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每次会见毛泽东，都是在极其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没有一定的规律。在最近两个多月里，他的注意力放在了各地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上，特别是那些高干子女们云集的重点学校。
轿车驶进中南海后，自然放慢了速度。谢富治从窗口望了一眼平静的水面，眼前真好像出现了波涛翻滚、一望无际的大海。在月光下，这里的建筑都显得藤膝陇陇，很难看清它们的真形。
他迈着矫健的步于穿过游泳他的内廊，进了客厅，看见毛泽东正在等候他。这好极了，他知道，毛泽东非常喜欢和器重他。除了战争年代的交往外，江青替他说了不少好话；他也决心忠于毛泽东和江青，如果不是为了他们，他是不会拉下脸来和刘少奇。邓小平这么死斗的，也不会下决心这样整理他们的材料。
谢富治的眼睛落在了桌旁一件理发用的围裙上，这件围裙上有一个拳头大的洞，他感到好生奇怪，就问：“这是怎么啦？”毛泽东笑着说：“理发师给我理发，我坐着发闷，掏了个洞好看书嘛。这样，他干他的，我看我的，作到了两不耽误。”说完又哈哈笑了起来。
他们的谈话很快进入正题。
谢富治拿出厚厚的一包材料，说：“刘少奇。王光美确实已经插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和学生组织的活动，他们通过自己的女儿及其他干部子女，准备组织他们自己的学生力量，比如‘红卫兵纠察队’这类机构，目的是向革命左派反攻倒算。他们的组织也可以叫保爹保妈派，全是一批干部子弟。”
毛泽东听着，轻轻地翻着书本，幽默地说：“既然如此，我们就公开地、旗帜鲜明地支持红卫兵的左派，像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这样的组织，让广大群众看到中央的态度，就不会跟着右派跑了。刘少奇想反攻，只能是自我暴露。不过，我还是希望他能够自觉革命。”
“对学生组织，我们还是重点抓政治教育，走突出政治的道路。”谢富治说。
毛泽东问：“那么多政治，你知道政治的核心是什么吗？”
谢富冶想了想，回答：“按照主席的观点，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政治说到底，就是你死我活或你下我上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争夺领导权。”
谢富治大吃一惊，这是他有生以来从未听到过的最惊人的坦率的话。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位伟大的导师能对他说出如此重要的话。
“我们要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而那些人也要炮打我们的司令部，这里就有个水火不相容的斗争问题。”毛泽东说，“北京市的安全问题我要靠你，当然也要靠部队，但你的工作是关键性的。”
毛泽东一直看着谢富治，这个人长着一张老练而稳重的面孔，他好像有病，可能在发低烧，但是他的一双眼睛深沉得很，像电光那样灵活。他缓慢而有说服力地向毛泽东反映了一系列的事件真相，足有雄辩家的逻辑性。
谈话不久，毛泽东再一次安排了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和外地来京的师生。他对林彪说，“你的讲话要大长一下无产阶级的志气，吹响向那条反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进军的冲锋号。”
９月１５日，天安门城楼上歌声味亮，笑语盈盈，几百只高音喇叭的口声不时被海啸般的狂欢声所淹没。当刘少奇见到毛泽东，要和他握手的瞬间，毛泽东把手伸向了他身后的邓小平，使刘少奇处于十分难堪的地步。
才几个月的光景，林彪显得踌躇满志、老道精熟了。他拉长声调，在城楼中央发表讲话：“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为了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来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边。你们辛苦了！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你们问好！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
这样的语句，这样的口气，这样的场合，怎能不把他自己推上中国权力的最高峰？青少年们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敬，把这种感情同样倾泻到了副统帅的身上。
林彪以不容置疑的语言宣布：“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在这种众目睽睽的场合，刘少奇只能低下头，一边看着早已印好的林彪的讲话稿，一边注意观礼台上各级领导人的反映，以及城楼下百万人头攒动的盛大场面。
