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小五台
侯金镜
远眺
向往小五台的心，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被牵挂住的。
去年五月下旬，到涿鹿县桑干河北岸去看几个同伴。被朦朦细雨留住。雨一直下到第二天中午，当天气由燥热变得微寒的时候，我披上一件夹衣到大门洞外面去看天色：北面鸡鸣山被雨脚遮断看不见了，西面黄羊山蒙上一层薄雾，山上的树木透过雾气绿得正浓。只是南边有放晴的样子，一层又一层的山峦背后，淡蓝色的天空慢慢地露出来了。一霎眼的工夫，就在那块蓝天上面，一个最高峰笼着一抹白纱突然出现了。太阳照着上边有点耀眼，真是难得看到的好景色。我想，桑干河上打了闷雷，下了初夏的小雨，可是那目所能及的山上却降下了大雪，那山该有多么高啊！身边一个老汉告诉我，那山虽远，可是在涿鹿县边界，从远处别看那山光秃秃的，其实它上面盖满了松杉。山高林子密，人烟稀少，野兽的脚印比人的脚印多，可那是座宝山啊！
老汉漫不经心的叙说，使我的心一震：那高耸壮丽的山峰不就是地委、县委的领导同志曾介绍过许多次的小五台么。就在这一刹那，小五台峰顶那一抹银色的轻纱，就成了我和它建立感情的触媒。从此以后，心里就牵挂上小五台：能找到怎样的理由、得到什么机会，去揭开它头顶的轻纱，看看它的真面目呢？
神游
去年并没有如愿，脑子却从此向小五台打开了，不管什么人谈到或是哪里记述到关于它的事情，都能清晰地留在记忆时。
最有兴趣的是，我知道了小五台是距离北京最近的一座大山。内长城从它的腰身南面绕过去，把它留在塞外。一股水从它的腋下流出，成为拒马河的一个源头。据说小五台是河北省有数的高峰之一，这是靠得住的，因为去年我在干河岸，距它二百四十华里，还能看到它被众山拱卫着的主峰呢。北岳恒山是它的母亲，恒山山脉从雁门关迤逦而东，到了怀来、蔚县、涞水交界的地方又突起一组五个山峰，在海拔三千米以上，这就是小五台了。不过留在怀来县的只有北台和中台。所以说小五台距北京很近，因为它脚下的赵家篷人民公社就和京西矿区接壤。用尺子在地图上量量，小五台和北京的航空距离不过一百公里，腿上有劲的走起来，也就是两天的路程，比到十三陵只多五六十公里。当然这是对着平面的分省地图说空话，真的抄近道到小五台，我想，至少要翻过几十道大山梁吧。不管怎么说，小五台是北京的邻人，是首都西面最高峻险阻的一个屏障。
正因为它高峻险阻，所以宝藏也最多。
在山里住过的人都懂得，山区有深山、浅山、丘陵地带之分。丘陵地带是比较贫瘠的部分，大自然在那里的储藏最少，却把各种好东西从浅山到深山一路藏过去，越是去深不知处的地方宝贝也最多。大自然又和许多殷实富户一样，生性吝啬，当它把宝贝埋藏妥当以后，就用断崖绝壁把路堵死，用大风雪把自己遮盖起来。如果人们一定要进去，它就突然发下山洪将人卷走。还有野兽给深山把守大门，只听它们的吼叫，也就够使人胆战心惊了。在旧年月里，能耐住饥寒的人们，谁到这种险恶的地方来？
所以小五台脚下的赵家篷人民公社，社员们祖祖辈辈都在浅山和丘陵地带聚居。公社管辖的面积很大，东西长一百华里，南北宽六十华里，比冀中平原上一个县还大好多。人口少，才一万一千人，可是能耕种的土地平均到每个人身上才一亩挂零。这里的人有个笑话：一个农民有一天耕了七十二块地，还有一块怎么也找不着了，后来才发现它在碾盘底下压着呢。也可见深山区土地少到什么程度，地块又小到什么程度了。
人少地少路难走，就这样，深山里的农民对山也没发过怨言。他们有许多关于山神的传说——一个须发全白、手里拄着拐杖的老人，在大风雪中怎样给他们引路，帮他们赶走妖怪（那困难的象征）的故事。这就证明，他们向深山进军，夺取宝贝，也热爱这座山，用传奇的调子赞颂它。解放以后他们又强调吃山养山，维护小五台的青春，山和人们已经相依为命了。
