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７月２５日，江青再一次来到北大。
这一次，她带着康生、刘志坚、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几员大将，比前两次来威风得多了。来参加会的师生也比前两次多，足足有两万人！
他们刚来到会场，一下子就被摄影师和热情的小青年们团团围住。那些喜欢出风头的人希望拍摄他们与各位名流要员在一起时的镜头。“江青，你好。”“江青，离我们近点。”“你支持我们吗？”“当然支持了！”
有人又把几位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介绍给她，说这些都是受工作组迫害的学生，江青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造工作组的反，革命无罪，大民主无罪，造反有理啊！”她一直拉着一位学生的手，还轻柔地捏着，用那种悦耳动听的声音说道：“你一定得抽空到我家里来，给我提供你们搞文化革命的消息，好吗？”
“好，江青同志，是您再一次解放了我！”
“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嘛。”
这下，会场上的气氛更加热烈了，天空中却突然下起了毛毛雨。一直嚷嚷身体有病，怕风怕雨的江青这因却把军帽一摘，索性来了个经风雨、见世面的动作。她的亮相，的确精彩，不由得人们不动容：
“同志们，毛主席要我们作你们的小学生，就是说做革命派的学生。革命派的同学教职员如果需要我们来，我们召之即来。我们小组的成员如果有什么不正确的，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直接写信给毛主席，也可以直接去见他。我们是革命派的勤务员，革命的跟我们一块走，不革命的走出去！”
这话说得很厉害，谁敢轻而易举地走出去，都说自己是革命的，所以这边的学生越挤越多。但是，大多数师生们对中央文革的到来还是稀里糊涂的，所以当让他们发言的时候，有的反对工作组，也有的支持工作组，有的让工作组留下来继续领导运动，更多的人则主张驱逐工作组，说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
江青则不时地和康生咬耳朵，商议着什么。
康生站起来了。
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条条皱纹记载着他的复杂经历，小胡子硬绰绰的，那对眼睛颇为有神，一看就知道他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坚忍的性格。他擦了擦眼睛，咳嗽一声，亮着嗓子讲起来：
“……真理通过我们辩论更加清楚了。比如‘６，１８’有人说是革命的，有人说是反革命的；还有人说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比如对工作组，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都说成是党中央派来的，毛主席派来的。你们别听那一套。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你们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来的。从６月１号到现在快两个月了，工作组怎么样？听说有各种意见，有的讲是好的，有的讲有一些错误，有的讲有路线性错误，有的讲是路线错误。”康生讲到这里停下来，他看了看江青递过来的一张条子，把衣领口解开，大声地说：“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不是我们，也不是工作组。这正是毛主席首先要叫我告诉你们的重要任务。我的话不多讲，我们下车伊始，不能哇啦哇啦他讲。你们不是批评张承先的报告讲四个钟头吗？要精兵简政嘛！我的话就讲到这里。”
对中央文革小组来说，这就算听取了群众意见。当他们回到钓鱼台的１６楼会议室开会讨论工作组的错误时，激烈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陶铸刚说了声“看来北大的师生也有人说工作组的好话，也有群众拥护”，江青就拍着桌子跳起来：
“那是张承先拉拢欺骗一部分学生们干的！７月１９日９点，聂元梓同志在３８楼前对哲学系全体同志讲话时说的好，张承先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李雪峰就是幕后人！这个李雪峰可成问题了，几次替为张承先辩护的人拍手叫好。”江青瞪了陶铸一眼，话中有话地大声说：“我看有些人也大自不量力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你能阻挡得了吗？如果一定要与中央文革相对抗的活，那就请便吧！”
这下，没人再敢多说什么，中央文革一致通过陈伯达的提议：建议新市委立即撤销工作组，罢掉张承先的官，给那些坚持错误立场的人一个沉重打击。
第二天，即７月２６日，康生、江青、陈伯达率领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倾巢出动，威风凛凛地来到北京大学，而且特意把李雪峰也叫来了。
