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月１８日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大会，就是要给林彪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个亮相的机会。”毛泽东摸出火柴盒，把烟掏出来放在桌上，然后对陈伯达和陶涛说，”你们要把红卫兵代表请上来，我要见见他们的代表。”
“总理安排了一份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名单和所在的位置，请主席审阅。”陶铸说。
“不看了，就照总理安排的办。”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吸了一口，说：“你们给林彪同志准备一份讲话稿，总理也要讲话。全国舆论都知道林彪同志指挥打仗精湛，这回要让大家知道他搞文化革命也在行。”
两人笑了起来，尽管笑得很勉强。
这天，天安门城楼上下，完全披上了只有国庆大典才有的节日盛装，近百万北京各大、中学校的师生和外地来京师生云集在那面积４０万平方米的巨大广场上和长安街头，不停地欢呼跳跃，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
出人意料，当那辆最为人们熟悉的红旗牌轿车开到城楼内时，走下来的毛泽东却一反常态，穿了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军帽上那颗红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好象事先早有约定，毛泽东坐电梯刚登上城楼，同样穿着军装的林彪就迎了过来，笑吟吟地握住了他的手。
“准备好了吗？”
“好了，主席，开始吧。”
“我再看看你的讲话稿。”
林彪跟着毛泽东进了休息室，掏出讲话稿，递给毛泽东，毛泽东很认真地看了一遍，用手指点着一处说：“在坚定地依靠革命的左派后面，再加上一句‘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右派’的话，这样才能给左派们指出方向。”
林彪连声说“好”，急忙伸手摸钢笔却发现自己没带，站在旁边的康生从不远处的记者群里借来了一支水笔，林彪亲笔在讲稿上补充了毛泽东的指示。
刘少奇悄无声息地站到了城楼中央他的位置上，这个位置离毛泽东远了一些，但依然很突出，记者的相机连续快速地给他照着照片。熟悉的人们照样向他打招呼，用钦佩的目光望着国家主席。
突然使他顿感不解。为什么中央文革的大部分人都穿上了军装？江青也使他感到纳闷，她像一个叽叽喳喳的小鸟，不停地在城楼上和一些人叽叽咕咕，小声地说着什么。很快敏感的记者们便醒悟过来了，立刻把镜头齐刷刷地对准了那个身材瘦小的林彪。他紧紧跟着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左一右站在了党中央主席的两边。这个排列一下子把原来的秩序打乱了，事实上等于向全世界公布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结果，说明了中央在人事上的重要变动。
林彪第一次在这样盛大的群众集会上讲话。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好好地听我们统帅毛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一定能顺利发展，一定能取得伟大胜利！、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
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实况转播，把那个拉腔拖声的语音和林彪的图象发向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在紧张、庄严和多少有点惶惑不安的气氛中，近百万天真烂漫的青少年们流着激动的眼泪，仰望着那个时代最神圣的人物而狂欢不已，任凭自己淹没在歌颂红太阳圣曲的狂涛里。
天安门城楼上，有一队臂戴“红卫兵”袖章的青年学生，像一团火焰似的在稍微拥挤的人流中穿来穿去，分外引人注国。尽管他们人数并不多，但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们的眼里仿佛已经闪烁地生光，和当时那种热烈的气氛相呼应，到处发挥着一种难以言明的威力。
正是盛夏季节，天热得发了狂。太阳悬在空中，使拥挤在广场里的人们觉得憋在了蒸笼里，连一点风也透不进来。但人们并没有感到难忍，反而使迸发出来的热情变得更加虔诚和真切，干涩的嗓子欢呼着滚烫的声音：
“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板着严峻的面孔，扫了右旁的刘少奇一眼。隔着两三个人，身着灰色中山装的刘少奇正和邓小平嘀咕什么，他的右手不停地晃动，好象要辨清什么问题一样。
“毛主席，您好！”
“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们好！”
“我们请毛主席参加红卫兵、当我们的红司令。”
毛泽东笑着指了指旁边的青少年，问：“你们都欢迎吗？”
旁边的红卫兵们都鼓起掌来。
