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月１日下午３时许，正当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声势浩大地抓走了吴晗、廖沫沙及工作组的有关负责人，进行批斗和声讨时，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
不管别人意识到没有，毛泽东下决心要把这次会变成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会议。
李雪峰感到了会议的仓促。７月２４日才发出召开全会的通知，２７日便开预备会。所以当１４１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坐在大厅里，和４７位列席会议的人员一起开会时，人们的思绪还停留在本地区、本单位的运动里，弄不清这次会议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
毛泽东坐在主席台的中央，他左边是刘少奇，右边是邓小平。周恩来、朱德、陈云也坐在前面，他们面对着近二百位与会者。会议厅的两边各摆着一张小桌子，一边坐着负责记录的速记员，另一边摆着一架磁带录音机。
毛泽东的脸色沉郁，他在宣布会议开始后，讲了这次会议要通过一个重要文件，然后说：“现在全国到处都在搞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可能有很多人不赞成，要反对。我看反对也没有啥，牛鬼蛇神总要跳嘛。今天我不多讲，主要由小平、少奇和伯达讲。讲完后讨论，研究和通过文件么好，请小平先讲。”
邓小平在掌声中站起来，红润的面孔显出沉稳、健谈的性格，他伸手理了一下自己的小平头，徽微一笑说：“这次全会是在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至２７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后，近四年里很重要的一次会。会议的开法刚才主席讲了，要开五天，今天算第一天，正式开会的第一天，以后开三天小组会；最后一天再议一下，通过文件。除了林彪同志请了病假外，我们的常委都到了。”
毛泽东问：“林彪同志现在在哪里？”
“在大连。”邓小平答道。
毛泽东说：“有必要的话，把他请回来。这次会议很重要，通过的文件将直接关系到下一步的工作，也就是明年、后年、大后年的战斗目标。”
“这次会议主要的工作是：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中央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全会要搞公报，最后要通过公报。”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安排着会议的程序和工作，“大家都看到了，除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外，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也都列席了会议。第四项议程，就是法律手续的问题。中央政治局曾经决定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和政府的职务，决定补充陶铸同志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按法律手续要在这一次全会上决定。所以也请同志们讨论和研究，总之，一共是这么几件事。”
毛泽东说：人对中央的这些决定，可以反对，也可以公开提出批评，只要是公开的，我们就欢迎。我还欢迎有人为彭真这些人呜冤叫屈。现在请少奇同志讲一讲吧。”
刘少奇侧耳倾听着毛泽东在讲什么，又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但愿自己能悄悄地躲过这一关，而不要再受这个洋罪。同以往不一样，当他开始讲话时，大厅里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
“同志们，”刘少奇尽量使自己的神情自然些，“主席在会议前的重要讲话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中央向首都大专院校派工作组的错误。这个错误的形成有当时的客观原因和条件。今年６月１日，毛主席批准广播北大的大字报后，北大和许多大专院校事实上等于瘫痪，许多学校的师生纷纷要求中央给他们派工作组。而毛主席不在北京，中央的工作由我和小平主持。在中央开会讨论派工作组时，陈伯达同志曾给我写了一个条子，上面写着：‘不要槁工作组。’当时我没有认真听取陈伯达的意见。而大多数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认为，大、中学校领导已经瘫痪，情况混乱，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工作组非派不可，与会者纷纷说：‘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再说，工作组这种形式是党一贯的传统，所以我们就决定派了。当时如果谨慎一点，或者多征求一下中央文革的意见，可能不至于会犯这种错误……”
张春桥凑到江青跟前，小声说：“少奇同志不是检查，而是反扑，是向毛主席辩解他的错误。他把他的责任都推到其他同志头上了。”
江青不动声色地笑了笑：“让他充分表演。告诉工作人员，会议的文件该发下去了。”
这位女人胸有成竹。她知道，作为文件发下去的这些东西，实际上相当一颗政治原子弹，很快就会形成威力无比的冲击波，使北京再次大乱。只有乱透，才能使他们的控制失去效应，才能由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很快，与会者将看到下面这样的文字：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对彭小蒙同志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仅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吱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译东。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