“刘主席，我们实在工作不下去了，你得想想办法才对呀，”李井泉悄然走到他跟前，哭丧着脸，用一种忧伤的调子说，“我们几个省委负责人几乎不能到机关工作，学生组织到处抓，抓住就挨打，任白戈都被他们打得不能动弹了，这样深入搞运动怎么得了哇……”
“你和我说这话有什么用？”刘少奇生气地打断他的话，瞪着眼睛说，“我现在处于什么状态难道你不知道吗？有本事对他讲去！我和你多讲话，别人看见了又认为是搞背后活动！”
李井泉没办法，只好离得他远一些。但是，他又没有勇气走到毛泽东跟前去反映情况，站在那儿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城楼上的扩大器里，传来林彪的抑扬顿挫的讲话声音：“……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唉，林彪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模棱两可，无产阶级能够接受，资产阶级也能利用，谁都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到底群众该炮打谁？”
“走资派的界限和标准到底是什么？谁也掌握不了，我看这个罪名快成了有些人任意整人的借口了！”
“是的，现在谁心里也有数，只是不便讲就是了。”
李井泉听到这些议论，惨淡地笑出声来，使旁边的人感一种惊奇而又恼怒。忽然，他眼前一亮，惊喜得差点泪花盈眶、一个身材魁梧的巨人伸出大手向他走来：“井泉同志，你好！”
“主席，您好！”由于过分激动，李井泉竟变得语无伦次了，刚才满肚子要说的话全忘记了，只是问：“主席，你说我是走资派吗？”
毛泽东愣怔了一下，接着哈哈大笑了：“你说你是吗？快别胡思乱想了，深入到群众中去和左派站在一起，有错误就检讨，我保你嘛。”
周恩来从毛泽东身后伸出手来，拍拍李井泉的肩膀说：“不要听信别人的流言蜚语，还是集中精力先把运动搞上去。”
“红卫兵打我。”
“打你也是一种锻炼嘛。”毛泽东说，“我祝你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你们过不去，我这个党的主席也难受呢。”
林彪案头，放着一封揭发李并泉的署名信。信中说：“确凿的事实证明，李井泉是邓小平一手提拔重用的修正主义分子，解放初，邓是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则是川西党委书记兼川西行政公署主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川西军区政委。１９５２年，四川合省，李在邓的包庇下当上了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南局副书记，这段时间，李都在邓手下工作。后邓调京，李每次到京开会，总要先去邓家，并送去大批四川土特产。比如，１９６１年某次会议，时值困难年景，李从四川给他运去大量鳝鱼、糟鱼、糟旦等，每隔一日，即请客一次，来客就是邓小平、贺龙、罗瑞卿、陶铸、杨尚昆等。１９６６年４月中央开会，李又给邓带了一坛子‘绍兴酒’。１９６２年，李派人去西昌宰了一头牛，用飞机运到北京送给邓。此外，李每年派飞机给邓送他雾欢吃的四川麻麻蹲米、内江桔饼、西昌石榴等。……”
林彪笑了笑：“毛主席刚刚说了句要保李井泉，就有人送来了他的材料，可见问题的严重性。这也好，批给主席，让他看看这两个人是什么东西。”
“唉，老人家在困难时期带头不吃肉，想勒紧裤带过日子”叶群嘲笑道，“但他手下的大将却肥吃肥喝，他能管得了？所以我说，他这个当家人难当啊！走资派，都是走资派。没有几个好东西！”
“我看你也是！”林彪半开玩笑地回敬了叶群一句，叶群恼怒地瞪了他一眼；扭着屁股回她的内室去了。
说心里话，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到什么程度，要达到什么目的，包括林彪、叶群在内，他们同样摸不透毛泽东的谜底。所以，对林彪来说，他抱的态度就是毛泽东怎么讲，他就跟着怎么说，一言一行看毛泽东的眼色行事，这是他目前给自己定的行为准则。他很清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真正服他的，少得可怜。刘少奇、邓小平成了他的死对头，他也变成他们的心腹之患，自然不会拥护他。周恩来、朱德、李富春、陈云这些人资格要比他老得多，顾全大局拥护他还是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真正要指挥他们，谈何容易！至于陶铸，他知道那是邓小平的人，而陈伯达、康生则是毛泽东的秀才，他很难随心所欲地命令他们。于是，他除了唯毛泽东之命是从外，再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毛主席已经把你定为他的接班人，你得赶快物色你的人。”叶群多次提醒他，“你手下没有一帮子人，你能掌了权？就是把权交给你，你也会得而复失。记住，打虎还得亲兄弟，搞政治没自己一帮人不行！”