北师大附中的一位姑娘跑过来，把一条“红卫兵”的袖章戴在了毛泽东的左臂上。那位姑娘身材挺拔，脸庞端正，脸色黑里透红，一双大眼，闪闪发光，真有一副小伙子的派头。毛泽东望着她，忍不住伸手在她的脸蛋上捏了一下，问：“你叫什么名字？”
“彬彬。”那位姑娘说。
“是文质彬彬的那个‘彬’字吗？”
姑娘点点头，两只眼睛水灵灵地眨巴了一下，好象一枝刚出水的荷花。
毛泽东哈哈笑了起来：“要武嘛。”
话音刚落，又是一片掌声。
毫无疑问，那位姑娘成为最幸福的人了。大家争相和她握着手，因为她刚刚和伟大的领袖握了手，那细嫩的手掌上还有领袖的余温。
江青突然发现，毛泽东今天头一次露出了笑容，而且对戴上“红卫兵”袖标的举动非常满意。她领悟到了毛泽东的用意，立刻把陈伯达、康生叫到自己身旁，说：“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举动不同寻常，我告诉你们，这是有深刻的含义的，通知《快报》记者，要密切注意各阶层群众对这次大会的反映。”
此刻的陈伯达，对江青的任何意见都是言听计从的。他知道，毛泽东８月１日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公布了，但是全会并无任何肯定“红卫兵”的表示，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没有提到“红卫兵”而只提到“革命青少年”。毛泽东今天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意味着红卫兵将要作为一支崭新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必将对这场大革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当江青提到这一点时他连连点头：“是的，是的，我们要抓住这个新生事物作文章，把红卫兵运动推广到全国去。”
江青的眼睛也亮了：“你们连夜写社论，要热烈地支持我们可爱的小将。”
林彪讲话的声音时断时续地传到了他们的耳朵中：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
邓小平一直以冷静的目光注视着林彪讲话。从今天主席台上的排列来看，全会的选举结果等于公开了，而林彪８月１２日在全会上宣布选举结果不对外公布，不见报，看来只是稳定人心的一种策略罢了，事实上，政治家们在达到自己的目的后，并不在乎他以前的许诺，这点已被眼前的事实所证实了。
所以，当周恩来讲话时，邓小平轻松地吁了一口气。很显然，他的地位并没有因５０多天的中央工作而动摇，相反却更有加强和巩固之意。尽管他始终是以自己和刘少奇的支持者的身份出现的。其中的原因，他并不清楚也不打算搞清楚。他只是静静地听着周恩来讲话的每一个字：
“……党中央刚刚开过了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进行的。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这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武器，是我们行动的指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伟大的纲领学好用好，贯彻到我们的实际行动中去……”
听得出来，周恩来的讲话只是一些冠冕堂皇的政治辞令，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也不会引起人们的任何震动，比起林彪的讲话来，他的那些提法多少显出了应付性的味道。
“小平同志，看来运动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了，究竟中央下一步的战略目标在哪里？”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的刘志坚问道。
“我也不清楚。”
“林彪同志接连提了那么多‘打倒’，是不是有所指？”
“我看不出来是指谁。”
“那么是……”
“混战一场。”邓小平很干脆地说。“不过，这一类的问题请你以后别再问我，问我我也不会再回答什么了。”
这位聪明的政治家决定用沉默和服从来应付这场瞬息万变的政治危机了，这对他来说，也许是最好的策略。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掩饰自己的真实动机和用心，使对方抓不着辫子。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棉里藏针”吧。
“是的，小平同志，我不会帮倒忙的。”刘志坚答道。
邓小平看了一看他的手表。
“半个小时之后，毛主席将要走下城楼，和广大群众见面，这也许就是深入到群众中去的意思吧。”邓小平微笑着评论道。“我想这种深入群众的办法并不难学，我也会这样做的，而且一直是这样。”
在中南海的一座小楼上，两位年轻的军人守望着斜对面的福禄居小院。他俩使用小型的军用步话机和上级联系。他们之间从不交谈，而是用一连串数字来汇报着内容。熟悉这里的情况的人很快可以发现，他们报的数字实际上就是时间和车号。时间的准确性分秒不错。当他们干这种秘密监视的行为时，外面自然有人声东击西，转移监视对象的视线。
这个行动的最高指挥官是谢富治。
