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０多夭的错误，对我来说都是深刻的教训。在今年６月１日的这段时间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错误，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当然还有其他的同志要负，但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上我陆续地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定……”
刘少奇正在作检查。
毛泽东在另一个房间里听着转播，林彪坐在他的身旁，听得很认真，他俩不时地靠在一起，翻阅着手中的文件。
“这次会议上，他们的防线全部冲垮了。”林彪重重地说，“归根到底还是主席的决策英明，让他低下头来可真不容易啊，这下好得很，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刘、邓二人还继续监视吗？”
“继续观察。”
“明天，也就是从１０月２４日起讨论他俩的检查，展开必要的思想斗争和批判，但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到后天我发表一个讲话，主要是继续肃清他们的流毒，你看行吗？”
毛泽东点头：“完全正确。”
“那好，他们检查后我就让军队的同志作准备，号召军队同志积极起来揭发他们的各种问题，把盖子揭开。”
刘少奇的检查己进入尾声，显然他没有完全按讲稿照念，其中不少是现场发挥的：
“……我这次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也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给革命造成过很大的损失。比如，１９４６年２月１日为中央写过一个指示，提出如果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就走向和平民主的新阶段，给下面的同志造成了对国民党不应有的幻想，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再比如，１９４６年初，我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有错误，没有很好地支持林彪同志；１９４７年夏我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上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土改方针，错误地实行所谓‘搬石头’的极左做法，提出一套排斥一切干部的做法；１９４９年春天我在天津的讲话有右倾错误，有些口号比如提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大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等等，这些提法在一定程度上制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此外，我还于１９５１年７月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关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１９５５年没有反对缩减合作社的意见，特别是……”
“天哪，少奇同志这样检查，不等于往自己头上套绞索吗？”刘澜涛惊叫一声，对身旁的李井泉说。从开全会以后，他一直提心吊胆，坐卧不安。自然，他害怕最坏的情况发生，因为，他一点儿也不知道，究竟他们做错了什么事，历年来，他一直不是这样做的吗？为什么现在这样做就是犯了错误呢？现在，连刘少奇部作了检查，就像洪水冲破堤坝，他自己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了。
“……我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在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我诚恳地欢迎同志们对我进行批评，我要学习林彪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力求在今后力党为人民床一些有益的工作．我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对任何同志搞两面派。”
陈伯达坐在主席台上．眼睛盯着在作检查的国家主席。禁不住心里一阵阵狂跳，这个人物曾几何时多么威风啊，今天却几次提到了自己，特别是讲到“当工作组已经派出，已经有同志发现工作组问革命的群众运动发生对抗的现象，并且提出不要工作组，例如陈伯达同志就提出过这种意见。陈伯达同志是根据主席的启发而提出这种意见的。当时，我们如果能够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立即将大批工作组撤回，也还是可以不至于犯严重的路线错误的。但当时我们没这样作。”陈伯达听到这里觉得一阵飘飘然，感觉自己霎时变得高大起来。他不时摇头晃脑地和康生说着悄悄话，那双眯缝着的眼睛透过圆形镜片不住地在与会者身上扫射……
陶铸的表情相当复杂，他曾多次暗示刘少奇主动向毛泽东赔情道歉，又不主张刘少奇写下这么多书面性的东西。他现在越来越讨厌江青的眼睛，那双眼睛总是在盯着他，时不时地出现一些愤怒神情，而且老是吊着脸，好像别人都欠她多少钱似的。这时候，他从眼角的余光里又看见江青的眼睛瞟过来了，便假装没看见她把头扭了过去。
轮到邓小平检查了。
他身材不高，但显得十分灵活敏捷，那一双眼睛骨碌碌地扫了一遍全体与会者。当目光和李雪峰相碰时，李雪峰低下了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从他的眼神里流露出坦白、直爽、豪放，甚至还有一点顽皮孩子的神气。
就在前天早上４时，毛泽尔才看了邓小平的检查稿。与他历来采取的策略一样，他在刘少奇和邓小平之间也采取了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方法，他给邓小平批了一段话：“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八页第１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这话谁看了也会感动的。
邓小平的嘴唇绽出一个浅浅的微笑，这是两个多月来的第一次微笑，他朝坐在旁边的毛泽东点点头，原先毛泽东并不计划出席这个全，此刻却突然出现了，仿佛付出的力量超过了他原来的能力。
