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23日早晨，茅盾吃了妻子给他做的早点，穿上黑大衣，匆匆出门。
他是去参加中国文联召开的所属各协会的负责人联席会议。昨天接到通知说，有重要文件要传达、学习。
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在本月12日对文艺问题的一个批示，其是有：“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茅盾坐在会场里，直到会议结束，未说一句话。和与会同志分别时，他也没跟他们打招呼，只是默默地与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同志握了握手。在汽车里，他靠在后座上，一直闭着眼睛。
回到家里，就向书房走去。妻子问他要不要给给饭，他挥了挥手。看到丈夫脸色阴沉，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孔德沚没有问，悄悄地拉上了门，退了出来。
茅盾担任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人民文学》和《译文》两个杂志的主编以来，写作的评论和文章有一百多万字。从1949年10月1日发表《略谈工人文艺运动》至今，他评论的作品有一百多篇（部），论述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的文章有几十篇。他多次号召文艺工作者，认真改造思想，坚决面向工农兵，要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撰写了《必须加强文艺工作中的共产党领导》、《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关》、《坚决完成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新中国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等等。他所热心提倡的，难道不是社会主义文艺，而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艺？
夜晚睡在床上，他辗转反侧，几次起来报安眠药，喝水，解手。
妻子问他哪儿不舒服，他也缄默着，没有答话。
1964年新年，茅盾参加了中国文联各协会的文艺整风会。各协会党组领导干部都对照“批示”进行检查，而且一次又一次地检讨。他坐在一旁，沉思不语。
他能说什么呢，违心为“批示”说好吗？或是不顾事实地把十多年来自己的工作说得一无是处吗？
7月12日，茅盾又参加了全国文联及下属各协会负责人的会议，听周扬、林默涵传达了毛泽东在6月27日作的另一个批示。批示中有：“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修正主义的边缘。
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多么可怕！他茅盾作为文化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岂非罪魁祸首！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到头来，竟是如此结论！
听过传达以后，茅盾更加沉默了。他什么意见也不说，什么文章也不写。
此时无声胜有声！
7月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一场连着一场。江青在会上大放劂词，把社会主义文艺说成是“为帝王相歌功颂德”，舞台上“群魔乱舞”，“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把一批优秀影片打成“大毒草”，其中包括夏衍根据茅盾小说改编的《林家铺子》。
坐在主席台上的茅盾听到江青点了《林家铺子》的名，心中一震，知道江青又要搞什么阴谋了。但他缄口无语。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写回忆录才写道：“夏衍把《春蚕》改编成电影，这是他和我的第一次合作。三十年后我们又有了第二次的合作，他又把我的《林家铺子》改编为电影。但是这次合作却带来了大灾难！《林家铺子》的改编为电影，成为夏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之一。现在翻翻三十年代对《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的某些评论，又回想当年对电影《林家铺子》的批判，觉得两者之间的观点甚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三十年代的评论，纯属学术观点上的百家争鸣，谁都不把它放在心上；而六十年代的批判，却成了决定一个艺术家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的帽子和棍子。”
从听传达“两个批示”开始，茅盾就沉默了。不少刊物的编辑前来约稿，他都一一谢绝。
7月号的《作品》刊出他写的评论《读〈冰消雪暖〉》，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长达十二年之久，报刊上再也没有见到茅盾的文章。
陈白尘写道：“在那一个混乱的年代，甘于寂寞，甘于沉默，是一个伟大革命者的一种武器，也是对跳梁小丑们最大的轻蔑！”吴奚如则写道：“茅盾同志不为林彪、‘四人帮’的淫威所慑，不为虚伪而玄高的政治所感，始终保持冷静的沉默、严峻的沉默，显示了这位无产阶级伟大文学家的政治风格！”
这年12月20日，茅盾作为山东省选出的人民代表，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会议结束，他就被免去了已担任十五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的职务，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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