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从香港来到桂林不久，听说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给广西当局下了一道电令：中央对由港归来文化人将有所借重，广西不得为他们安排工作。他冷笑道：“这一手分明是想扼断我们的生机，逼我们就范！但蛇对我不起作用，我是靠卖文为生的，并不需要别人安排什么工作。说什么‘将有所借重’，我倒要看看它是什么货色！”
不久，这所谓的“将有所借重”便真相大白。1942年5月初，公开身份是文化服务社社长、实际是CC系文化特务的刘百闵由重庆抵达桂林。一天，他邀茅盾到乐群社共进午餐，客气地说：“沈先生此次从香港脱险，回国效力，忠诚可嘉。我代表中央向您表示慰问。
请允许我敬您一杯！”
茅盾虽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也以实相告：“我素来不会饮酒，请原谅。”
刘百闵又客气一番，便自斟自饮地转入正题：“近两年来，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散居各地，使得重庆总部的工作难以开展，所以，蒋委员长特意要我来请沈先生以及其他原来在重庆的委员回去。至于工作问题、生活安排，这些都好说。”
茅盾心想，蒋介石此时向我发出邀请，不知要干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想把我置于中统和军统的严密监视之下。于是对刘百闵说：“我刚到桂林，需要歇一口气，会会老朋友，手头又正写一部小说，不好打断，去重庆的事以后再说吧。”
谈话之后，他了解到刘百闵在代表蒋介石“邀请”他的前后，还找了张友渔、沈志远、千家驹、金仲华、梁漱溟等人。但大家都在观望，没有一个人愿意冒风险。
刘百闵游说没有结果，不敢回重庆，每隔一段时间就上知名的文化人家里继续游说。茅盾自然是他经常“光顾”的对象。
7月间，刘百闵还托刚到桂林的叶圣陶来劝茅盾。他推托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无法离开。
10月底，茅盾完成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以及《耶稣之死》等几个短篇小说。
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他下了决心：离开桂林去重庆。为什么呢？
对于蒋介石，他虽然只见过几次面，却深知其人。1925年初，他由上海去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大会期间，蒋介石在黄埔军官学校招待全体代表，并当场演说。茅盾实在不很懂这位“大同乡”的宁波官话，但却听懂并且记得他曾厉声怒色地说：“我不但有子弹打我的敌人，也有子弹打我的不敢冲锋的学生！”
“四·一二”政变发生，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激起了茅盾极大的义愤。
他以总主笔的身份在《汉口民国日报》撰写社论，揭露和抨击蒋介石的反革命嘴脸及本质，怒斥蒋介石是“一个具体而微的袁世凯第二”，是“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大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他转入地下之前写的最后一篇社论就是《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蒋介石因此对他恨之入骨，密令通缉茅盾。
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蒋介石举办庐山谈话会，邀请全国各党派暨各界知名人士“共商国是”。茅盾也接到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处的请柬，邀他参加第三期庐山座谈会。
