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五号,吃完中饭,我照例躺在沙发上看报,一边用眼角余光注意大门,好迎接放学回家的女儿。
但是突然心头一震,今天不用等女儿了,因为前天我已经把她送进离家三百多哩的集中营。
那不是真的集中营,而是有六十年历史的“草山(Meadowmount)音乐夏令营”。每年暑假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那儿接受魔鬼训练;世界顶尖大师伊萨帕曼(ItzhalPerlman)、马友友和林昭亮、简明彦都是那里出来的。
音乐营占地二百多英亩,其中散布着由马厩改装成的一栋栋宿舍。屋顶是铁皮的,由于马厩原本不高,硬改成两层,所以伸手就能摸到天花板;加上窗子小得出奇,房间又只容转身,可想而知,夏天大太阳一晒,会有多热。更可怕的是营里的规矩——
早上七点舍监就会像“狱卒”般一间间敲门,不到学生开门出来不停止。七点半得走到几百英尺外的餐厅吃饭;八点半准时,必须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开始练琴。
舍监整天在走廊里巡查,哪一间没有传出琴声就敲门警告;再不动,则“记点”;只要被记两点,周末就禁足。
我实在搞不懂,我那娇生惯养,自以为是小公主的女儿,为什么非进去不可。
入营之前,我一次又一次问她,是不是算了?暑假在家多舒服,何必去受苦,整整七个礼拜不能回家,平常不准家人探视,电话不通,连电脑都不准带,想家都没法说,多可怜哪!
女儿却想都没想,就一扭头:“我要去!”
入营的那天,摄氏三十五度,我偷偷溜进她的房间瞄一眼,就热得满身大汗;出来,我又问她是不是回家算了,她还是扭头说:“不回家。”
离开的时候,女儿正排队缴体检表格,直挥手叫我们走。我偷偷看她有没有哭,她居然眼眶都没红,还直说好兴奋。
上了车,慢慢驶离校园,我一直回头,但是那个号称舍不得爸爸妈妈的宝贝女儿,居然背对着我们。
在美国其实有很多这样的“集中营”,有音乐的,体育的,也有文学的、科学的。偏偏“一个愿打、一个愿捱”,就有那么多年轻人,想尽办法进去接受虐待。
从女儿入营这件事,我常想“女大不中留”,也“儿大不中留”,当年儿子入哈佛,送他去,我走的时候直掉眼泪,他不是也没“目送”我离开吗?
他们那么无情,是因为离开父母,兴奋;还是因为眼前有太多要面对的挑战,“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
如同我当年,把家一搁,只身来了美国;在机场,连学生都哭,我却没掉眼泪,因为前面的苦难是我要独自承担的。他们还留在家里,过平静的生活,我却成了漂泊者。
但是为什么每个年轻人都要漂泊,都梦想作异乡人,都觉得孤危是一种酷,这是不是一种天生的冲力?
是这冲力,使人类的祖先能由最早的非洲走出来,走到全世界,甚至登上月球,相信有一天会到达火星。
也是这冲力,使一个个王子和公主走出父王的城堡,不理会父母的呼喊,硬是跳上马,绝尘而去。
我常想:父母要留,孩子要走;父母要为他们作主,他们偏偏不听。这表示他们有年轻人的想法,还是该称为反叛?
一个乖乖牌,父母说什么是什么,好好走大人铺好的路,接家里的事业,作个“孝”而且“顺”的孩子,是不是就好?
我也常想:如果我是比尔盖兹的爸爸,知道儿女居然大二要从哈佛辍学,我会不会支持他?如果我是李安的父亲,知道儿子居然要去搞电影,我又会不会阻止?如果我阻止了,还会不会有今天的微软总裁比尔盖兹和大导演李安。
是不是因为孩子年轻,我们就应该让他走出去,找他所想找的,让他们自己去发现;而不是没等他找,就把盖子打开说:“来!这就是你要找的东西。”
儿子小时候,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扮演强权,什么都帮他安排好。
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看了美国的“自由经济”与民主精神。我发觉每个人都有他的特质、他的优点,以及他走出去自己闯天下、自己去受苦的本能。
最好的教育是让他们这些长处获得充分的发挥。
这本书就是我新教育观下的产物,表面上它与传统教育一样,但潜在的主张是“自由教育”。
我知道国内的家长都逼孩子,我没有唱反调,叫孩子不努力,而是教他们“成功要自己去成功,如同成长要自己去成长”。让他们自己逼自己,而非作个没有电瓶的车子,只等父母师长在后面推。
这两天,每次走过女儿的房间,看到她的公主床,我都想掉眼泪。但我知道自己两尽半的胳臂,已经留不住她人生千万里的行程。
我甚至想,如果每个学校都能像草山(Meadowmount)那样的“集中营”,没有铁丝网、不逼孩子进去,孩子们却都想尽办法考进去,甘心乐意地接受严格的训练,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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