江青用手指了指这份文件，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张春桥完全会意了，这就是进一步发动群众，揭露那些人所有掩盖着的问题，最后的锋芒肯定是指向正在讲话的这个人的。毛泽东在信中没有用“党中央”的名义而只提“我和我的革命战友”，这本身已经说明了他正在把刘少奇从他的行列中往外清除。这种发展趋势难道还不清楚吗？
主席台上，刘少奇还在继续他的讲话：“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在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另一点，我讲一下近四年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主要有：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的问题；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体系……”
江青愤怒地说：“你们听，这都是毛主席的一贯指示和决策，他都恬不知耻地贴到他脸上去了！”
“这个人很不自觉，不用重炮猛轰他，他是不会自动下台的。”张春桥说。
“刘少奇想混水摸鱼！”关锋也说。
姚文元凑上来：“我看不给他施加压力，他不会主动作一份像样的检查！”
“你们布置一下、分组会上见！”江青下达了战斗命令。
在这些人眼中，唯有江青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权威。
当毛泽东特意让陈伯达讲话时，他矜持而又有点不安地站了起来。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只有豁出去，他硬着头皮说：“我只讲个人的意见，说一说工作组这种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对革命的？是好作用，还是坏作用？这一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作了裁定，我完全同意毛主席的决定，完全同意毛主席的看法，即工作组是起了反对革命作用的坏形式，是完全消极的东西。他们保护了走资派和黑帮、黑线人物，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老爷作风。”
姚文元小声说：“老夫子今天倒硬气起来了，敢公开和那几个人顶了！”
“有毛主席在那里坐阵，他再不挺起腰杆子能行吗？”张春桥说。
毛泽东早在两天以前已在他那幽静的书房中读了这份提纲，他向后倚着身子，凝视着天花板。坐在后面的张春桥小心翼翼地点燃了一支中华牌大号过滤嘴香烟。王力擦了一下他额头上的汗珠，目不转睛地看着台上的陈伯达。陈伯达清了清他的嗓子，双手握着被汗水浸湿了的讲稿，继续讲话：
“为什么有些人会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这种错误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自己的官做大了，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现实，不愿意听取群众的意见，把自己当作了诸葛亮，把人民群众当作阿斗。这是他们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关锋暗暗笑了。他看不起陈伯达，特别看不起他那副装腔作势的学究架子。他瘦高个子，长方脸，眼角已出现皱纹，粗黑的眉毛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示出他的刚毅和心机。他对王力说：“伯达的调子偏低了。这个人总是在关键时刻摇摆。这种场合和时刻，应点到路线上，是路线问题。”
王力说：“看样子他有他的难处，要当政治局常委了嘛，总不敢过分得罪那几个人哪。唉，政治斗争奥妙得很哪。”
关锋在说话的空儿，总是偷偷地观察着江青的表情。他们是在看她的眼色行事。他尤其知道，在目前的条件下，她的确是一支非常灵验的毛泽东的政治倾向的测温表。
连续两天的讨论，使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感到头脑昏昏，神经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他很想找刘少奇谈一谈，究竟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个搞法，他要让国家主席给他说个明白，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哇！
在８月２日下午、３日下午大会上，许多部门和省市的负责人都在发言中就工作组问题作了检查，当毛泽东问他“刘澜涛你通了没有”时，神使鬼差，他竟回答：“我至今认识不到工作组错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土改、四清时，不都派过工作队吗？为什么他们不错偏偏我们就错了呢？”
毛泽东脸色微微一变，正色道：“工作组镇压学生难道没错？把那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难道是正确的吗？如果你们还追学生们的后台，那这个后台就是我！什么人和学生们过不去？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你们站到什么立场上去了！”
周恩来插话：“主席把问题说得这么严重，就是要使大家猛醒，赶快回头。”