林彪很讨厌老婆罗嗦，但对她的这些话还是很注意听的。他等叶群讲完从钓鱼台得口来的消息后，忧心忡忡地问：“你从江青那里得没得到准信，刘少奇、邓小平究竟打倒还是打不倒？”
“依我看，非倒不可！”叶群用肯定的语气说，“江青把他俩恨死了。据江青跟我讲，毛主席为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作了很长时间的准备，甚至作好了失败的准备。毛主席实际上是让江青传达他的意见的，在发动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主席和江青作了商定，一旦全党都反对这场斗争，批判《海瑞罢官》失败，毛主席就和江青离婚，用牺牲江青的办法来保证主席的地位。为此，江青说她早就作好了杀头、坐牢、饿饭的思想准备……”
林彪听得入迷了，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的老婆，这是他近几年来听她讲话时间最长的一次。直到叶群讲累了，歇口气的时候，他才摸了摸自己的秃脑袋，耸了耸肩膀说：“看来政治斗争果真是最残酷，也是最无情的，这场斗争我们已经豁出去了，一定要拼个鱼死网破才行。今后，我们则应留有余地，既要紧跟他，又不能把其他人得罪得大多，特别不能跟在江青后面跑。”
“为什么？”
“我不能让一个戏子出身的女人牵着我的鼻子走，我毕竟是堂堂正正的开国元帅！”
叶群吓了一跳，急忙把门关上，小声地对他说：“你不要穷嚷嚷，现在我们根本少不了她的支持，江青正是兴旺时期，顺她者昌，逆她者亡，我可不能听你的。怪不得江青同志说中央政治局内大男子主义严重，我看你也够呛。反正我认定了，你跟主席，我跟江青。”
林彪沉默不语，想了想后才点头：“当然，现在要办成任何一件事，也少不了她的支持。她才是真正的毛主席的代言人，起码现在是这样的。党内许多老同志也只是因这层原因才把她当个人物，否则谁理她？”
“你为什么对她这样看待？”
“她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女人！”林彪冷笑着说，“她现在竭力培植的，是她自己的势力。她是有野心的，现在她并不把我们完全放在眼里，她对我的政策也不过是暂时利用而已，我看，她迟早会和我们弄翻的。列宁的夫人在列宁临终时，不也和斯大林弄翻了吗？也许我也会成为斯大林。”
叶群捂住嘴，一个劲地笑。过了半天才抿着嘴说：“好了好了，这都是将来的事，反正眼下我们离不汗江青，你也要尊重她，千万不能得罪她。即使她对我们有失敬的地方，也得忍。小不忍则乱大谋。懂了吧？”
“忍是科学的大度嘛。？林彪说了一句。
两人大笑起来。最后叶群把那份材料拿过来对他说：“你批几个字，我让人送给主席，请他决断！”
“陶铸的老婆给总理出了个鬼主意，让我当什么文化部的副部长！”江青进门就对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嚷，“你们想一想，我怎么能干那种事情！想把我陷入具体的事务堆里，也是一种阴谋！我对当什么部长根本不希罕！”
江青显得气愤异常，又摆出一副根本不想当官的样子，滔滔不绝他讲起了大道理。尽管她的表演并不高明，可是这人有一股意志坚强的勇气和风度，使所有在场的人都睁大了眼睛，表情激动而义有些紧张地坐在那儿，像是虔诚的观众在看魔术大师的表演。
陈伯达马上说：“这实际上是在贬低中央文革小组，她把我们想当作一个部来看待，其实我们是在做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江青脸上露出笑容，但一瞬而逝。
会议室中没有秘书和工作人员，只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和她五位权贵，他们怒气冲冲地坐在那里。
“陶铸和刘少奇、邓小平想搞在一起，许多革命群众都有反映。”张春桥咄咄逼人地说。
“有证据吗？”王力问道。他从桌子对面倾着身子，在离张春桥面孔只有两米远的地方说话。
“你们看看９月１７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照片，刘少奇的形象不止一次地频繁出现，这里紧挨总理的人明明是陈毅同志、但换成了邓小平的脑袋。”张春桥冷冷地说，“有人为了发泄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个满，真是费了不少苦心哪。”
这么一提醒，在场的人才忙着去翻那大的报纸。堂堂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门有时也很疏忽，隔了两三天后还没发现任何异样。看着那天的报纸，江青的双唇倔强地绷紧了。她明白，陶铸是常委兼中宣部长，主管《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舆论，如果没有他的指示，新华社的任何人都不敢那样做。不过，她也知道，知情者的圈子是不大的，也是很小的。为了显示一种特权或出于其他目的，她竟当着这些人的面去拨动那组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才熟悉的电话号码。
