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毛泽东和江青来到游泳池边时，十几个卫士立即远离了游泳池，分散在四周警戒着，一边时不时地看几眼在白色的浪花中游动着的伟大领袖和他的夫人。江青总是环绕在毛泽东的周围，而毛泽东时而仰游，时而侧划，在水中神态自若，悠闲悠哉。对于他们在水中的高超技巧，年轻的卫士们自叹弗如。
当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游泳池四周的华灯亮了。毛泽东在水中看到了叶群和她的儿子站在边上，笑着朝他们招招手，意思是让他们下来一块游。叶群在水池边摆摆手，高声喊道：“主席，休息一会吧！”
毛泽东和江青一前一后上了岸，林立果赶紧给毛泽东披上浴衣，并用毛巾帮他擦身上的水珠。叶群则殷勤地跑过去为江青服务。
毛泽东问：“你爸爸身体好吗？”
林立果说：“很好，他随后就来看望主席。”
“你们学校的文化革命搞得怎么样？”
“工作队撤了以后，革命师生的积极性便充分发动起来了。”
“看来你也是反对工作组的淡？”
“我早就对王光美他们看不惯了，我是支持红卫兵们造反的”
毛泽东笑着拉住了林立果的手：“那好，我们能说到一块了。”
等他们穿上衣服，坐到游泳池内的休息室里后，林立果从口袋里掏出一片纸，交给毛泽东说：“主席，你看这首诗狂妄不狂妄？好多同学都认为有问题。我让爸爸看，我爸说让你裁定。”
江青颇感兴趣地凑过来：“什么好东西？我也看一看，奇文共欣赏嘛！”
原来，是一首题为《游南岳登祝融峰》的七律首，诗曰：
名山南峙此登临，绝顶融峰敢摘星；眼底奔流湘水碧，峦巅追逐白云深。久期红日经天丽，顿觉凉啦拂身轻。我欲乘风飞去也，太平洋上搏长鲸。
毛泽东看罢笑了笑：“有点气魄。前四句写景，后四句写意，说明作者还是有抱负的。”
江青问：“这诗是谁写的？”
叶群答：“是陶铸在１９６１年８月中南局南岳会议期间写的。广州的革命小将不知怎么搞到了这首诗，寄给立果让他帮助分析。我们也拿不定主意，老虎便直接拿到主席身边请教了。”
毛泽东将林立果拉到自己身边，微笑着拍打着他的手说：“听听你讲！”
“我们认为、陶铸的诗暴露了他自己有野心。‘久期红日经天丽’一句，他的‘红日’并不是指伟大领袖，而是指他自己。他想公开背叛毛主席，要‘乘风飞去也’，飞到哪里去？‘太平洋上搏长鲸’，他是想去同帝、修、反合伙，称霸世界了。”林立果在毛泽东身边，已经毫无拘束感了，他兴致勃勃地侃侃而谈，“为什么他要在那个时候‘飞去也’呢？他说‘顿觉凉飓拂身轻’。这就是说，气候到了。１９６１年，正是一阵‘凉飚’吹来了的时候，这就是从苏修那里吹来的阴风，从帝国主义那里吹来的妖风，从国内地富反坏右那里吹来的黑风。这三股风汇在一起，成了一股‘凉飚’，吹得陶铸全身轻快，可以‘上天了’，自己成了‘红日’，妄图完成‘经天’的篡党‘大业’了。”
林立果还没说完，毛泽东就哈哈大笑了：“好哇，现在的年轻人警惕性就是高了，动不动就要给人扣帽子。你们看，有这么一批年轻小将，修正主义还能上台？”
江青对叶群说：“立果的分析虽然不是准确的，但我总觉得陶铸这个人不大老实，说话总是吹吹打打的，和那几位搞错误路线的人总喜欢搞到一起，说不定在谈什么事呢。”
毛泽东说：“陶铸是小平同志推荐的，现在还看不出他要搞什么。你们也不要随便议论人家什么嘛。他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集中精力考虑眼前的事，就说这５０多天的问题，为什么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不下去？我看责任就在那一两个人身上！”
江青向叶群吐了一下舌头，自我解嘲地说：“看，又和人家的思想不合拍了是不是？不要紧，咱们紧跟就是了。好，陶铸的问题我们不议论，先考虑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个搞法。现在大家忙着开全会，林副主席也回来了，我们正好议一下。”
这时，院内响起了轿车声。
叶群说：“我们那口子来了。”
毛泽东站起身，迈着大步迎了出去。
果然，林彪身穿稍微发黄的绿呢军装，头戴缀着红五星的军帽，下巴上的胡子刮得净光、泛着一层青色，浓厚的扫帚眉下那双眼睛闪着笑意，见毛泽东走出来小跑两步赶过来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
“身体好些了吗？”
林彪激动地说：“好多了，听到徐业夫传达了主席的意见，我急急忙忙就随同吴法宪同志赶回来了。我让叶群和立果先来看主席，我简略听取了一下全会的概况就往这里赶。主席，我是坚决支持你的，我们的军队也是坚决支持你的。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好，我们到屋里谈。让他们聊他们的。”毛泽东拉着林彪的手，朝自己的书房走去。
８月７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作为会议文件发到了每个与会者手里。
顿时，整个全会的各小组都“爆炸”了。
“好啊，毛主席的大字报把整个阶级斗争的盖子都揭开了！主席批判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我看这些人都必须得揪出来！”
“这些领导人究竟是准呢？”
“１９６２年的右倾和１９６４年形‘左’而实有的倾向到底是怎么回事？”
“主席的大字报，把问题槁得更复杂了。”
“看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
“不管怎么说，我们听毛主席的，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
所有与会者，再没有比见到这份文件更为震惊的了。大家都纷纷议论、打听，迫切需要知道毛泽东要炮打的司令部，究竟是谁？
刘少奇无力地坐在沙发里，这一切来得太快、大突然了，简直连点招架之力都没有。他好像觉得自己的呼吸像雷呜般的轰响，浑身的皮肤像裂开似的产生了烧伤感，他尽力控制着呼吸，拼着最大力气把发下来的文件拣起来，竭力使自己的神态自若些。
不错，毛泽东已经把自己作为批判错误路线的靶子了。