现在，他们又编出歌谣唱道：“近山低山花果山，远山深山森林山，全年季节二十四，四十八秋都增产。”挺好听的一个歌。什么叫“四十八秋”？平均每个季节收两个“秋”，全年就有“秋”四十八个了。几个粮食秋不算以外，还有山区特点的生产象养蜂取蜜，养蚕采茧，放牧牲畜，育兔剪毛，去密林里打猎，下清水潭捕鱼，妇女儿童摘花椒，拾像实，捡榛子……“秋”多得很，何止四十八个。
他们自豪的是盛产大扁杏，仁肉厚，出油多、颗粒大到七八个叠立在一起不也会倒下。有一年收了九万斤，再加上二十万斤]核桃仁，只这两桩就给公社增加了二十万元的收入。药材也是大宗出产，柴胡、大黄、五加皮等等我们是熟悉的，还有什么长在塔形蘑菇下面的猪粪根，根须一律向左拧去的秦九，就是名字也很新鲜。党参已经人工培养了，野生的，一个劳力在一个秋天能刨百多斤。
没有被人全部征服的是绿色的金子。深山里郁郁苍苍的处女林，长在中台北台的阴坡上。灌木林子还好办，砍河杨、桦树能做椽子和矿井的支柱，不成材的可做农具柄，做大车的也可以从它们里面挑选材料，桑干河洋河两岸的果园也离不了它们，搭葡萄架的杆子，编水果筐的荆条子，都得从小五台山上往下运。这些材料人背、毛驴驮、手车推都可以，那些顶天立地的松极就没法了，因为没路，还不能大量采伐。松杉最茂密的是唐音寺和老林沟两道沟，纵深不下四十华里。这个林带“少太阳、少炎热、少旱象”，看来既是劳动又是避暑的好地方，可是“无村、无人、无路”，再加上“雨多、水多、雪多、冰多、阴天多”，沟里就不容易进去安下村庄。人烟少了，虎豹在这里出现，狍子成群地住在密林里，毒蛇也选择到繁殖后代最好的巢穴了。
峰回路转
向往小五台整一年了，今年，恰恰也是五月下旬才得到机会，爬到它的北台附近，了却这桩心愿。
艰苦的是最后一天路程，从赵家篷到唐音寺林场的那六十里山谷。一出发，穿过大片大片的核桃林、杏林，就要循着步步登高的拒马河上游爬上去，什么时候十几丈宽的河床变成三二尺宽的溪流，才算到了目的地。河谷越走越窄，有时只给蓝天留下一道缝，几乎要夹扁了行人的脑袋。在半坡的羊肠小道上攀援得说是最省力，总算是看得见路，路上也还有点松软的土。在河谷里走，就得留神找寻前人的脚印，不然，就走到断崖底下，湍急的水把人拦住。最愁人的是大石头，山头风化了。岩石崩裂开，被山洪冲下来，一群一伙散乱的蹲在山沟里。高兴了，它们留个窄石头上寻好落脚到十里地。如果只是低着头找路，东歪西余地往前走，用不了多大工夫，就腿脚发酸，越累就越发烦躁。
可是等你挺直身子喘口气的工夫，马上就发现百转千回的山谷也忽然山穷水尽了，开满了紫丁香的悬崖绝壁突然横在面前。再拔起腿来钻进谷口以后，忽然又豁然开朗，几丈高的瀑布呼啸着跌碎在清水潭里，绿尾巴的水鸟在飞溅的浪花里打着回旋。这是休息的好地方了，在青石板上坐下看那水潭的颜色吧：从上望由浅绿淡蓝到深蓝，层次分得很清楚，最下面就黑得透明，象一块正在凝结的玉，澄澈而看不见底。投石头下去，它摇摇摆摆好半天，才没到黑颜色那一层里不见了。同时一股清凉也扑到脸上，汗下去了，也该继续赶路了。
一路上都是静静的，偶尔在河边看到小孩子精神专注地钓鱼。鱼在流急水浅的河里不易吃到东西，所以很快就上钩，不到一袋烟的工夫，他已经得到七八条了。只有一次突然听到爆炸的声音，赶上去看，几个赤裸裸的壮汉正在水潭里打捞被炸得昏厥了的鱼群，那种一尺多长、生得挺秀气的鱼，已经装了满满几筐了。
村子是有的，这里的耕作区叫董家站，纵深三十五里，辖五个村，一共才五百多人口。伸到林区边缘的村庄叫美吉，象是由赵家篷人民公社派出征服深山区的先遣队，又象是窥探森林的了望哨。到美吉，已经走了整整四十里，正是快要筋疲力尽的时候，就进了唐音寺林区。
晒得我们口干舌敝的太阳光，现在只能稀稀疏疏地射进林子里，脚下是一层厚厚的腐烂了的白茅草，象是有意给过路人铺上的软垫子，踏在上面，腿脚显轻便多了。两边都是灌木林，有挺拔的河杨，也不被当地人称做“老脸皮”的桦树——这种树的表皮可以一层层剥下来，做成精致的小盒子，并不妨害它的生长。太阳已经斜过去，前面的二十里路没村，再也不会碰到人了。突然一声狍子叫，就马上想起昨天公社的同志们讲说的野兽的故事。豹子是追人的，突然碰到一头下到河边来喝水的怎么办？天黑下来找不到过河的踏石，怎么办？哗啦哗啦的水声听起来不再心旷神怡，反而有点恐怖了。