“润芝，我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江青对着话筒大声喊道，这下把屋里的人全都镇住了，他们屏心静听，眼睁睁地望着她，听着从线路另一端传来的那个令人尊敬而又有些畏惧的声音。
“我是毛泽东，有什么话就说吧。”
江青绘声绘色地描绘了９月１７日报刊上登出的那组照片，要求追查将邓小平的脑袋贴在陈毅身子上的“换头术”。末尾，她咬牙切齿地说：“陶铸的胆子越来越大，现在显然不是偶尔犯错误了，而是有预谋地要同中央文革对抗，我建议解决他的问题。”
“此议不妥。”毛泽东的声音很清晰，“你这人呀意气用事很厉害，忘记了当前的任务是什么！我已经批评你多少次了，有些事你不要插手好不好啊？别忘记了历史的教训，几个拳头打入，兵分多路到处出去，这是最要不得的。军事上这叫致命的冒险主义，政治上也是一种幼稚的狂妄作风。要改哪？”
在场的人都感到了震惊。他们都隐约地感到毛泽东对自己的亲属要求极严，也常对江青和子女们进行严肃的帮助和批评，但都没有亲眼见过，亲耳听到。眼前这一幕，却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他们内心浮起一股又一般一时难以表达和说清的感觉。此刻的江青，脸一会红，又一会白，显得很不自在。只见她一个劲地“啊”着，点着头，不断地说：“好了，我明白了，”
江青放下电话，故作轻松地叹了口气：“你们听见了吧，主席这个人心肠好，对干部特别宽大，所以使有些人总是钻他的空子。”
陈伯达的脑子转得快，他不是那么看问题。他曾在过去见过不少和毛泽东发生分歧甚至进行斗争的党的高级干部，一类是公开和他干，争吵、辩论，甚至闹得不欢而散。一类像陶铸、刘少奇那样在一些问题上和毛泽东发生分歧，毛泽东对前者甚至比对后者还要宽容，总是在各种场合或问题上顾及他们的利益。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因为几乎所有历史上反对过毛泽东的人，都受到了群众的不同程度的批判。而毛泽东很少问及这方面的人和事。
他在几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上搜寻着什么，但显而易见，他已下定了决心，坚决跟着毛泽东走下去，在刘、邓、目的问题上他必须谨慎而决不能再犹豫徘徊。
张春桥站了起来，他很老练地说：“革命，在任何国度里都有一个时机问题。时机不成熟时，我们应该耐心等待，不过，任何两面派人物，你不让他暴露是不可能的，我们再给那些人物几个充分表演的机会吧。”
说完，他坐下了。
这番活，使陈伯达感到非常不快。他觉得，张春桥自从来北京后，似乎显得很得意自傲，说话口气都很大，多少有点儿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味道；只是碍于江青处处袒护上海的缘故，他从来没把自己的这种情绪表现出来。此刻，他觉得自己有了一些资本和机会、便话中有话地说：“任何时机也是由毛主席决定的，而不是其他人任意胡诌。”
“老夫子，这话是什么意思？”江青听他的口气不对头，转过身子问。
“没什么意思，是说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
“我看你就没听主席的！”
“我什么地方没听主席的，你给我指出来。”
江青正有气没处发，见陈伯达凑上来便把火苗子点燃了：“你陈伯达有什么了不起，我鄙视你！你不是就会写一些又臭又长的烂文章吗？”
“这些烂文章你还写不出来呢。”陈伯达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也顾不得斯文了，站起来吼道：“都在一个锅里吃饭，谁还不了解谁！”
这下，江青马上不吭气了，因为有几位工作人员闻声走了进来，她不愿意让更多人知道中央文革内部的矛盾。同样，陈伯达也不愿那么做，所以，他们之间风风雨雨了一阵子，紧接着便都消了气。再接着，就是握手言欢。
“我们文革小组民主搞得好，可以吵架，可以尽情地发表意见。我这个人，是不会打击报复的，如果有这种情况，你们可以炮轰我！”江青说。
陈伯达也说：“我是一个穷秀才，有话藏不住，说错了你们全当我没说。”
只有康生城府深，既不轻易表态，也很少检查自己，他只是按照自己的观察、不失时机地决定着启己的态度。”
中央文革要员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种很难用语言说清的徽妙的关系。
“……那不用说，这些消息都不得外传。江青现在把矛头都指向了周信芳、白杨，赵丹这些名演员，实在没多大意思。把各省、市的主要负责人都定成走资派、我们的党还能叫作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吗？我真不知道毛泽东是怎么想的。现在，总理也来劝我作检查，不作看来是不行了。我准备先主动一步、看他以后怎么对待我……”刘少奇的声音消失了，磁带在录音机上发出嘶嘶的响声，然后就停住了。一只大手把录音机关掉，那人向后倚着身子，把目光转向坐在椅子上的谢富治，可以听出、这是刘少奇和王光美以及某个省的负责人的谈话，声音或高或低，完全是在对方毫无知晓的情况下偷偷地录下来的。这种秘密的监视和侦听，一般都要经过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和批准。