邓小平站起来时，觉得心情好多了。他竭力想使自己的检讨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至少达到毛泽东的要求。当然，几乎所有与会者谁也不知道这个内情，他心里有底，决定等以后再说。他还需要再经过几个曲忻才能达到那个目标。
“同志们，在这场文化大华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这里，我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负担。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对我们所犯的错误作了最正确，也是最精辟的概括和批判，我诚恳地接受毛主席的意见，热烈欢迎大家对我们的错误进行严肃的、认真的批判，我认为这才是对我们最好的挽救……”
邓小平的检查，在全体与会者中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主席台右侧的最末端，人们注意到了一个身材瘦削的老人，他手里捏着一支长拐杖，另一只手不住地摸着下巴上的灰白胡子，眯缝着眼睛，正在聚精会神地望着邓小平，嘴里喃喃地哼个不停，他已经８０岁了，须发都己全白了，精神却依然健旺。
“董老，主席说，你身体不好，可以先离开会场。”一位漂亮的女工作人员走到他跟前，小声地对他说。
董必武摇摇头：“我不累，还可以坚持。”
一直等到散会后，董必武在服务员的搀扶下来到大会堂毛泽东的休息处，每一道门边都站立着肃静的卫兵，当他走近时，门就打开了，穿过之后便关上了，他径直穿过前厅的会客室，拐过内廊，走到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微笑着站在门口，好像在迎接他。
“感觉如何？”
“很好，我认为少奇和小平同志还是能顾全大局的，他们并没有丝毫抵触情绪，我看我们可以适可而止了。再批下去，他们就很难继续工作了。”董必武说，“难道还非要把他们都撤职吗？”
“撤职？我们为什么要把他们撤职？”
“这么说，是要把他俩作为反面教员留下来，让他们保留中央委员或者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像彭德怀那样被限制了人身自由，活活地遭受精神折磨。”
“那么，你准备怎样处置他们呢？”
“处置？什么也没有。刘少奇起码还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一个爱国主义者嘛。”毛泽东耸了耸肩膀，拉着董必武的手进了他的读书室，很坦然地说，“我是想通过他俩的检查，在全党进行一次深刻的革命路线教育，在此基础上，团结教育全党。”
讨论刘少奇的检查，实际上是一次十分激烈的批判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会，所以由林彪掌握着会议的整个进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和邓小平只好装聋作哑，当他们听到一些将帅站起来指着他们的鼻子严词痛斥时，他们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幸亏所有的人在提到他俩的名字时都在背后加上了“同志”二字。截至现在，他俩还算幸运，没有任何人信口歪曲什么状况……
“少奇同志的思想一贯右倾，在政治上反马列、反毛泽东思想，在组织上也是搞宗派主义，企图分裂党的！”谢富治平时看起来老实巴交，讲起话来却尖刻得很，“他最初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想取而代之，而邓小平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３０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他过去作了许多工作。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所以，彻底肃清刘、邓的影响，是很必要的。建议将他们的错误在更大范围内，起码在县团级公布和批判。”
紧接着，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陈毅、陈伯达、康生等人都纷纷发言，调子越来越高，气氛越来越紧张。
刘少奇如坐针毡，好像从最高巅摔了下来，伤疤突地裂开了，火的般地剧烈疼痛，每一个人的批判都如同带刺的藤蔓和枝条抓扫着负伤的嫩肉，好几次他真想跳起来申辩。
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神色不改地稳坐在那里。这时，他才尝到了政治家失去权力的滋味。
整整４个多小时。
晚上，毛泽东在游泳池召开汇报会，由各小组的组长汇报。此刻，关锋、王力、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是远离圈外的，甚至还没有取得在这些会上发言的资格。他们只能坐在墙角，静听别人的发言。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像尊威严的神像，他轻易不开口，一说话便像钟声一样激越洪亮。他听完了所有人的汇报后，感觉到他们都有一种难以启唇的担心，他说：“你们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们看了李雪峰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串连一通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害怕红卫兵呢？你们思想搞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讲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少奇自己就聪明了吗？更蠢！”
刘澜涛说：“红卫兵到处抢档案，查我们的历史问题，搞得大过火了。”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毛泽东问。
“回去看看再说。”
毛泽东伸手点点他：“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的。”接着又转头问周恩来，“下面的会议还怎么开呀？”
周恩来说：“根据目前情况看，会议已经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一天，２８号开个总结会然后散会。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
毛泽东又问李井泉：“你们四川那个廖志高现在怎么样啊？”
李井泉回答：“开始不大通，会后一段比较好了，从历史上看。他还是一贯正确的。”
