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已经感觉到力不从心了。他虽然觉得还有储蓄的力量能挺下去，但中央全会上多数人都开始颤栗、不安，态度变得粘乎乎的，眼睛里都显出迷茫之色，不敢继续支持他了。
“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比国民党还坏！”毛泽东在讨论一些人的错误时愤然地拍了桌子。
这是一种姿态，表明在此问题上他决不妥协，再没有商量的余地。那些习惯于看眼色行事的人，纷纷在会上就工作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只是不敢把责任往他身上推而已。
刘少奇在每一个关键问题上或小组的讨论中都要留下协商的余地，准备好退路，他不能违心地承认自己并没有认识到的错误。迫不得已，他不得不把自己准备让步的决定告诉了邓小平，因为他实在不知道邓小平是不是在这之前说出了推卸责任的话。他不愿意一开始就顶牛而使自己陷入困境。他已经注意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几双眼睛正在观察他，而其他人的眼睛后面隐伏着许多莫名其妙的怀疑。现在设法和所有有牵连的人放弃联系是最好的办法，以表明他决不和毛泽东对抗，他对一切都别无企求，只希望全党团结，继续为实现党的路线而奋斗。
他苦思冥想地谋划着下一步的方向，试图尽可能较快地结束这场运动，而他心里却明白这无疑是隔靴搔痒。毛泽东的措施非常周密且有力。如果发动中央委员们用表决的方式改变毛泽东的作法，那是可能的，然而，那是极其危险的。强行表决的痕迹一旦被毛泽东察觉，那便是党内的大分裂。很可能要付出可怕的代价。
“刘主席，十六条即将表决通过了，你看我们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当邓小平特意赶来和他商量决定的事时，他对这份文件还是一筹莫展。
邓小平说：“决定把目前的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归结为四种态度：一是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这大概是指中央文革小组了。二是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的。”
刘少奇苦笑一声：“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反正我就是属于这一类。”
邓小平说：“第三种人是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于。这一招也厉害呢。”
刘少奇随手拿起那份文件的草案，指着第三条的后面说：“这样分析我们的一些党委，我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后果！”
邓小平知道，他说的是第四种党的组织，决定草案上是这样写的：
“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刘少奇皱着眉头问：“你没问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他们这样写是不是有所指。”
“我问过陶铸。”邓小平说，“他告诉我，中央文革指的是薄一波领导的工交口。有人已经整理他的材料了。”
刘少奇吃了一惊：“情况确凿吗？”
邓小平不声不响地掏出一份材料，摆在刘少奇的面前，说：“这是陶铸同志提供的。据说这份材料只报送了主席和林彪同志，而没有给我们，也没有给其他常委。”
“为什么？”刘少奇气恼了。
邓小平说：“不给也好，我们对此将不负任何责任。”
刘少奇一看那份材料，惊得目瞪口呆。那是一份手抄的文件，上面标着“绝密”二字，还有陶铸的批示：“请刘主席、小平阅后烧毁，以免主席查问。”
材料上写道：“……薄一波１９３６年１１月被阎锡山用六百多白洋买回山西后，即向阎匪表示：他‘已经脱离了共产党，愿为阎锡山服务。并请指派任务。’薄一波还有特务之嫌，抗战中他不断给大特务头子梁化之报告我军军情。１９３８年８月１１日，薄一波给梁化之打电报，告密说：‘八路军大部分开往河北平原发展，切实调查河北有游击队，十五万支枪，指挥者为八路军宋明轩旧部别动队。’……”
刘少奇抬起头，着急地说：“这下问题更复杂化了。不知主席对此有什么批示吗？”
“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的快报和有关消息封锁得十分严密，他们让谁知道才能知道，不让谁知晓谁也不知道。”邓小平说。
“可总不能对政治局常委搞封锁呀！”
“唉，人家认为我们是犯了错误的嘛。”邓小平说，“你快把这份材料看完吧，看完即毁，不要给陶涛同志带来任何麻烦。”
刘少奇继续看那份材料：
“抗战中，薄一波对我党派进牺盟会内的共产党员、八路军恨得要命，他公开宣称‘牺盟绝对反对共产党在组织内的活动，为此牺盟曾作过不少斗争，清除了那些被发觉了和有问题的少数分子，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坚决反对分裂走八路、共产路线。’他一再鼓吹要‘最忠实执行司令长官的主张和训斥，最坚决为按劳分配主义而奋斗，牺盟的理论基础和奋斗总路线：按劳分配主义从民族革命到社会革命。’总之，薄一波从来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阶级异己分子，充其量是革命的同路人。”
刘少奇看完材料，失声地问：“小平同志，你说这些东西可靠吗？”
“很难说。”邓小平摇摇头，“我现在的确弄不明白，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究竟要干什么，要把中国引向何处？”
“唉，主席决定培养林彪同志作为他自己的接班人，让我们也各自选择接班人，我不清楚他究竟想达到什么目标？”刘少奇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也许这一系列的问题只能由历史学家作出回答了。”
邓小平说：“大可不必如此悲观。文化大革命这种搞法，很快会使党的各级组织遭到破坏，那种一部分群众上街胡揪乱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作法，迟早会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也许到了那种时候，毛泽东同志自己就会起来纠正那种错误的局面。”