“现在轮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成什么体统？”毛泽东说，“中央对学校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性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陈伯达说：“共产党如果不依靠群众，那还叫什么共产党？”
毛泽东瞪了刘少奇、邓小平一眼，哼着鼻子说：“别看有些人唱高调，其实挂羊头卖狗肉。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了。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还唱什么高调？还有人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岂有此理！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天天下去蹲点，征求意见。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比如，工作组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就是镇压！是恐怖活动，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６月２０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我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也就是北京公社宣言。大呜大放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奇怪的是，李雪峰的报告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反对学生贴大字报，这是什么立场！”
李雪峰的脸色刷白，似乎惭愧地低下脑袋。
毛泽东神情格外激动：“还有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该严肃处理。”
刘少奇这时猛然站起来：“主席，这事不能怪他们，我当时在北京，我应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冷笑道：“你在北京搞专政嘛，专得好！”
“有几个牛鬼蛇神有什么了不起？”叶剑英冲着刘少奇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
毛泽东把桌子一拍：“要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这话使所有的与会者都震惊了。
毛泽东在党内具有无与伦比的威望。他的智慧，他的功绩，他的经历和他的政治家的气魄，足以使他有权说出自己想说的任何话，要想与他争个高低输赢都是不可能的。
不仅刘澜涛，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清醒地知道这一点。当毛泽东使人目不暇接地亮明了政治生涯中的红绿灯后，刘澜涛还是犹如置身于梦幻之中。
他没有给中南海福禄居的主人打电话就命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那里，几个警卫只是抬起头来看他一眼，就让他进去了。对于中央局第一书记直接造访国家主席，特别是刘澜涛来访，他们早已习惯了，因为他更是刘少奇家中的常客。
刘少奇、王光美一听他来了，却暗暗叫苦不迭。出于礼节和情谊，他们只得让他进来。
刘澜涛进了房门，径直向客厅奔去。他多么希望和国家主席说说心里话呀！精力充沛的国家主席，一定能够走出眼前这种政治上的困境。对此，他感到有信心，因为毕竟他们是多数呀。
“我的天，”王光美叫道，“你怎么在这个时候又来了呢？”
“我作为一个党员，向中央副主席汇报一下工作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听见这个刺耳的声音，刘澜涛也是一副苦相，“又睡不着，连服几次安眠药也睡不着，自打开会以来我就没睡好过一天。光美同志，你这第二夫人可理解我的心情吗？”他过去就经常这样称呼她，并不带任何贬褒。
刘少奇的脑袋也是疼痛不堪：“你不了解光美的苦衷。主席这两天连续找我谈话，让我保证在中央全会期间不搞背后活动，不搞两面派行为。为了不使问题出现复杂化，我在会议期间不想见任何人。当然会议中除外。”
“我找你并不是要搞什么阴谋活动。现在，主席你听着，我有一个人，我想要你们与他见见面，谈一谈。他是我最好的部下，你们可以找他谈一谈。他很精通古今中外的政治，他会拿出很好的办法帮助你的。”
王光美抢先回答：“不，少奇同志是不会接见任何人的。我们在主席的批评下要拿出一副好一点的样子来，不许对他应付。”
听到这句话，刘澜涛大吃一惊，说：“你们怎么胆小、怕事，你当我说的这个人是杀手刺客吗？他只是一名教授，一个手无寸铁的文化人！”
“你真太愚蠢了。”刘少奇坐在椅子里如同一尊毫无主气的雕塑，“这场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是队文化界开刀的吗？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参加会议，不要和毛主席发生顶牛，你在会上的那番态度只会使问题复杂化。至于下一步的检查或退到什么程度，我们会准备好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向刘澜涛通报了如下即将出现的情况：明天，即８月５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将发出文件宣布：“中央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０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９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毛泽东还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作了批示：“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刘少奇心情沉痛地说：“主席就这些文件发出在征询我的意见时，明确地说：‘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些错误不影响政治上的前途，只要不搞阴谋活动，文化革命一结束就可以重新组织机构继续主持卫作。’我相信毛主席的话，所以我不想在此问题上再作任何努力。”