累了，饿了，又怕天黑下去摸不着路，脚步虽然不由得加快，可是路觉得更长了。等到打定主意走夜路，自己给自己壮胆子，准备迎接惊险或是狼狈场面的时候，路旁出现了被砍掉的树干，刀斧的痕迹还是新的，小河上摆的也不是踏石，而是又宽又结实的木板，今天的路程是不是快要结束了？正盘算的时候，一抬头，已经望见唐音寺林场院小屋上缓缓升起的炊烟了。
这六十里路，从日出到日落，算上中午打尖休息，整整走了十二个小时。爬上了林场驻地的小坡，等好客的主人把小五台的主峰指给我的时候，太阳突然从山顶上沉下去，周围的山色就已经模糊不清了。
密林一日
主人告诉我，唐音寺林场是河北省的两大林场之一（另一个是承德专区），木材蓄积量有二十六万立方米。如果八厘米粗以下的不动，只采伐的第一茬，用二十辆卡车要拉十年。其实这林带是次生林，落叶松和云杉中树龄最大的约八十岁左右，有二十厘米粗，十三米高，据说这是质量很高的典型林带。
林场是去年建立的，以一个坍塌了许多年的古刹唐音寺得名。林场辖区纵深四十里以内早就没有了人家。距离最近的村庄美吉也有二十里，使林场成为一个孤零零的据点。三十多个林业式人刚一来的时候，还住在临时搭起窝棚里，夏天来了山洪漫平了河谷，淹没了所有的道路，雪也来得早（九月初旬），消融得晚（五月下旬），大雪被风吹积起来有两米厚，在这靠河北平原很近的地方，一年倒有半年雪封山。所以工人们除了护林以外，当务之急是盖房子，蓄积粮食。
第二天一清早起来就爬山进密林，不久就经过唐音寺废墟，它只剩下了地基，寺院的轮廓一点也看不见了。废墟的对面的幽谷里，有一道道常年不化的小冰川，从半山腰一直延伸到沟底，寒风也从那里一阵阵出来，可是一拐进密林里的小路上，野花都已经盛开了，一丛丛铃兰花，在路旁排得齐整的薄公英，风一吹就摇曳起来的胭脂花，完全是一片早春的气象。昨天涉过百多次的拒马河上游，现在成了叮叮呼呼唱着、急促的从石头缝隙里穿行的小溪了。沿着陡峭的小路走上去，时常有山鸡被脚步声惊起，扑楞楞地飞走。脚也常常绊在狍子骨头上，上面还附着皮毛，有的血钯还是殷红的。很可能昨天夜里，就在这道路附近，一个狍子做了豹子的牺牲品了。
最有兴趣的是，一片森林依着山的高度的不同分成了颜色不同、树种相异的林带。一进密林都是灌木丛，榛子树、山杨、过去打游击时用做手杖的六道木（细细的树干长着有规则的六个楞角），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树种。爬到海拔一千五百米以上，灌木林就让位给桦树和其他树种的混交林，再往上走，别的树种越来越少，只剩下清一色的桦树了。再爬两千米左右，又嗅到松杉清香，伞盖一样的云杉，这是飞机用材和上好的图纸材料，落叶松的小针叶已经碧绿，它开始了今年的生长期，桦树又被挤到下面一层去了。那些高耸挺拔的树木喜欢群居，颜色最苍劲，树种最名贵，敢于经受严酷的风霜，都盘据在最高处，于是不成材只能做小什用的灌木们就都拥塞在山脚，混居着，拥挤得直到地面上不留一点空隙。
再往上走就到了裸露地带，只有白茅草在峰顶上横生竖长，历年的腐草积了一两尺厚，就是最能耐寒的云杉也从不越过裸露地带的界限。大风吹来没一点遮拦，阴坡上的山洼里还有成堆的积雪，要到三伏天才能融化一部分。
站在裸露地带看脚下，是一片无边无沿苍郁的林海。远处，四面都是布满森林的一道道大岭，它们的头都伸到云朵里面，有如多座顶天立地的绿屏风。小五台的主峰在我的背后，它从林海中伸出的头顶，现在看来，没有从桑干河北岸远眺时那样壮丽，在起伏的松涛上面却显得庄严肃穆了。