江青曾忧虑地对地说：“我们不得不格外谨慎些。因为他毕竟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我们的国家主席。”不过，谢富治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了，可惜的是，刘少奇同王明、李立三等身败名裂的人物一样，撞到他们的行列中了，这就注定了他很快要从热闹而又令人向往的政治舞台上消失掉。
挑选的军官在接受谢富治的指令之前，公安部长动用了上一切关系，得到了他们的完整简历和资料。事实上，那两个宽肩膀，粗胳膊，生得结结实实的军官已经相信，他们所干的一切都是对国家有益无害的。
当然，这一切都使福禄居的主人们蒙在鼓里，他们照样在家里接见来客，畅所欲言地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尽管他们在公开场合下都沉默了，但私下的谈话是不受约束的。
“红卫兵破四旧的行动太出格了。”刘少奇扔下手中的《快报》，语调里流露出愤然之情。“８月２４日，首都红卫兵组织了４０万人的大会，将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就是毫无意义的举动。还有，把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全聚德’改名为‘北京烤鸭店’，都是乱弹琴。”
王光美说：“这还是次要的呢。现在的破四旧内容还包括：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裤脚管、剪漂亮的裙子、烧毁文物、抄家、解散民主党派，斗争民主人士，等等五花八门的东西。２３日，一些红卫兵将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戏装、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大院中心，纵火焚烧。此外，北京市大兴县的打杀四类分子的活动也搞得太过火了。”
刘少奇“呼”地站起来，激动地说：“这不仅是过火不过火的问题，而是违犯宪法，这已经犯法啦！”
“那又能怎样？”
刘少奇用一种异常的目光盯着王光美，又转向几个孩子。他们谁都知道，他已经被中央定为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而现在的运动是由中央文革小组在指挥一切，他再站出来说话，本身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分量。“我现在还是国家主席，我还有说话的资格。”刘少奇很固执地推开了王光美的手，拨通了通往钓鱼台的线路。
“我是陈伯达。”对方传来了一连串的咳嗽声。
刘少奇简要地阐述了他的观点，最后说：“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应该站出来，扭转一下过火的倾向，不要让这种违犯宪法的现象继续蔓延。”
“你读过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吗？”陈伯达的问话很尖厉。
刘少奇怔了一下，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没学好，我劝你再带着这个问题好好学习一下。”陈伯达缓和了一下语气，但话依然生硬，而且不乏教训的意味。“文化革命刚刚出现了新的转机，你又要指责了。我不清楚这是什么立场。我认为，观察当前的形势首先应看方向和主流。至于运动中的曲折，相信广大群众是会自己纠正的。好了，我的话只能说到这里。”
电话“啪”地甩下了，刘少奇的嘴唇一阵哆嗦，气得脸色苍白。
人们常常以为，处于最高层次的政治家们，即使是在举行秘密会议的时候，也都是对他们的同事和下级使用温和的语言和有礼貌的称呼。但中国最高层的领导可不是这样，陈伯达放下电话向江青提起此事时语言完全变了：
“刘白毛又向我们发号施令了，让我狠狠地顶了回去。红卫兵小将走上街头破四旧，本来是振奋人心的大事，大快人心的喜事，刘白毛又想泼凉水，这回老家伙的法宝可是不灵了。他的语言完完全全是帝修反的腔调，这点看得最分明。”
江青哼了声：“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他要放什么屁，从他撅屁股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最好让他再跳出来亮亮相，他的嘴脸才能进一步暴露。否则，人们还是看不清他的本质的。他还是披着几张画皮的，有很大的迷惑力哟。”
“那就让他再暴露一下。”
“据汇报，他天天都忙着会客、谈话、了解情况，向外打电话，一点儿也没有闲着。”江青说，“如果谁认为刘少奇已经老实了，那就算瞎了眼睛，他并不准备低头就范，随时都可能制造新的事端。那些各部门的当权派们都争着往他那里蹿，想干什么？无非是槁阴谋嘛。”
“应该建议主席，再次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解决他的问题。”
江青想了想，眼睛忽然亮了起来：“很好，是该准备这方面的事了。前两天，毛主席刚刚批准、转发了公安部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报告反映可大呢，这对批判刘少奇的错误主张会起很大的作用。我看，该动点小手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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