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是毛泽东亲自点名兼任公安部部长的。如果仔细打量一下这位将领，他各方面都给人一种金属感，魁梧的身架，略长的脸膛，一头刷子般直楞楞向后倒的头发，浇铸般的脸腮上很少有笑容、浓黑的卧蚕眉下，嵌着一对明亮的、炯炯有神的眼睛。
在天安门西南边，穿过长安街，有一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院落，这里便是公安部所在地，这里聚集着经验丰富、有着十分精彩的传奇经历的反问谍专家，而且等级也很分明。但是，中央最高层的人几乎都知道，这里并不算涉及安全事务的真正决策地，而且谢富治每天也并不到这里上班。
此刻，他正在大会堂临时性的办公室里，谨慎地审阅着一起又一起令他格外棘手的案子。他称得上是一位整肃国内敌对势力的专家，他从一封封用红字印着的“绝密”大字的文件里，看到了当前浓云紧罩着的复杂风云。
“１２月１日，林学院关启在辩论会上公开散布：‘中央文革产生不符合《十六条》。同日，学院出现《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公开信》，恶毒攻击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第二天，关启又到解放军报社接待站反映意见，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都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和包办代替的方向性错误。他声称，已联合了５０多所学校，要求中央解散中央文革小组。与此同时，这个学院又贴出《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的大字报，他们还在天安门前两侧观礼台上贴上大标语：‘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标语。
“１２月４日，清华大学贴出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还出现‘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第２天，北京２３个学校的４５名学生又在那里集会，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京工附中学生邹建平等人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报纸刷下了一条大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他们还多次冲到北大、清华，预谋围攻聂元淬、蒯大富等革命左派。
“１２月９日，清华园贴出《给毛主席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叫嚷‘１０月３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同日，‘捍卫团’在红星影院集会，会上有人呼喊‘刘少奇万岁’的口号。与此同时，北大出现了一张署名为‘虎山行’的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内容极其反动。它说：‘文化大革命的运动阴暗面很大，许多人厌战情绪上升，群众中对立情绪日趋严重，又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严重事件；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这张大字报还气势汹汹地质问：‘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
谢富治是个标准的政治家，他跟党内的大多数人一样，不允许任何人给他的国家和领袖“抹黑”。他知道，对这些真正攻击中央文革的极右分子，是绝不能给予任何同情和纵容的，必须坚决打击：但这种打击的具体办法是什么呢？是抓？是逮捕？是判刑？还是一般批判？他有点拿不准了。
他把这些被称之为“敌情动态”的东西，叫人打印了五份，直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江青，他自己留了一份。发出去几天后，没有丝毫动静。他猜测，可能永远不会有反应，但中央肯定会有措施。如果采取措施，中央肯定会命令他操办的。
一个月亮的银辉洒满大地的夜晚，江青给谢富治打来了电话。她那和蔼可亲的声音一反常态：“富治同志，那些材料你还记得吗？对了，毛主席、林总很重视当前的动向，把它定为有组织、有预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你的分析很有道理，很可能是刘邓那些人在背后支持或者他们的人策划的。哦，我看我们应该公开予以反击。别忘了咱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啊！是么，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嘛。什么？看样子后台不小，没关系，那些为首的小反革命一抓起来，他们就会开口交待那些后台老板的，总之要抓，是学生也要抓。只要是公开反对毛主席、林总和中央文革的，就是要抓。书看不需要什么具体手续，无产阶级专政的职权是人民给的，而不是其他什么组织授与的，你大胆干就是了。哈哈，你怎么突然胆小起来了，不怕嘛。出了任何问题我来顶。我看你还是来一下才好。”
接完电话后，谢富治叫秘书通知两个人来见他。他们把文件上的名单和标题抄了下来，然后出去调车，并换上了新的汽车牌照，和执行一项特殊命令一样。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谢富治按照预约来到钓鱼台１６号楼的小会议室时，才知道不但自己来了，而且还有“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等学校的红卫兵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康生都在座。江青一见他就笑吟吟地站起来：
“好，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腕人物到了，这就是富治同志，我们的尊神。”江青习惯于见面先给人戴“高帽子”，先吹得你晕晕乎乎再说。“富治啊，现在可是有人要火烧我、油炸我呢，我们的安全可是擦在你手心里呢。”
“没问题，对极少数反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我已采取了措施。我在这里可以向大家宣布，就在此刻，我们已经对跳出来的极少数几个反革命分子，实行了坚决的镇压！”
“好哇！太棒了！”
谢富治的话音刚落，立即爆发出掌声和叫好声。