躺在茅草坡上，望着天空，云慢悠悠地游动。上山之前对森林的神秘感觉完全失。心情逐着林海的波涛起伏，舒畅辽阔得要将神秘感觉完全消失。心情逐着林海的波涛起伏，舒畅辽阔得将要进入忘我的境界。忽然，一声野兽的吼叫把我惊醒了，又象是悲哀地呼唤着什么，一递一声地叫了两三分钟。过一会才意会到这是狍子。我的同伴——老猎人和怀来县委会的同志们已经找到了狍子的固定的道路（它们总是在几棵大树干上磨犄角）发现了狍子反刍的地方（茅草被压成窝，粪便还是新鲜的）。不久就听到枪声，一群狍子被赶出密林，跑上裸露地带。有一头从我们面前穿过小路，跑上百多米就站下来回头看看，那眼睛露出恐怖又怨恨那些追捕者的神色。不过一两分钟，它窜上高达五百多米的高坡，翻过山顶，不见了。右面山顶上，这时候腾起了一阵欢呼，猎人们都从隐蔽着山头上跑下来。老猎手射中了一只，弹穿了腹部，它还挣扎着跑了二十多米，流血过多，才倒下来。这是一只雄狍，重五十三斤，身形秀美而健壮，角目有三个丫叉，已经三岁了。
抬着猎获物下山凯旋回去才过了半后晌，疲乏得不想动的时候，好客的林场主人又邀我们洗温泉。翻过一个小山头，不过半里路就到了。水很烫，有摄氏五十度左右，一坐进去就汗流浃背。出了浴池以后全身清爽，脚底板马上恢复了弹力，两天的疲劳都洗净了。泉水里有什么成分，判断不出。硫磺是没有的，水清而滑腻，并且能饮，可帮助消化，不知道是不是稀有的苏打泉？这泉在涞水、蔚县都知名，常有患严惩的关节炎以及各种疑难病症的人，背上棉被干粮，翻大山，走八九十里路到这里来。恢复健康的例子并不少。现在还有十几个病人住在温泉旁边的茅屋里呢！
讨厌的是泉子周围的毒蛇很多，不多见的两头蛇这里也有。每天中午它们都蜷缩在石头上晒太阳，从浴池的石墙缝里它们也敢出来探头。不过今天因为人太多，它们都躲起来了。这次虽然没有受到惊吓，可是毒蛇群怎样在这里自由自在生活着的状况，也交臂失之了。
晚上的佳肴当然是清蒸狍子肉。但我吃得最上口的是主人为大家喝小米粥而准备的苦菜。吃法是一口菜一口粥。苦菜的确名副其实，涩苦得很，可是再喝一口稀饭就象加了少量的糖。苦菜和热的流质淀粉化合一起就发甜，弄不清是什么缘故。但是，苦尽甜来的滋味确实是经过舌上的味蕾感受到了。
林场的夜黑沉沉没一点声音，森林又变得有点恐怖了。睡下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时候在这距离北京最近的林区修通了公路，络绎不绝把松杉运到基本建设工地，建立起纤维板厂，把不成材的灌木林充分利用起来，并且在温泉附近建立疗养院，让唐音寺变成消夏的风景区？苦菜稀饭那苦尽甜来的滋味，不正是唐音寺林场的明天的象征吗？
作者简介：侯金镜 （1920——1971） 著名文学评论家。北京人。1938年参加革命，入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从事文化工作和创作。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副社长，华北军区文工团副团长。解放后，曾任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理事，长期担任《文艺报》副主编。在调《文艺报》后，除编辑刊物外，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工作。主要著作有：文学评论集《鼓噪集》、《部队文艺新的里程》；散文《花果之乡，鱼米之乡》和《漫游小五台》。他的评论文章深刻细致，既肯定、维护作家的独特风格，又能切中要害，如实地指出壁瑕，所以多被作家引为“知音”。他评论茹志鹃短篇小说的文章《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曾在文艺界引起极大的重视。
摘自： 选自《新观察》1959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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