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我看还是开一次中央会议，让刘少奇、邓小平作个检查，给他们作个结论，这件事就算结束了。”周恩来说，“要不，这样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
毛泽东慢慢地呷了一口啤酒。
他平时不喝酒，但最近喝起了啤酒。这种特制的酒微微发热，不是冰镇的，但它潮湿。毛泽东两手捧着酒杯，半天才品尝似地呷那么一小口。
“刘少奇、邓小平可不是李雪峰啊，”毛泽东抬起头，挥手让周恩来坐下，“我和李雪峰谈话以后，他很快代表北京市委作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但刘、邓至今没有检查的表示。”
“不，”周恩来说，“少奇和小平也愿意早点给他们的错误作出恰当的结论。他们见到我时，表示愿意作检讨。而且准备写出检查稿后送主席审阅。”
毛泽东用微红的眼睛看着这个不苟言笑的总理，说：“你打算怎么个开法呢？会议上发什么样的文件，怎样才能使大家统一认识？”
周恩来显然已经胸有成竹了，他说：“我建议过了国庆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都是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党组的负责人，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批判刘邓的错误路线。以便肃清他们的影响。建议把林彪同志在８月１３日中央会议上的讲话，国家计委党组《今年１至９月份经济情况》等文件作为会议的文件发下去，以便在此基础上统一认识，促进全党的团结。”
“还应该把记录红卫兵丰功伟绩的《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筹文件也发下去，让我们的同志都看看，正是革命小将们在运动中挖出了一批潜藏根深的反革命分子，没收黄金１００多万两，这样的成绩有些人是不愿看到呀。”毛泽东慢悠悠地说。
“可以，就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你召集陶铸、伯达、康生开一个碰头会，把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事先研究一下。会不会发生争论，我看也难说。”毛泽东放下面杯，微笑着说，“因为相当一批人思想还没通，不通就可以吵嘛。”
“那倒不会，不过意见很可能要提。”周恩来说，“还有个问题需要请示，国庆节的时候，少奇同志的位置怎么安排？”
“你是和事佬，这件事交给你去办，问题肯定错不了。”毛泽东打趣地说。
是的，１９周年的国庆节，是在不寻常的政治气氛中度过的，经过周恩来多次协商，并报毛泽东批准，中央领导人的排列顺序是：毛泽东在观礼台中央就站，他左边是林彪，右边是刘少奇，依次把宋庆龄、董必武排在刘少奇旁边，以便突出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副主席。这天。当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周恩来迎上前去，告知他所站的位置，刘少奇迟疑了一下说，“既然我被定为犯了错误的人，还是靠边站些好，我还是挨着你吧。”
周恩来说：“今天不行，你是国家主席，应该突出一下，不然对国际舆论不利。”
刘少奇不再推辞了。他等庆典活动开始时，神态自若地站到了毛泽东旁边，轻声说了句：“请主席保重身体。”
毛泽东只是报之一笑，并没多理睬他。
等林彪讲完话后，毛泽东便离开他的位置，在天安门城楼的各个方向向被检阅的人民群众招手、致意。这样，他便甩开了刘少奇。因为在这样的场合下，紧跟他的，只能是林彪和周恩来。
“看来，主席的气还没有消下去。”邓小平到了刘少奇旁边，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看来，我们的确需要好好检查一番了。”
刘少奇的嘴巴哆嗦了一下，说：“你可以自己决定一切事，不必和我商量。有责任述是推在我身上好，能解脱一个就解脱一个。”
“你的想法不错。”
“你们都可以说成是执行者。”
“关于这件事，不是你希望我怎么说就能怎么说的。”邓小平叹了口气，“我看出来了，主席和我们之间绝不是意气之争，而是具体方向和路线上的分歧。他不允许我们搞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试验，不允许我们离开他的基本思想。”
“那就一切按照他说的办吧。”
“只能有这么一条选择。”邓小平说，“此外的选择没有，对我们来说。如果有的话，那只能是死亡。”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下午，酝酿很久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幕了。
这里常常是召开重要决策会议的地方，会议厅并不是很宽敞的。里面没有更多的铺设，但一排长桌横摆在主席台上，桌面上铺着绿色的台面呢。
一直到林彪坐在主席台中央时，陈毅才知道今天毛泽东并不来参加会议。他左边照常是周恩来，右边则是陶铸，陈毅眯缝着眼睛盯了一会主席台，才隐约感觉到林彪这个接班人并非是简单的摆设，而的确要掌握很大程度上的实权了。他听到周恩来在问林彪，“主席怎么不来参加会议了？”林彪说：“这两天主席受了点凉，今天不能到会，让我来主持会议。”
陈毅心里一沉，这小子果然要掌大权了。他早已有一种不安的预兆，预料到这个看上去一阵风就会吹倒的稻草人会红得发紫，但他前头有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周恩来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他不会蹿得太快，没想到这小子竟乘刘、邓犯错误之机一跃而起，成了全国的第二号人物。是福？是祸？人们拭目以待。
林彪向站在会议厅门口的一位军官打了个手势，让他把黑色文件包给他打开，取出一叠讲稿；这时，会议便开始了。
“同志们，八届十一中全会开过两个多月了，现在需要我们认真总结一下这一个时期的经验，研究怎么样继续有力地贯彻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希望同志们联系自己本地区本部门运动的实际情况，切实拿出具体措施来。”林彪那双黑溜溜的眼睛扫视着会场，最后盯住了李井泉，李井泉深知林彪的为人，不禁有点战战兢兢，双手握着被汗水浸湿了的讲稿，朝着林彪笑了笑。“你们西南局的文化革命总是前进不了，需要推动一下哟。主席亲自点名要你作报告，请讲吧，李井泉同志。”
李井泉马上回答：“我的报告还没有准备好，还是让其他同志先讲吧，我们稍后点讲。”
看得出来，所有的与会者谁都不想打头炮，谁都想观望一段后再看看风头。
林彪讲话后，会场一片寂静。
除了他说过的那些，其他人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只有陶铸尽力解释了十六条中的几个有关的政策性问题，一是建议不要再提“保皇派”的口号，二是乱批乱斗会造成失误，强调报纸上点名批判要经过相应党委的批准。他强调各地出现的一些打死人的现象并非是中央提倡的，建议有关领导予以制止。大厅里的气氛很沉闷，没有多少人愿意站起来发言。
康生发言了。
“我们开了那么多会议，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冷场过！我看，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应该首先表态，有你们在场，许多人的情绪都受到了压抑。”
