅鄂伦春族的猎人、甚至鄂温克族的猎人也用新式的猎枪装备自己。
札兰屯是我们最后访问的一个内蒙城市。
到了札兰屯，原始森林的气氛就消失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美丽的山城。这座山城建筑在大兴安岭的南麓，在它的北边是一些绿色的丘陵。有一条小河从这个城市中流过，河水清浅，可以清楚地看见生长在河里的水草。郊外风景幽美，在前往秀水亭的路上，可以看到一些长满了柞树的山丘，也可以看到从峡谷中流出来的一条溪河，丛生的柳树散布在河谷的底部。到处都是果树、菜园和种植庄稼的田野，这一切告诉了我们这里已经是呼伦贝尔的农业区了。我们就在这里结束了内蒙的访问。
揭穿了一个历史的秘密
这次访问对于我来说，是上了一课很好的蒙古史，也可以说揭穿了一个历史的秘密，即为什么大多数的游牧民族都是由东而西走上历史舞台。现在问题很明白了。那就是国为内蒙东部有一个呼伦贝尔的草原。假如整个内蒙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那么这个草原就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很多的游牧民族都是在呼伦贝尔草原打扮好了。或者说在这个草原里装备好了，然后才走出马门。当他们走出马门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仅是一群牧人，而是有组织的全副武装了的骑手、战士。这些牧人、骑手或战士总想把万里长城打破一个缺口，走进黄河流域。他们或者以辽河流域的平原为据点，来敲打长城的大门，因而阴山一带往往出现民族矛盾的高潮。两汉与匈奴，北魏与柔然，隋唐与突厥，明与鞑靼，都在这一带展开了剧烈的斗争。一直到清初，这里还是和准噶尔进行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如果这些游牧民族，在阴山也站不住脚。他们就只胡继续往西走，谋略从居延打开一条通路进入洮河流域或青海草原；如果这种企图又失败了，他们就只有跑到准噶尔高原，从天山东麓打进新疆南部；如果在这里也遇到抵抗，那就只有远走中亚，把希望寄托在女为水流域了。所有这些民族矛盾斗争在今天看来，都是一系列的民族不幸事件，因为不论谁胜谁负，对于双方的人民来说都是一种灾难，一种悲剧。
马克思说：“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它的喜剧。”现在悲剧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出现在内蒙地区的是历史喜剧。但是悲剧时代总是一个历史时代，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时代，一个紧紧和喜剧时代衔接的时代。为了让我们更民政局地和过去的悲剧时代诀别以及更好地创造我们的幸福的未来，回顾一下这个过去的时代，不是没有益处的。
作者简介：翦伯赞（1898——1968）著名历史学家。湖南省桃源县人，维吾尔族。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26年，参加北伐军政治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0年到解放战争期间，按照周恩来的部署，他先后在重庆、南京、上海和香港从事统一战线和理论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等职。曾与郭沫若、范文澜等筹建成立了中国史学会。史学著作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一、二卷）、《历史问题论丛》等。
摘自： 《人民日报》1961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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