毛泽东笑着说：“什么一贯正确，群众起来后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宜宾去住。这次回去传达会议精神，振作起来好好搞运动。有人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革命，允许改嘛！依我看，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民主革命搞了２０几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１７年，文化革命只搞了５个月，最少５年才能得出经验来。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准也没有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他看见李先念掏出笔记本来想说什么，就问，“你们今天的会开得怎样？”
李先念说：“财经学院说要开声讨会，我想作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毛泽东说：”你明天还是去检讨吧，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李先念说：“明天我要出国。”
“那你也要告诉他们一下，算请假嘛。”毛泽东风趣地说，“我跟他们说，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飘忽不定，我看你还是稳定一下情绪。他们不叫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
参加汇报的各小组组长见毛泽东打开了他面前的那个绿皮本子，又点燃一支香烟，知道他的正式讲话就要开始了，也连忙掏出本子来，准备认真记录。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水，嘴角浮满笑意：“我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中央的班于要分一、二线呢？一是我的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苏联马林科夫是斯大林看中的，但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让他当权，每一次开会都敬酒吹吹捧捧，结果一死就丢权。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刘少奇、邓小平的威信，没有想到他们会走向反面！”
陶铸插话：“弄得大权旁落。”
“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可他们不但不自觉，反而和我闹独立王国，许多事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衬，不足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等等。”毛泽东瞟了陶铸一眼，加重语气说，“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定就好了，他却偏要自行其是。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１９５９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没有办法，书记处、计委干什么我也不知道。１９６２年，忽然四个副总理，就是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他们要办的事情我马上答应。四个人都去了，可邓小平就是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意，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
林彪坐在那里，看上去昏昏欲睡，其实头脑里正转着圈，暗自盘算呢。他知道毛泽东讲这些，无非是打骡子惊马，是让其他人总结教训呢。他眯缝着的眼睛像燃烧着的炭火，恨不得乘此机会把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彻底打下去，他感到失望的是毛泽东批评他们时调子很低，万一他们东山再起，情况就很糟了。然而现在，他已经有了一个很显赫的位置，但不能躺倒睡觉。看着他们，就会产生巨大的负担和压力，这促使自己始终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否则就会再使他们之间的位置再翻个个儿……
“１９３５年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１９３８年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搞独立王国，好多事都不打招呼，导致了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和彭德怀的百团大战。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那时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是分一、二线后就更分散了。１９５３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这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下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派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都没有好下场……”
周恩来感觉到了毛洋东的这些话的分量，它不同于其他一般的批评，那是对有些人的警告。他对这些太敏感了，他立刻联想到最近的许多事，待别是陶铸的一些活动。这种联想几乎不需要大脑的特殊指挥，就好象习惯性的反应。
一个政治家若要战胜对手，首先要懂得保全自己，不被别人打倒。这是首要条件。
他不得不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支持他考虑一切问题，他对这个人太了解了。这个人是个天才的战略家。党内的任何人都远远个是他的对手，他只要稍加暗示，那个人立刻就会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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