当时，他曾对转送此信的郑振铎说：“发这封信的人大概忘记了十年前他们对我的通缉令还没有撤消呢！我看应该去封信问问清楚，免得上了庐山他们却拿出了那个通缉令。”
“不要开玩笑了，你打算去不去呢？”郑振铎问。
茅盾表示要想一想。
郑振铎劝他去：“你可以听听老蒋说些什么，这比报纸上的新闻可靠。”
“好吧，那就去听听他谈些什么。”茅盾答道。
然而，过了二十多天，郑振铎却转给他一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处庐山办事处的电报：“鉴三期谈话会因时局关系暂缓举行特此奉闻。”
“蒋介石是何许人，我沈某清楚得很！”茅盾想。近几个月来，为什么刘百闵三番五次上门转达蒋介石的“邀请”呢？他几次和妻子商量。
从政治环境讲，桂林比重庆较为开放，国民党特务组织考虑到广西派的实力，还不敢在桂林横行。但是桂林毕竟不是香港，它和重庆是五十步与一百步，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再从蒋介石再三派刘百闵到桂林请我去重庆这件事分析，”茅盾说，“老蒋是想把我控制起来，置于特务组织的监视之下，目前尚无意向我挥动屠刀。重庆又是陪都，驻有各国外交使节和新闻机构，蒋介石碍于国际舆论，也不会轻率地对我这位被‘请’去的‘无党派人士’下毒手”。
孔德沚觉得他讲的在理，便说：“我想老蒋也不大敢。”
“到了重庆，我可以凭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的身份进行活动，中共办事处和恩来同志又近在咫尺，还有郭沫若、老舍、阳翰笙等一大批朋友在那里坚持工作，我可以配合他们。只要注意斗争策略，特务的监视并不能妨碍我的工作。相反，留在桂林，他们倒可以采取秘密绑架的手段，把我投入监牢，甚至‘就地处置’，然后对外谎称我不听‘蒋委员长的劝告’以致中央无法保护而遭此厄运。”
他妻子“唉”了一声说：“只不过到了重庆，我们将会丧失行动自由，不可能再像上回那样化装潜逃了。在桂林，我们还能想法转移到敌后根据地。再说，到了重庆，再去延安更难了。老蒋知道我们把孩子留在延安，怎会让我们再去延安呵！”
自从来到桂林，困居斗室之中，夫妻俩常思念留在延安的两个孩子。茅盾对妻子说：“德止，几十年的经历使我明白，我个个人的幸福已牢牢地和民族的命运捆在一起了，只有争得了民族的自由与解放，我们阖家才有团圆的可能。”
他们最终还是决定去重庆。
叶以群又来信催茅盾去重庆主编《文艺阵地》，这正好给了他一个借口。于是当刘百闵再来游说时，茅盾便通知他：“我的长篇小说已告一段落，朋友来信要我编杂志，我准备不日起程去重庆。”
刘百闵一听，喜出望外，连忙讨好地问：“那您有什么困难？盘缠够不够？如果有困难，政府可以给您解决。”
“一切我都能自理，不用政府为我操心。”茅盾冷冷地说。
其实，他们除了一日三餐买米的钱，身上并无余款。幸亏接受出版《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华华书店老板孙怀琮拿出三四千元预付了这部长篇小说的稿费，帮了茅盾的大忙。
柳亚子和田汉夫妇听说茅盾夫妇要离开桂林，便请他们夫妇来到月牙山素医馆，品尝被誉为桂林三宝之一的煮豆腐，替他们饯行。
柳老诗兴大发，即兴赋诗一首赠给茅盾：
远道驰驱入蜀京，
月牙山下送君行。
离情别绪浑难说，
惜少当延醉巨觥。
田汉对茅盾说：“我的大孩子海男也要去重庆，他愿意和你们一起走，一路上也可以保护你们。”
“那好呀！海男是正规军人，有他带着枪陪伴我们，就不有找保镖啦！”茅盾欣喜地说。
12月3日，他们夫妇和田海男乘上了开往柳州的汽车。预定的路线是：桂林──柳州──金城江──贵阳──重庆。
来到柳州，茅盾夫妇住进一家旅馆之后，妻子上街去买东西，茅盾靠在床头歇息，忽然有人敲门。他走去开了门。来人是一个獐头鼠目的青年。
“沈先生，我在桂林拜访过您，您不记得了？”
听茅盾说不记得他，又自称：“我去过苏联，懂俄语……”
“请问你有什么事？”茅盾打断他的话问。
“我也住在这旅馆里，是要同你一路去重庆的。”
茅盾心中一惊，他是什么人？