那人把磁带从录音机上取下来，又把磁带重新安在录音机上。另外两个人的声音对他们来说当然是陌生的、但王光美的声音是可以分辨出来的。毫无疑问，刘少奇、王光美以及和他们谈话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是不满的，其中也杂夹着对毛泽东的不满，但对江青、陈伯达、康生的鄙弃和仇视，占了更大的比重。
“毫无疑问，这是很有价值的资料。”谢富治听完全部录音后，对那两个人作着指示，“你们给无产阶级司令部提供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头目们最近的活动及思想的第一手资料，我感谢你们。希望你们继续抓紧侦察，争取在两条路线斗争最关键的时刻再立新功。”
他鼓励他们一番后，将录音带装人一只大口袋里，匆匆出了他的办公室，乘车向钧鱼台驶去。他知道，这样的差事交给任何人办都是不可靠的，而且最容易走漏风声，只有他亲自出马。
很快，江青、康生、张春桥便掌握了全部资料。在谢富治眼里，只有他们三人，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真正核心。他有事必须先征得他们的同意。而他们，也把谢富治当作他们真正的心腹。但这一回，江青却出来制止了！
“别，这些情况先别向主席汇报。主席一旦追问起消息来源、反而把我们自己全装进去了。这件事，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行了，当然，搞侦听这类活动，我们的性质和杨尚昆不同，我们是为了查地下活动，是用来对付党内分裂主义者的！”
“啊，是的。我已考虑过了。”谢富治轻声说道，“万一有人查起来，此事由我负责，我会应付的。”他正紧紧地握着一个精致的茶杯，眼睛盯着杯子上那美丽的金鱼图案。
张春桥凝视着公安部长，心中并不怀疑谢富治作的这个保证。他对中央的机构及其隶属关系虽不是那么熟悉，但对政治斗争中各种策略的应用却是很熟悉的。他轻轻地把搪瓷茶杯推到一边，点着头说：“在政治斗争中，一切从目的和需要出发，手段是不必多加考虑的。我最近看到了彭真的有关材料，现已证明他是叛徒，而刘少奇的历史状况本身就很复杂，建议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
康生摇摇头：“组织少奇同志的专案组，现在还没有这种可能。除非已经有了确凿的历史罪证，才能说服政治局。”
江青也说：“现在审查刘少奇，主席就不会通过。但春桥也的确掌握了他的一些情况，我看你还是提点线索，供富治同志调查使用。”
张春桥说：“大家知道，少奇同志是１９２１年加入共产党的，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２５年他一直在安源矿区搞工人运动工作。但他执行的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攻击中国工人阶级是‘幼稚’的，说‘职工运动之方针，应做各种经济斗争’，实际上是搞经济主义。”
江青问：“他与资本家有勾结吗？”
“他到处训斥工人‘瞎闹’，提倡什么文明斗争。”张春桥显然作过一定的调查和准备工作，所以说起这些事实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当工人不听他的训戒，举行罢工斗争时，他又命令工人‘当比平时更加文明’，要‘能够维持秩’，并一再向当局表白‘我们的罢工，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１９２３年７月，少奇同志与资本家签订了七条协约，实际上是为日本人效劳的。”
江青插话：“安源煤矿所属汉冶萍公司有一半股份属日本。”
“当时，安源煤矿每天平均煤产量是２１００吨，而协约上规定却要工人每天平均出煤２３０ａ吨以上，并规定今后工人‘不得动辄聚众暄扰要挟，并不得动辄罢工妨碍工作，如有此项情形，应由俱乐部负责。’后来，少奇同志果然把‘恶劣分子“的罪名强加到’聚众吵闹’的工人的头上了，一下子把１４０多人开除了所谓‘俱乐部部籍’。而少奇同志亲自写的《救护汉冶萍公司》、《整顿萍矿意见书》等文件中，向人们呼吁：“中国国民呵！关系国民生死，国家兴亡之中国最强大基础的实业汉冶萍，要停工破产了呵！其速起救护吧！’干这些活动，我看他不像一个共产党员！”
几个人都没有再表态，都在思考着。
康生说，“这还不足于对他进行审查，还要再作考虑。”
谢富治说：“我看这样吧，我们该做什么事还做什么事，成立不成立专案组与我们所干的工作没什么大的关系。有的调查任务可以以别的专案组的名义进行，比如以彭真、陆定一的专案组，或者以军队的名义进行嘛。”
江青两眼放光，“富治的意见好极了，就这么办！”
“行，这就是合法斗争。”康生点着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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