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接到大红请柬，来到首都剧场参加庆祝文化革命取得胜利的文艺晚会。他的念头不在演出上，而是在考虑中宣部的一系列工作。他已得到消息，江青、陈伯达通过《解放军报》负责人胡痴，秘密组织了一批部队的团以上干部，以军报记者名义，到处侦察和搜集中央及各地主要领导人的情况，随时印几份《快报》，密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几个常委。他感到了一种不安。
其中一份《快报》中写道：
“社会哲学科学部涌现了左派组织红卫兵联队，他们以吴传启为代表，贴出了第一批革命大字报，锋芒直指陆定一集团伸向学部的代理人。广大群众强烈呼吁中央领导，要求中央坚决支持吴传启等左派。”
看完这段消息，陶铸皱起眉头，不悦地问秘书：“社会哲学科学部有学生吗？”当秘书作了否定的回答后，他有些恼火了：“红卫兵都是青少年成立的组织，学部的老头子们凑什么热闹？四五十岁的人了胡子都长长了还组织红卫兵，纯粹胡闹！给我查一下吴传启是什么人？”
调查报告很快报上来了：
吴传启，男，学部助理研究员。解放前是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机关报“大刚报”的主编，也是国民党党员。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深受关锋同志的赏识。
陶铸问：“这些材料可靠吗？”
秘书说：“基本可靠。特别是他参加过国民党这一条，在档案里就有记载。”
“好了，就凭这一点，党中央就不能支持他！”陶铸拍了桌子。
陶铸刚刚进入剧情，被晚会的节目所吸引，随行人员就催他去接电话。电话是江青打来的，通知他马上到钓鱼台参加中央文革的紧急会议。虽然他调入中央工作才几个月，但对江青的脾气总算有所了解了。那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女人，她要办的事从来都是急的，稍微给她办迟了她都要发火，而且出口伤人，很少注意对方是否能够接受得了。
陶铸乘车赶到钓鱼台。这里虽说是中央文革办公地，但工作既无目的也无规则，完全凭几位决策人物的好恶行事，几幢楼被他们分割成为几个部分，各肾司的联系几乎全凭江青的电话召集。他径直来到１６号楼的会议室，见江青正召集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开会。见他进来，陈伯达连声喊：“来的正好！你知道吗，高教部政教司副司长卢正义同志也杀出来了，他们组织了一个‘延安公社”和学部的左派吴传启一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战了！”
陶铸原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一听这话凉了半截，认为中央文革研究这事没多大意义，但又不能不表态，就说：“我也听说此事了。不过，卢正义同志的影响并不太好，据说他在１９３５年被捕，被押送江苏反省院，后来自首变节了，还在狱中写了大量反共的诗词。”
“你作过调查研究吗？”康生劈头问道。
陶铸说：“还没有！”
江青火了：“既然没调查就不能乱表态。我也听说你对吴传启同志不大感兴趣，有这事吧？这可是个感情问题，对左派应该支持，不支持还怎么谈得上支持革命！”
“对他们贴的大字报可以支持，但说吴传启就是左派，还要谨慎一些为好。”陶铸说道，“吴传启的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我也让你看过，我怎么能把这样的人封为左派呢？”
“有问题的人怎么不可以成为左派呢？”江青跳起来，“如果像你那样抓辫子，大概所有的革命左派都会被你整倒的。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
“他在青年时期参加过国民党！”
“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陶铸一听，忍不住把桌子猛地一拍：“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里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帝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那时的国民党还没有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是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时加入该党的！这样的国民党能够和我这样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
在场的人员吓得面无人色。
有些工作人员立刻认为陶铸的厄运到了，害怕将来写什么证明材料一类的东西，为免牵扯进去，他们纷纷退出会场。
“你，你，你要干什么？”江青气得脸色刷白，嘴唇打着哆嗦，双肩颤抖地喊道：“支持左派起来革命，是毛主席给中央文革交待的职责，你、你到底执行不执行？我可以代表文革小组要求你，你必须支持左派，否则没有资格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你算了吧！”陶铸把手一挥，指着江青的鼻子吼道：“你也干涉得大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江青一怔，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陈伯达、康生、关锋、王力、姚文元等人站在那里，就像观阵似的，谁也不发一声。
只听张春桥狂喝一声，挺身而起：“陶铸同志，你太狂妄了！今天是在党的会议上，你凭什么对中央文革发这种火？你对江青同志耍什么态度？支持左派是我们一起决定的，要骂连同我们一起骂吧！”
“对！要骂就骂我们吧！”姚文元也跟着喊了起来。
江青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两手拍打着沙发垫子，号啕大哭起来。“哎呀呀，你们谁替我作主呀？我活了这么一辈子还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气呀！你陶铸狼心狗肺，毛主席哪点对不住你？把你调到中央来就是为了欺负我、镇压我吗？我可实在受不了呀！”