“我来给您看两样东西。”那人从怀里掏出两张纸。
茅盾接过一看，一张上面写着：“查沈雁冰（茅盾──）邹韬奋系异党分子，有不轨行为，着各地分处、分局留心稽查该二人行径上报。”另一张上面写着同样的内容，只是名字为“沈雁冰（茅盾）、陈培生”。两张纸上都盖有国民党中统局的大印。
这两份东西看样子是真的，茅盾心中思忖道，他们大概是在对我进行神经攻势。只是为什么把陈培生和我连在一起？他远在新疆嘛。
茅盾笑了一笑，将两张纸还给来人。
那人看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严肃地说：“沈先生，您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这是真的，我吃的就是这碗饭。因为我向来敬佩先生，所以来向您透个风。明天火车上就有一个人和您同行，这人是我的上司，我们奉命陪送您到重庆。”
哦，这家伙原来是中统局的特务，不知他的上司是怎样一个人？
等妻子和田海男回来，他便告诉了二人。田海男说：“怪不得我在旅馆饭厅里看见了那个人。”
“你说的是谁？”茅盾问。
“一个中统特务，姓陆，公开的身份是西南公路局稽查，常在这条路上跑，在桂林和柳州都有他的办事处。”田海男答道。
“你在桂林随便接见客人，混进了特务也不知道！”妻子埋怨他。
第二天他们乘火车去金城江，茅盾果然看到一个中年胖子昨天来找他的小特务坐在一起。
下了火车，茅盾和田海男赶到汽车站排队买去贵阳的车票。他买到了两张，而田海男却未买到，说是卖完了，让他搭后天的车走。这时，田海男从售票窗口看到姓陆的胖特务正在里面和一个人嘀咕什么。
“显然他们是想把你和我们拆开。”茅盾听了田海男的话，分析道。
“那我们也迟走一天吧，我担心他们要搞什么鬼……”孔德沚担忧地说。
茅盾想了想，告诉田海男：“我看他们的阴谋只是要把你和我们分开，由他们来‘护送’到重庆。既然他们硬要代替你当我们的‘保镖’，我们也不便推托，明天还是上路，发生什么情况再随机应变。海男，你也不必为我们担心，我虽不会打仗，对付特务还多少有点经验。
我们到重庆再见吧。”
夜晚，他看到妻子忧心忡忡，就又分析给她听：“老蒋派刘百闵专程到桂林来请我们去重庆，而且耐心地等了半年，这表示他的‘诚心’和‘宽宏大量’。再说，我是第一批被他‘邀请’去重庆，假如他在半路上对我做什么手脚，那就等于撕破他戴了半年的面具，而且会惊动其他还在桂林的文化人。老蒋还不至于蠢到这步田地的。我估计，那姓陆的任务就是把我们囫囵地送到重庆，防备我在途中逃走。他们派这样一个大角色来护送，算是看得起我了。”
在赴贵阳的汽车上，姓陆的胖特务带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坐在他们夫妇的后面。他主动地同茅盾打招呼：“沈先生，您好！”
“哦，您贵姓？您怎么认识我的？”茅盾问。
“鄙姓陆。抗战那年，沈先生在长沙讲演，我就在下面听讲，所以我认识您，您不认识我。”
“请问陆先生现在官居何职？”
“不敢，鄙人现在是西南公路局稽查，常在这条路上跑。”
“我可是头一次呢。”
“那我给您当向导好了。”胖特务假装热情地说，“今夜要在独山住宿，那里只有一家旅馆，总是客满，住不上店的客人，只好住民房。不过只要沈先生愿意，我可以帮您订到房间。”
“好哇，那就拜托你了。”茅盾顺水推舟地说。
到了独山，胖特务让小特务陪他们夫妇慢慢走，自己和那个女人先去房间。他开的房间是里外两间，客气地让茅盾夫妇住里面，他们住外面。
“那位小兄弟呢？”茅盾意指小特务。
“他另外有地方住。”
晚饭后，胖特务找茅盾谈。茅盾就问他那位女的是不是他太太，他支吾其词地说是朋友的夫人。
哼，假话！还不是专门派来盯我妻子梢的。茅盾心里说，至于你把我们的房间安排在里面，虽然也是为了便于监视。
“沈先生为什么不想做一番事业呢？”胖特务问。
“事业？写作就是我的事业。”
话不投机，两人也就未谈下去。等姓陆的走后，他对妻子说：“我看，明天干脆把住旅馆、买车票的事托付给姓陆的，这在他是求之不得的，在我则乐得轻松。”
“你倒会利用人。”
“嘿嘿”，茅盾轻声笑了，双眼闪着狡黠的亮光。
他们来到贵阳，准备换车。哪知道汽车站里人山人海，要去重庆的客商有上千人。