为了保持清醒，刘少奇动用了所有的意志活动。毛泽东就住在自己不远的地方，但他并没有找自己谈话的意思。刘少奇咀嚼着这一段来毛泽东在公开会议上的每一次讲话，串串汗珠从每一根发烧的毛细血管里窜出来。根据目前的形势，毛泽东还没有把他要炮打的人公开点明，只是暗示。既然自己可能要垮台，那么与其被人打倒不如主动撤出。而且林彪昨天晚上刚刚从大连回到北京，今天就发表大字报，这充分说明他们都已经准备和部署好了，一切都来不及了。在这种时刻如果坚持原来的立场，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刘少奇坚定了自己的主意。
他感到了自己身上的压力，一种可怕的恐怖正在吞噬着自己。但没有力量反抗，甚至连活动也无法搞一下；他没有眨眼，只是平静地观察着局势的发展；他没有诅咒，甚至没有惊奇和愤怒以及恐惧，仿佛一切事情都早在预料之中。他实实在在是无能为力了。
按照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刘少奇自己也感觉到他和党中央主席已经发生了分歧，而且是深深的分歧。
从１９６０年起，他当上国家主席后，便觉得毛泽东的许多作法脱离了实际。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在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上，他就想总结自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主张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纠正错误。他提出“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认为“彭德怀的纲领中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向中央反映情况并不算犯错误，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就可以翻案。”同样产生了人民公社办早了的看法。他向毛泽东当面提出：“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迟几年办是可以的。我主张要有反对派，人民中间也好，党内也好，要有公开的反对派。”在他的提议下，他制定了对“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的文件，掀起了被毛泽东认为是“右倾”的“翻案风”。
１９６２年５月７日至１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着重研究分析财政经济的形势，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总的讲，当前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估计不够的危险。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从１９５８年以来，搞了多年高指标，以后订计划定低一点，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按短线来平衡，不是按长线来平衡。”会后不久，彭德怀向中央送了８万多字的要求平反的申诉材料，否认他搞反党的派别活动，认为给他定的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把他参加高岗、饶漱石集团说成是“受高岗的蒙蔽”，而他之所以“受蒙蔽”，是因为“中央信任高岗”。
与此同时，刘少奇再版和修改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引人注目地加了这么一段话：“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就比上述的情形更坏。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他也可以不待别人推举，径自封为‘领袖’，自己爬到负责的位置上，家长式地在党内发号施令，企图教训我们党，责骂党内的一切，任意打击、处罚和摆布我们的党员。”
刘少奇自己觉得这一切都顺乎自然，理当如此。
毛泽东和他谈话时摇头说：“我虽然退居二线，让你当了秦始皇，但我还是为你担心，这种右倾作法，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能答应吗？在国内搞三自一包，在国际上鼓吹三和一少，谁高兴？地富反坏高兴，帝修反高兴！”
刘少奇并没有大多的不安，他认为他要干的事只要经过法定程序和政治局常委批准，没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在平安无事的心境中，他工作得十分舒服，甚至体重增加了许多。尽管如此，但他还是接受了毛泽东的一些意见，并尽量听取他的建议。
至于１９６４年的“形左实右”，刘少奇痛苦地回忆着前两年的几件大事：
当５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他对正在农村展开的四清运动有个基本估计，他说：“现在的农村已经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我们过去总结那个搬石头的经验，总结得不全面，但还有用。现在就是有个倾向，就是怕搬，干部去了也不敢搬，结果就不深不透。有一些大队，就是找不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真正的领导核心，至少有１／３，需要从外地派好的支部书记去。也就是说，有１／３以上的领导权，不是在我们手里。”
这年９月１０日，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把形势估计得更加严重，提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还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改变原来依靠基层党组织和干部的规定。到了１０月，他又批转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这样才能把斗争提高一步。