不知什么原因，陈伯达看到这个场面，非但愤怒不起来，反而直想笑。他用手捂住嘴巴，试图不让自己笑出声，终于他找到了途径，跑到墙角端起一杯凉茶水，咕噜咕噜喝了几大口。
看得出来，好几位秀才对此是抱着兴灾乐祸的态度的，他们自己不敢出面教训江青，却很希望有人能站出来刹一刹她的威风。但当着陶涛的面，他们又不能出面支持，反而要表现出维护江青的样子。康生就属于这样的人。他指着陶铸连声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这样呢？真不像话！真不像活！”说完就走开了。
王力也避开他们，朝另一间房子走去，那儿听不见他们的争吵。“谁知道他们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道理他们比谁都清楚，我能插什么嘴，赶快走出这魔鬼的圈子！”
只有张春桥、姚文元在劝江青，拉着她要离开这里，江青就是不走，她神经质地啜泣着说，“我不走，我就要在这里和他们斗，我断定那些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是决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陶铸铁青着脸也站在那里，过了好半天才走到江青跟前说：“江青同志，我今天的态度也不冷静，都是为了从工作出发嘛，算了，不要计较了，全当我态度不好，向你赔不是了好不好？”
“我不和你说！我不和你说！”江青两手乱扑腾着说，“我们找常委们去说理！找总理去评理！你太欺负人了！你今天不仅仅是对着我的问题，而是对着整个中央文革小组，你是在向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宣战！”
陶铸一转身，提上文件包拂袖而去。
这下，江青也不哭闹了。她站起来，掏出手帕擦干了脸上的泪珠，指着门口对在场的人说：“你们看到了吧，这就是邓小平推荐过来的人才，完完全全是他们的走狗嘛。有这样的人窃居要职，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还会搞好吗？我建议你们立即把今天的情况向毛主席报告！”
陈伯达不敢怠慢。当时就给毛泽东打电话，说有要紧事汇报。毛泽东约定他明天一早前去谈话。其实，当他向毛泽东讲述昨天的情形时，毛泽东已经从另一个渠道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毛泽东微笑着，把纱窗帘拉开，窗户已经打开了，一股清凉的空气扑进来。他张开嘴深深地吸了几口。党中央主席的气色很好，全然不把那事当什么事，认为根本不值一提。他说：“你们不要听江青的，按她的逻辑推断，不但洪洞县里没好人，恐怕整个神州大地也好人不多。好人只剩一个，那就是她自己。你告诉陶铸同志，让他不必介意，好好工作就是了。他并不反对我嘛。”
陈伯达打了个沉，觉得很扫兴，这个结果可不是他所希望的。他虽然对江青有看法，想让别人整整她以出出气，但他更想借她的手把他前面的人整下台。当然，这个意思他并没有表现出来，只是话中有话地继续告状：“不但江青同志对陶铸有看法，我们对他也有那么一些异样的感觉。”
“什么感觉？”毛泽东的眼睛放了光。
陈伯达说：“他说话很随便，常常不记后果。比如他在群众大会上说，我认为在当前‘怀疑一切’的口号是对的，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不能怀疑外，对其他任何人都可以怀疑，我是主张普遍地轰的。”他激动得脸色通红，“这种语言不正是给一些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制造了理论根据了吗？”
毛泽东轻轻“噢”了一声，陷入了沉思。
“林彪同志在８月３１日第二次接见全”国红卫兵的大会上，第一次代表您和党中央发表讲话后，陶铸就改变了腔调。”陈伯达说，“这个人不那么老实，应该有所警惕。据材料揭发，他早在１９５０年对外国人谈话时，曾肉麻地吹捧过高岗，说什么‘高岗没有学习毛主席著作，自己创造了一套马列主义理论。’１９５２年，高岗亲临广州同他密谈，搞选票，搞了不少秘密交易。而高饶反党集团被揭露以后，他却假惺惺地说：‘我不知道高岗有阴谋，高岗来广州试探我，我丧失了立场。’在中央会议上，他的第一次检查没有被通过，第二次才在陈云等人的包庇下勉强通过。”
毛泽东慢慢地站起来，走到墙壁旁，伸出右手轻轻地在那张巨大的中国地图上抚摸，过了半晌才又问：“还有什么吗？”
陈伯达一时无法回答。
“陶铸同志的闲话，到此为止。”毛泽东说，“现在，刘、邓的问题还没有作最后的结论，我希望你们不要摊得太大。有些问题，不是我们几个人能解决得了的，归根结底还得靠群众。中国的问题很多，还是慢慢来吧。”
“主席，我明白了。”陈伯达坚定地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听主席的。”
“就这样吧！”
周恩来放下电话，心里非常沉重。
电话是刘少奇打来的，说他看到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工人、农民和前去串连的学生发生严重冲突的报道后，无法安眠。学生运动无论如何不能脱离了工农群众，否则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刘少奇引用了毛泽东的几段语录后，说：“我是出自对你的信任才讲这些话，本来我可以不说，但是为了党的事业，我不得不说。现在学生们这种作法已经超出了范围，严重地走向了和工农对立的地步。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敏感提醒你注意，学生们这样下去是会走向反面的。”
面对现实，他不得不认为刘少奇讲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毛泽东会同意这种看法吗？
从８月底以来，全国各地的大、中专学生纷纷来到北京，形成了数以千万人计的大串连；这种乘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的大串连，成为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奇观。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的旧计，支持，这种浪潮越演越猛烈，使交通拥挤，运输难以承受，学生和各界群众的矛盾日益引起人们的严重不安。为此，周恩来不知费了多少心血以应付一连串的突发性事件。