康生站起来，以一副权威人士的口吻说：“同志们，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的镇压，这就是最大的民主。凡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就是反革命，对中央文革的态度就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比如，有一小撮右派学生拼命攻击三司和北师大井冈山、清华井冈山这些左派组织，其实矛头完全是对着中央文革的，我们同样不能允许他们那样做，同样要予以坚决镇压。”
谭厚兰是第一次被请到钓鱼台里的学生领袖，从到会议室后，她的眼睛便一直注视着江青。她从来没有这么面对面地和她谈过话，尽管她早就和关锋、林杰这些人接上了头，并深受他们的信任。前一段，她连续收到许多匿名信，警告她：“不要跟着中央文革某些人太狂了”，“你要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否则你决没有好下场。”
“好哇！”江青听完谭厚兰的介绍，拍着桌子说：“他们是鸡蛋硬往石头上碰，我们倒要好好领教一下，看看究竟谁能碰过准！他们不是叫嚷要‘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吗？好，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就是三司后台！”
“我也是三司后台！”陈伯达气鼓鼓地站了起来，“给三司当后台光荣！”
“我也是！”康生拍着胸脯说。
谢富治急忙跟着嚷道：“我也愿意给三司当后台！”
蒯大富心潮起伏。从他还没考上大学时，就一直想在中央机关找一个理想的工作，成为一名年富力强的风云人物；但他那漫无边际的梦想却从来没有实现的条件。今天，他终于感到自己有了实现这种梦想的可能。
人总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加强或减弱着自己的梦想，蒯大富便是在那种特定的条件下膨胀了自己早先那颗心，尽管他自己也在怀疑。
宋刚突然接到康生的命令，让他穿好便装，跟着卫兵来到等在外面的红旗轿车旁，康生已经坐到里边。一路上，他一声不吭地来到了中南海。警卫认得这辆车，在他们从门口通过时，打立正敬礼。
在康生告诉他“我们毛主席现在接见你”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到了中南海。他走进客厅的门时，觉得喉咙非常干渴，他竭力控制自己；告诫自己一定要毕恭毕敬地、忠诚老实地回答主席的任何问话。
康生和毛泽东握手时，非常恰当地介绍了宋刚：“他是中央专案组的活档案，对几件案子很熟悉，即使不带卷宗也能准确地说清案件的任何细节。”
“这次给我带了些什么？”毛泽东很感兴趣地问。
康生作为专案组的直接指挥者，向宋刚使眼色示意，他便从皮包里抽出两本卷宗。在毛泽东面前，宋刚有些紧张，在专案组的会议和讨论中，很少提到他对某一被审查对象的具体指示，因为他这个最高权威给他们提供的只是方向和要求，而结论则要他们自己提出。
“主席，我们想向你汇报一下少奇同志历史上几次被捕的情况和疑点。”宋刚小心翼翼地开始汇报，不时地偷偷观察着毛泽东的表情，“因为很多叛徒们的材料都牵扯到他，他几乎成了所有重大叛徒集团的总根于。在这种情况下，康生发现了少奇本人在历史上也被敌人关押过，而审清他被捕期间的表现的问题，很自然地摆到了议事日程上。”
当康生也想抬起眼皮看看毛泽东有什么反应时，他才发现，毛泽东下愧是大型政治象棋比赛中的高手，他脸上一直毫无表情。最后，宋刚终于讲完了，他们等待着。一片沉默。
“刘少奇第一次被捕是什么时候？”毛泽东问得非常平静。
“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１６日，他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亲自批准将刘少奇斩决。”宋刚机械地、像背书那样地回答。
毛泽东又问：“他什么时候又被释放？”
“１９２６年１月１６日，他离开湖南前往广州，开始了他新的活动。”
“他是怎样由一个要斩的囚犯变成只关了一个月就释放的工人领袖的？”
宋刚觉得不大自在。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但没有任何材料佐证。宋刚只得说：“这个问题我们只是怀疑……”
“怀疑不行！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你们不但要对党负责，也要对历史负责。”毛泽东很干脆地说：“怀疑一切是不对的！”
康生似乎陷入了沉思，他不想打扰毛泽东的思路，闪闪发光的眼镜后面的双眼踩思了５分钟之久。他终于抬起了头。“证据暂时没有，不等于我们的怀疑不对，是不是？”
这一反问，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他睁圆了眼睛。
康生继续说：“刘少奇的问题还多着呢，１９２７年４·１２事变后，刘少奇为适应国民党的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联系，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角色，提供‘工运情报’，调走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并于同年６月２９日上午，把枪支弹药全部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的办事处。为了掩盖真面目，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苦肉计’。６月２８日晚，他们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刘少奇还按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对！”
毛泽东轻轻“哦”了一声，眼睛转向宋刚。
宋刚有了勇气，继续说：“１９２９年７月１４日，比名赵之启的刘少奇到奉天任满洲省委书记。８月２１日，与省委组织部长孟用潜在奉天纱厂被军阀张学良逮捕。刘少奇被捕后，不仅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盂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还供出了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１０多个特县委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况’，进一步进行破坏。于是，他就被释放了。”
“真的吗？”毛泽东再一次惊讶地问。
“我们还准备进一步取证。”
“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康生心里格登一下子。他明白，此举的责任太重大了。毛泽东特别善于抓薄弱环节。这件事一经落实，便可把他们的对手推向死地，相反，一经证实是诬陷，整个局势将走向反面，他也可能成为一场政治赌博中的牺牲品。
“还有吗？”毛泽东问。
宋刚说：“暂时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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