“那么，是否我该退场呢？”刘少奇冷若冰霜地反问。
周恩来马上回答，“你不能走！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你应该很好地听取一下各部门的同志的意见！”
可是，又停了很长一段时间，井没有多少人讲话。偶尔发表意见的，也是泛泛而谈，避开错误路线的提法而来个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来说几句吧。”叶剑英站了起来，他看了看林彪和周恩来一眼，以郑重的口吻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大喜事是确立了林彪同志的副统帅地位，这是一件大好事，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感到了幸福。但既然这样，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我看，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毛主席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１月，还有４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了两个月的运动，所以要很好地总结经验。现在备战的任务很重，时间很紧。毛主席和我们几位老帅谈话时，估计可能要在１９６８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好，而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这一点连日本人、美国人都看出来了、打仗就召靠青年，把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什么都不怕了，你们说对不对啊？”
大厅最后面，张春桥和江青在小声地议论：
“这个叶老头子，讲了一大堆活，尽是隔靴搔痒！”江青说，“那些东西、触动不了刘少奇、邓小平半根毫毛。”
“而且越讲离会议的主题越远，竟扯到战备上去了，其实和战备是风马牛不相及。”张春桥撇了撇嘴巴。
江青叹口气：“有什么办法呢？都是老丘八，水平就是那么高了，又不喜欢学习，几乎是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只好靠老资本混日子吧。”
“不能把他们换下来吗？”
“慢慢来，他们那个层次的人，都是那么一个水平，是一伙子人呢。”
张春桥考虑了一下，心目中的那些开国元勋们，一下子变得分文不值了。他只觉得自己的地位在迅速地提高，其他人则在拼命地下降着。这种感觉早就有了。中央上层原来也不过如此。
不仅是他，几乎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们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接连几天，都是这样。
报名发言的人寥寥无几。原定７天的会议不得不延长了。
曹获秋在谈到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的时候，重点讲上海市委的功绩。他很少提到张春桥，甚至绝口不谈中央文革，这自然引起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对他的不满。
吴德汇报北京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时，代表市委检讨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也提到了群众对市委的冲击。他的讲话既没有对运动的抵触，也没有表现出对文化大革命的热烈拥护，仅仅是就事论事，同样使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感到不悦。
新华社负责人熊复的发言，立刻使人感到了一种冲天的怨气，他说：“新华社现有５００多名记者，２８个分社，竟然不能担负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真实情况的任务，还要靠中央文革小组从部队中抽调１００多名军事记者到全国各地了解情况。我很难解释，中央究竟信任不信任新华社？如果不信任，还要这个机构干什么？”
这一连串的问题，都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各小组的讨论情况他都要一一问到，甚至连会议的细节都不放过。他清楚，现在的与会者，大多受到了当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猛烈冲击，让他们转变立场，真正和红卫兵站在一起，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只有凭着自己的威望和权力，来扭转这种局面。也只有如此。
１０月１４日晚上，毛泽东把政治局常委，各大区的书记和会议各组组长召集到他的住处，商量怎样把会议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
“看来，原定会议的时间不够了。”毛泽东说，“会议既然开起来了，就只有开下去，开好。既然有些人不那么主动，不愿意自觉，那么我们就在他们的背后狠狠击一猛掌，推他一把嘛。”
林彪说：“现在有的人连什么是革命路线，什么是反对革命的路线还分不清。”
“是吗？”毛泽东显得很惊讶。
周恩来说：“也可能从理论上能说清，但一到实际问题中就划不清了，连我也说不清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那好！”毛泽东将烟头掐到烟灰缸里，那张古铜色的面孔抬起来，很有信心地说，“让陈伯达同志给与会者作一个报告，专门讲一讲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依我看，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跟着谁走的问题。”
陶铸说：“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并不是敌我矛盾，还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
“那要看他们改不改。”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之间并没有绝对不变的界限，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历来犯路线错误的人，为首的都难改，当然，我们不希望少奇、小平同志滑下去，所以要帮助他们，这次会议就是帮。依我看，这样的机会不是太多的了。”
陶铸听得出来，这是毛泽东再给他们施加压力。
而林彪、陈伯达、康生则从这几句话里仿佛得到了某种暗示，他们可以放开手来，干他们想要干的一切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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