眼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工农群众围攻红卫兵的事件，究竟该怎样处理，他心里并不摸底。
但是，请示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了过来，秘书们不断地把各地出现这种情况的报告摆放在他的面前。
“告诉各级党委，严格控制形势的发展，不许再把事态扩大。”他通过秘书给各地下达着命令。即使如此，各地报来的情况仍然使他头疼：许多学生在冲突中，已被工农群众和市民打伤，有的甚至丧生。
“总理，江青同志要见你。”
秘书的话音刚落，江青穿着一身绿军装匆匆走进来，她身后紧跟着额头挂着汗珠的王力。江青进门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扔到桌上，鼓着金鱼般的眼睛问道：“总理，各地出现挑动工农群众斗学生的事件你都知道了吧？”
“知道一些，我已经采取了措施。”
“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不！”江青大喝一声，厉声说：“主要的原因是走资派为了保自己，挑动工农斗学生，这是当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新动向。我怀疑刘少奇和邓小平在背后捣鬼！”
“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周恩来冷静地说，“我们可以给各方面做工作，劝工农和学生们团结起来，不要作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江青坐在椅子上，连着喝了几口水，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大信袋递上去，说：“你看看吧。”周恩来一看那龙飞凤舞的几行大字，就认出了那是毛泽东的笔迹。他接过来抽出，果然不错！只见毛泽东在一张纸上批道：
林彪、恩来、伯达、康生、江青：此件已读，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情况都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试以中央发指示，不这样做，再发社论告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除人大调６００农民进城保郭影秋以外，其他没有，以北京经验告外地。
我看其他几位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周恩来把信重新叠起来，装回信封，说：“坚决照主席的意见办，立即制止各地出现的这种状况！”
江青回头望了王力一眼，脸上堆出笑容又问：“总理，你看了这封信有什么感想？”
“我没看出什么特别之处，我的意见和主席的意见完全一致。”
江青摇摇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问你注意到没有？主席批给这几个人的名字中少了谁？”
周恩来恍然大悟地说：“缺少了陶铸同志的名字。”
江青笑了：“你还是有点警惕性和敏感性的。实话跟你讲吧，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认为，这等于把陶铸从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开除出去了。陶铸这个人你要注意啊，上月中旬，清华大学的左派贴出一批揭露和批判少奇同志和王光美的大字报。刘涛和贺鹏飞等人所控制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纠集１４个学校的学生在８月２４日大闹清华园，他们叫嚣‘不许右派翻天’，强行撕毁所有揭露刘、王的大字报。刘涛是刘少奇的女儿，贺鹏飞是贺龙的儿子，他们的行动得到了陶铸的默许和支持。”
“有证据吗？”周恩来问。
江青说：“证据当然有，绝对冤枉不了他！我可以负责性地告诉你，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发生的挑动当地群众围攻北京红卫兵的现象，后台仍然是陶铸，还有那个王任重。”
周恩来低下头来，好长时间不吱声。
等了半晌，江青问道：“你说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把主席的批示传达到各地。”周恩来说，“然后通知各地坚决照主席的指示办，不要任何人干涉学生的革命行动。”
江青咯咯地笑了起来：“看来总理还是和我们想到一起去了。中央文革根据主席的批示，写了一份文件的草案，请你过目一下。”
周恩来从王力手里接过文件草稿，见上面共写了四条，完全都是站在学生一边指责各级党委的，其中有“不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凡是发生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平息工农市民同学生之间的纠纷，绝不允许把责任推向群众”；“工人、农民、市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中绝大多数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不要直接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
很显然，红卫兵和学生已经被中央文革抬到了最高的台阶，成为其他人很难干预的一种政治力量。而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好处？周恩来自己也很难说清楚。他苦笑一声，向江青点点头，说：“发下去吧，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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