刘少奇若有所思地抬起头：“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啊！”
陈伯达赶到毛泽东的住地时，见他一个人正在窗前凝望。屋里烟气腾腾，凭他多年跟随毛泽东的经验估计，这位伟大的领袖正在进行着一场重大的抉择。对他来说，每一项决定之前，他都有这么一场长期的、也可能是痛苦的思索。
让他起草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毛泽东就对他说：“这也许是个失败的记录，可能这场革命会以我们碰得头破血流而告终。但这不是最后的结论，总有人会举起我们的旗帜重新斗争的，所以，我劝你安下心来，把这次文件的起草搞好，让全会能够以多数票通过。不要求得全体，多数就行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陈伯达至今想起来还心惊肉跳。
论感情，他佩服这位伟人。可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慧眼识将，他也许充其量不过是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而已。而今天，他即将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江青亲自向他透露的，这意味着他将成为全党的第五位领导人。
毛泽东看见他时，嘴角露出笑容。
毛泽东问：“你觉得今年５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怎么样啊？”
陈伯达说：“开得很成功。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个阶段是面对面地揭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让他们也参加接受批判，第二阶段没让他们参加，这样问题就揭得更充分了。整个会议的实际主持者是林彪同志，刘少奇同志只是作了些指示，起个名义的领导者罢了。不过，看得出来，少奇的讲话言不由衷，很被动。”
“大家也都有这种感觉吗？”
“起码我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有这种感觉。”
毛泽东说：“有这种感觉就对了，说明我们的同志们还有一种政治嗅觉。不然都像有的人那么迟钝还得了哇。”
毛泽东随手从桌上拿起那张６月２日的《北京日报》递给陈伯达：“现在不是兴写大字报吗？我也写了一张，请你这个文革小组长提提意见，怎么样啊？”
陈伯达扶正眼镜，定睛一看，原来在聂元梓等７人的大字报旁边，毛泽东用粗黑的铅笔写了下面一段话，题目就叫《炮打司令部》，下面有一行小字，上写：“我的一张大字报。”陈伯达感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呼吸也急促起来。他稳了稳自己的情绪，一字一句往下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陈伯达脸色惨白，失声问：“主席，你指的是少奇同志吧？”
“还有小平同志。”毛泽东说，“看来我不亲自开炮是不行了。大家都想作老好人，都不敢碰皇帝，我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只好得罪得罪他们了。不点名是为了让大家对号。也看看有没有人站出来支持我一下，总不能让我陷入孤立吧。”
没等毛泽东的话说完，陈伯达就连声表态：“主席的大字报写得很及时，也很深刻，非常准确地点明了那几个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的错误要害。”他有意避开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字，含含糊糊地说：“这张大字报公布出去，会使全党再一次掀起革命的高潮。主席，我也要写大字报拥护你。”
毛泽东笑了：“还是你这个理论家跟得紧，中央文革小组长嘛，表态得快一些。”
“和主席相比，我是小小老百姓，是主席的学生。”陈伯达说，“我的这点理论基础，完全是在主席思想的启发下发展起来的。我没有什么本事，那就是照主席的指示办。向林副主席学习。”说完，“咯咯”地笑了起来。
“那好，等我的大字报在全会上一印发，就看你能不能响应喽。”
“当然我要第一个响应。”陈伯达有意试探地问，“要不要事先把这个情况向林彪和总理通通气，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
“没有必要。”毛泽东很果断地说，“大字报很快就要在全会上公布，这是以我的名义写的大字报，不代表中央和其他任何人、为什么非要征求其他人的意见？看了我的大字报后，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反驳，可以争论，这都是正常的意见。你先看因为你是负责这场运动的，不事先通气不好是不是？”
陈伯达只是干笑着，脑袋里却在考虑着在什么情况下对毛泽东的大字报表态。
尽管陈伯达很早以前就戒了烟，他不愿沾惹这种习惯，但在毛泽东面前却总喜爱伸手去从桌子上找出一支香烟来嗅一嗅。他原来以为刘少奇只是一般地说一说便以两位主席握手言和而结束，现在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毛泽东是要抓住他的对手的缺口一攻到底的。在阵线分明、主帅的作战意图十分明确的情况下，他陈伯达是从不含糊的。如果自己再不和一个刚刚被批判的声名狼藉的国家主席划清界限，就会失去深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领袖的信任，这样做未免太愚蠢了。
因此，当下他就果断地表示：“我坚决跟着毛主席走，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他反对主席，我们都要和他坚决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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