姓陆的胖特务虽有“本事”，也只买到了五张三天后的汽车票。但他却凭关系，安排茅盾夫妇住进了贵阳最高级的旅馆──贵阳招待所。这里住有国民党的“党国委员”，大门口站着宪兵，茅盾夫妇也享受到了“保护”。
在贵阳，茅盾去拜访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谢六逸，还有他的亲戚、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又给重庆的刘盛亚去了封信，告诉他预定到达的时间。
第四天早上，茅盾因风寒发起烧来，咽喉红肿，说话嘶哑。王会悟得知后，去请来一位教会的医生，给他打了退烧针，让他服了药。陆胖子闻讯也来看望，并且对他说：
“车票是明天的，不过您明天恐怕不能走了。”
“等到明天再看吧，车票太难买了，实在走不了也只好退票。”茅盾卧在床上道。
“换几张票还是容易的，您放心治病吧。”陆胖子安慰他。
过了一夜，茅盾的热度退了，喉痛也已痊愈。他和妻子决定仍然上路。看看姓陆的，正和那女人睡得呼呼打鼾。他们不管他，打好行李，掏出汽车票看了看，叫了两辆人力车，准备去汽车站。刚走到招待所门口，被那个小特务看见了，惊慌地问：“沈先生，你怎么今天又走了？”
“昨夜出了一身汗，烧退了，今天能走了。”茅盾边走边说。
“您身体虚弱，还是明天再走吧。”小特务劝阻道。
“不！车票太难买了，我们还是今天走。”
小特务看茅盾走意坚决，急忙转身跑进招待所。等他和姓陆的胖特务赶到汽车站，茅盾夫妇已坐在汽车上，离开车只有几分钟了。
“昨晚多喝了几口，今早睡进了头，差点误了事。没想到沈先生的病这么快就好了，还先上了车！”胖特务自我解嘲地说着，挤进了座位。
茅盾心想：瞧这个家伙，何等样狼狈！万一他赶不上这趟车，到了重庆怎么交差呢？
他旁边的座位空着，显然是那个女人来不及，仓促间被他甩在贵阳了。
一路上，由于姓陆的胖特务和那个小特务的“保护”，茅盾夫妇不必操心吃饭、住宿，他的身体完全复原了。第三天中午，汽车抵达重庆海棠溪车站。姓陆的胖特务向茅盾说了声“再见”，匆匆下车先走了。
来到出口处，茅盾见姓陆的特务在向一个人交代什么。他想，这是把我交给了别人继续进行监视了。
“刘先生！”茅盾发现了来接他们的刘盛亚，便唤道。
刘盛亚挤了过来，帮他提起皮箱、包裹。茅盾低声说：“有两个人跟我从贵阳来。”
他们便不再说什么。走到检查处，刘盛亚指着茅盾夫妇的行李同宪兵打招呼说：“这是我们的行李，要看吗？”
“看一样吧，”一个宪兵回答。
这时，另一个宪兵被人请了过去，立刻又转回来，对他们说：“行李统统要看！”
于是，皮箱、铺盖卷、小藤篮……一件一件地被检查，连一条鱼干的肚子也被搜查到了。
茅盾妻子在綦江买的那筐橙子，却幸运地未被一只一只剖开检查。一个宪兵从皮箱里拿出一个层层密包紧裹的纸包。
“小心，这个很重要！”茅盾郑重地说。
宪兵一层一层地解开纸包。“一个墨盒。”他十分捻地说。
“我们写文章的人，墨盒当然重要啦！”茅盾不出声地笑着，眼睛一眨一眨地闪着开心的光亮。
然而，生活的道路充满荆棘。自茅盾重新来雾都这一天起，他就处于特务的监视之下了，活动的阳光困难和斗争和艰苦是可想而知。
新中国诞生后，有一天，萨空了来拜访茅盾，对他说起一件往事：“我被中统特务秘密绑架囚禁了两年零一个多月，一九四五年六月，即将恢复自由的时候，中统局长徐恩曾托人传话给我说：‘人有幸有不幸，最不幸的是杜重远，他已在迪化被盛世才杀掉了。最幸的是茅盾，因为他应蒋委员长之召到了重庆，所以不好意思再把他关起来。’哈哈，雁冰，被你逃过了鬼门关！”
茅盾也笑了起来，对这位老朋友说：“特务头子的幸福观不值得一驳，不过他这话也证明了我当时对形势的估计没有错，我在桂林所下的决心是正确的。它使我赢得了三年宝贵的时间，得以尽我所能，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多做一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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