李雪峰很能沉住气，额上的皱纹像用刀雕出来的一样，他身穿雪白的衬衣，稳当当地坐在主席台上，小声地和一些人说着话。他微闭着眼睛听着康生咄咄逼人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认为，张承先最大的错误有两个：一、５０天来，他们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进行阶级教育，这一点是很大的错误。这就是不相信群众的问题，是不依靠群众的问题，是不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二、连一个全校委员会都没有，系里有，可选得不好，是工作组包办代替的，他不是放手发动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错误。党的领导就看他执行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执行就是党的领导，如果不执行，像张承先那样，就不是党的领导……”
李雪峰听得非常清楚，康生的讲话也不过是用自己的语言重复了一遍毛泽东７月２２日和２４日接见大区书记、中央文革及政治局常委时的讲话而已，没有多少新东西。但是，陈伯达和他一再建议新市委撤销北大工作组，当着那么多师生的面建议罢兔张承先的职务，无疑是将自己的军，是逼着自己立即表态。这一连串的袭击，真使他措手不及，有点招架不住了，所以，当宣布他讲话时，他的脑袋里还不知正想着什么，稀里糊涂地站了起来：
“同志们，你们刚才的辩论很好，拥护工作组也好，反对工作组也好，都是你们的权利。你们让工作组走，工作组就走；你们让留，工作组就可以留下来，作检查也行，作自我批评也行，我们一概奉陪到底。我们可以奉陪……”
他没有注意到，江青那双眼睛紧紧地盯住了他，她的眼睛透过镜片，流露出那么一种笑意，是轻蔑，还是含愤的冷笑？
“听说，你和伯达、江青同志已经在北京师范大学全校大会上宣布撤销工作组啦？”刘少奇盯着坐在自己面前的康生，竭力想从他脸上捕获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得到。康生显然作了充分准备，对国家主席的召见没有表现出任何慌张和不安，满是皱纹的前额下，是一对深陷的眼睛，从近视镜片下透出来，那样令人恐怖。尖尖的下巴上和嘴唇边，有一簇花白的胡子。身上的灰色中山装，沾着几点泥巴，特别是他那两只手，又瘦又粗糙，晃动起来像要打人，给人感觉到他很硬朗。这使得刘少奇有些担心，但他还是沉住气地问：“我们能不能个别地说说心里话，你究竟认为我们之间有多大的分歧？”
出乎意料，康生先笑了。他从一只公文包里取出一叠文件，像是来自大专院校的快报和简报一类的东西，有些是开会时学生们递上来的条子，令人遗憾的是有些残缺不全。他说：“我一直想在两位主席之间找到一条最佳路线，能够使中央保持一致，但是我失败了。”
“此话怎讲？”
“你和毛主席走的不是一条路线，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我是要跟毛主席走的，我不想在你们中间妥协、调和，选择折衷态度。”
刘少奇气得有点颤抖，他耐着性子说：“事情并非如此，我觉得你把问题考虑得过于严重了。你应该在中央起团结作用，能够使中央求大同、存小异。”
“可我们之间的分歧又无法解决或变得一致起来。比如在清华大学的问题上，我们尖锐对立。我认为，蒯大富是革命的。”
“是吗？”刘少奇皱起了眉头，“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搞来那么多的材料？蒯大富对党中央，对我们许多老同志没有一点点阶级感情，动不动就骂人是黑帮，这能是革命者吗？我看不是。”
“你们对人家实行镇压政策，人家不反抗行吗？特别是薄一波同志和蒯大富辩论时，开口闭口说人家是右派，这能换来一个学生对他的尊重吗？”康生显得非常激动，“对薄一波我想多讲几句，已经有揭发材料，说他和阎锡山的关系不正常。我看过他在抗战时期的一些文章，是露骨地宣扬阎锡山的反动理论的。比如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目前主客观的形势都要求我们执行这样一个任务，就是：加紧司令长官的理论学说的研究（按劳分配与物产证券以及全部民族革命主张），决心培养出一些精通司令长官的全部理论学说和政治主张的专家，这对我们组织有特殊的作用，培养出一批山西通来’。他的这些观点和有些行动已经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这是另一个范围的事。但我觉得作为党的文革小组成员和理论专家，你应该给毛主席和党中央提供可靠的、经过准确分析的材料和意见，尽量使党减少失误。”
“你认为我没有向中央提供可靠的材料吗？”
“比如你们说对蒯大富实行了镇压，这就不对，不是镇压。”
康生来劲了，他的眼珠子鼓凸起来：“不是镇压是什么？是辩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了，这叫辩论？”
刘少奇说：“在辩论的时候，这样做也是有的。”
康生说：“哎呀刘主席，对你的这种意见我可不敢赞同。如果我们能把这种辩论作为规范推广开来的活，我看文化大革命只能搞成一言堂，而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不同意见的少数派哪里还敢讲话？”
刘少奇痛苦地叹了口气，他迟疑而恼怒地望着康生的神态说：“你变得大多了，我记得我们过去是很能够坐下来一块探讨问题的，我们曾经有过一致的意见啊！现在怎么变了？”他虽不愿意让他看到自己的软弱，可今天实在控制不住了，说罢又一声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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