这些文件发出不久，毛泽东约他到家里谈话，毫不客气地说：“你这个人呀，右起来要投降，左起来又要打倒一切，不分好歹统统打倒，把农村形势看得一团漆黑。不管是群众还是当权派连锅端，我看你是形‘左’而实右！”
“许多问题是中央会议上定的，纠正也应在会议上纠正。我有错误我检讨好了。”刘少奇这样回答。
到了１２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再次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商量后，邓小平对毛泽东说：“你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会议。”毛泽东说：“我身体还可以，应该参加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没有安排毛泽东讲话，使他大为不满。所以，当刘少奇讲到了“敌人比我们还高明，我们斗他不赢，我是国家主席，带着武装，蹲点时他们还赶我。所以如果没有人赶你们，说明你们还没有革命”时，毛泽东当场顶他：“关键是看效果，不在于赶不赶。你不去斗走资派，群众当然不满意。现在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同走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
刘少奇笑了：“我看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专提整走资派，影响不好！”
毛泽东火了：“你的这些提法，统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反科学的。”然后拂袖而去。
第二天，毛泽东老早就来到会场。等开会的人到齐后，拿出两本书，拍着桌子说：“我带来一本宪法，一本党章。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有说话的权利。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有参加会议的权力。可是召开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有两个人要剥夺我的权利。一个人不叫我开会，一个人不叫我讲话，想干什么？想搞独立王国吗？这不是尊重不尊重我的问题，而是想步赫鲁晓夫的后尘。我看有些人就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反动分子！我劝这些人要注意呢。”
想到这里，刘少奇的手心不由得捏出一把冷汗，他使劲张开敷着一点浆液的眼睑，仿佛看见一张大网越来越近地逼过来。他用力地眨眨眼，浸出的泪水冲刷走了眼前的那层雾。他回去睡了一觉后，想找毛泽东好好谈一谈，哪怕向他认错、赔不是他都愿干，只要取得毛泽东的谅解就行。突然，门外有了熟悉的响动，他眼睛突地一睁，正想他，他就来了吗？他急忙站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地迎上去。
他非常失望。
进来的是陶铸。
“刘主席，我来看您来了。别的时候可以不来，但这种时候我应该来看您。希望您多保重，要想开些。”
“谢谢您。”刘少奇差点落泪。
“主席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心直豪爽，敢于坚持原则。你还是主动找他谈谈，作个自我批评，认个错，他消消气就会好的。”
“这次你来是自己决定的，还是其他人让你来的？”刘少奇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陶铸说：“是我自己要来的。”
刘少奇点点头，慢慢地把话引到《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上，小心翼翼地问：“大家看了毛主席的那篇东西有什么反应吗？”
陶铸哈哈笑着说：“总理看后沉不住气了，非说主席批评的是他。他在６２年和６４年主持制定年度钢生产计划时，曾一度压缩指标，与上下年度相比，形成一个马鞍型。他找到毛主席问：‘您是不是指我那个错误，让我重新认识和检查？’毛主席说：‘你那错误根本不算回事，我指的是比你大的’。”
刘少奇苦笑道：“总理很机灵，他是在巧妙地摸底啊。”接着又问，“主席的大字报，事先有什么背景吗？”
陶铸的神态严峻了，等了片刻，他小声地说：“主席的大字报，事先只让陈伯达看过。主席８月５日的底稿是写在６月２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原来没有标题。我听陈伯达说，这段文字经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誊清后，主席才加了标题，并把‘长资产阶级的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改为‘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在‘左’字的前后加上引号。在铅印件上，毛主席又作了修改和添加：‘是何等写得好啊’改为‘写得何等好呵’，‘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改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加‘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亨报和这个评论’，加‘压制不同意见。’这都说明，毛主席写这篇东西是经过了精心思考和研究的。”
“哦，我明白了。”刘少奇的嘴唇动了足有两分钟，才终于说出这句话，全身的力量化作一股气冲了出来，然后定定神才说：“陶铸同志，你能在这个时候来看我，给我提供一些情况，我无法用语言来表示我的心情。”
陶铸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锦上添花的事可于也可不干，雪中送炭的事那就必须要干，而且还要干好。”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