刘澜涛压低声音说：“你的这些心情我理解。主席在会上一再强调这次运动要重新审查干部，我是担心有人又要利用我们的历史状况作文章。”
刘少奇一怔，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犹豫片刻，说：“不过，这个问题是经过中央和组织部门多次考察和审查的，毛主席是不会不同意中央的有关决定的。”尽管活是这样说，他的思路还是倒回来了。不过，他预感到了此事的最大麻烦是，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比现状更为悲惨的后果。当他们开始对每件事情提出疑问的时候，寻找潜在的因素和动机，一旦被没有那番经历的那些人获悉，他们肯定要从这里打开缺口。
刘澜涛之所以冒着一定的风险来这里，都说明他们已把此段历史作为了他们精神上的沉重负担。
那是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后，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任北方局秘书长兼刘少奇秘书的林枫协助他工作。当时面临的局势是日冠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非常高涨，北方局却极其缺乏干部。他记得，是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提出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的建议，对此北方局完全同意。于是，刘少奇出面给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写了一封信，说：北方白区工作干部极缺，抗日形势迅速开展，急需解决干部问题。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如不早办此事，日本人占领平津后，就不能办了。刘少奇要求张闻天赶快答复并要交通员等着把复信带回去。信中还附带着狱中共产党员提出的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也要张闻天签字。那三个条件是：１．自首出狱的责任要由中央负责；２．自首出狱后不受歧视；３．自首出狱后要按正式党员立即分配工作。
由于事情紧急，张闻天立即与有关人员商量后签了字，予以批准。
１９３６年６月，刘少奇即以中央名义先后向“北平军人反省院”及其他“反省院”中被监禁着的共产党员，下达了“可以履行反共自首手续”的指示。这个指示通过林枫和徐冰，让孔祥侦写成信件。由魏梦玲负责送进监狱。开始，反省院党支部怀疑这个指示，没有执行。经核实证明指示属实后，以狱中党支部书记薄一波为首的共产党员决定响应此决定，经杨献珍三易其稿，征得国民党当局同意，在反共启事》上签了字。
１９３６年８月３０日的《华北日报》上全文发表了这份题为《徐子文反共启事》的文件。
“子文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
“当兹困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它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安子文） 刘华甫（刘澜涛》杨仲仁（杨献珍） 周斌（周仲英）董旭天（董天知） 夏维勋（鲜维勋）冯俊斋（马辉之） 张永噗（薄一波）徐立荣（徐子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
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１年间，刘少奇主持起草过一个带有征求意见性质的文件，其中分析了出狱的几种情况：一、被捕后经不起敌人拷打引诱自首者，”不施恢复党籍：二、经得起敌人拷打和引诱而后期组织需要自首，又没有出卖组织者，可以恢复党籍。由于许多人的反对，这个文件没有被通过。
早在北京解放之后，刘澜涛就向刘少奇提议：“对１９３６年写自首书的问题还是请中央做个结论，恐怕以后时间长了不好说。”刘少奇当时就回答：“不要作结论了，党了解这个事。经那个手续出来的，你写个名单放在中央，以后这些人出什么事叫他们到中央来查。凡用这种办法出狱的都不是叛徒。”于是，刘澜涛便详细地写了一个名单，交给了刘少奇。
１９６２年，刘少奇指示安于文把登记上来的名单交给邓小平，说：“凡在卷者，不管谁查问，均一言以蔽之有了组织结论。谁追查就说中央知道，这是组织秘密，不能告诉你。填表时就填组织营救就行了。”
而今，刘少奇已经觉得自己正在失去保护这些人的能力。在当前的政治生活里，他们只有对方，把各自的感情和帮助倾注到对方身上，为了对方，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样才能保持联盟的巩固。而一旦失去这批力量，自己的地位也将岌岌可危了。
“主席，”刘澜涛试探地说，“即将通过的中央决定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看这种大火会不会烧到我们身上？”
王光美叹了口气，轻轻地摇摇头。
刘少奇想了一会，显然下了决心：“只要自己问心无愧，烧就烧吧！不管怎么说，还按中央通过的决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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