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文化革命汇报会，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
邓小平刚提出要不要撤出工作组的问题时，李井泉就嚷开了：“撤？再撤右派、还乡团就复辟了。你们到下面走一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各级工作组的歪风邪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嚣张过。好像北京市委出了个彭真，全国各地的省、市委都有黑帮似的，一些学生跑到省委静坐、绝食，好像不打倒省委书记、省长就不过瘾，这可不行！无论如何不行！”
康生不动声色地说：“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议了一下，认为工作组这种形式很不适应当前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为了发动群众，还是撤掉为好。”
李雪峰马上开口道：“这话就说得有点前后矛盾了。我记得６月２０日，中央文革小组就向少奇、小平提出书面建议，主张‘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在最必要的地方，最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上级派工作组，怎么现在又认为不需要派了呢？”
康生扫了一下与会者，微微一笑道：“请你注意到‘最必要的地方’和‘最必要的时候’，问题是北京现在普遍地派了工作组，而且这种工作组阻碍了运动，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这个严重的现实。”
邓小平说：“什么现实？最大的现实是各个学校一派混乱，我们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丧失党的领导还怎么抓工作？”
这次会议在刘少奇家中的办公室里举行，比其他地方要隐蔽得多。尽管刘少奇认为解决了杨尚昆私设录音设施的问题后，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具有不窃听他人言谈的品格，但并没有影响他的谨慎小心。他在自己所喜爱的那张椅子中就座，邓小平和陶铸分别坐在他的旁边。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刘少奇开门见山地向陶铸问道。
陶铸耸了耸肩膀：“我认为工作组还是不撤为好。第一，是毛主赊在外地时指定第一线的中央领导负责全面工作的，而且派工作组是常委们集体研究决定的，如果派出一个多月再撤回来，中央集体负责的威望会受到影响。第二，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各大专院校的右派学生，包括一些黑帮势力，都把矛头指向了各个工作组，如果我们让步他们必然会进攻，这个后果也是不得了的，所以工作组不能撤。”
“我完全同意陶铸同志的意见，”刘澜涛亮着嗓子说，“如果工作组撤出来，那么黑帮黑线人物会对你感激不尽，那么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怎么巩固？根据各地的情况来看，文化大革命这么个干法，地方上的同志根本无法接受。地方上刚刚进行了四清运动，各级班子都是经过社教的新班子，有什么必要再搞运动？再搞就是让四不清分子上台！所以要搞，就让四清工作队全部下去，巩固一下四清运动的成果。不然，老是发动群众发动群众，把我们许多原有的工作规则和组织路线都打破了，这种办法不好，很不好！”
陈伯达猛地躺在自己的椅子里，大声地说：“请注意，我在７月１３日、１９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两次提出了撤工作组的意见。今天是７月２２日，我再次提出这个意见，工作组留在学校毫无进步意义，只能阻碍革命。请记录员记下我的意见，以便查对。”
李雪峰注意到了这位中央文革小组长的表情，他只是激烈地表达他的这种主张，并不积极地阐述他的理由，他好像并不想费很大的功夫来说服人们接受他的意见，仅仅是要表明他的一种立场而已。所以，与其说他是给在场的人听，毋宁说他是一种表演。在他的有生之年，他还很少见到过这样的政治家。但注意是注意，并没有引起他的警觉。许多现象，只有经历过一定的时间，才能判断出它们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本质。
“伯达同志，你说得太轻松了，”刘少奇用嘲讽的口吻说道，“现在你也许可以撤出我的会议了，但是工作组还是要的。实在不行的，可以撤。撤了还要换其他的工作组，因为没有其他力量领导。”
康生说：“革命师生自己可以产生自己的领导嘛，为什么不可以信任他们？”
“这和加强工作组的领导并不矛盾。”邓小平说：“撤工作组我不赞成，我们不能因为工作组的同志有些缺点错误就整个地抹杀了他们的成绩，我认为工作组即使有缺点也是前进中的缺点。有些同志也大小题大作了。”
“我同意小平的意见，工作组撤不得。”叶剑英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刘志坚马上表态：“是的，工作组现在一撤，各大专院校的党的领导用什么来体现呢？如果自己各行其是，整个工作岂不是乱套了吗？”
陈伯达狠狠瞪了他一眼。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竟替其他人的意见张目，到一定的时候我非整得你低头认错不可，你这条拐了腿的乏走狗。陈伯达想。
刘少奇冷漠地问：“伯达同志，你对这么多同志的意见，采取什么态度呢？难道他们都错了吗？”
“哦，你是说我是少数吧？对不起，真理往往是在少数人手里。”陈伯达不慌不忙地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们什么意见都可以讲，要不然还讲什么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是不是？”
日落西山，喧闹了一天的首都即将被沉寂笼罩时，钓鱼台１１号楼门前的两辆轿车发出轻轻的嗡嗡声，门里很快走出两个人影，一前一后上了前面的轿车，又停了大约有５分钟，陈伯达和江青才从楼里走出，江青习惯性地拢了一下头发，观望着四周闪烁着的灯光和夜景，才钻进轿车里。
“主席昨天让大家都到各学校去看大字报，唯独那几个主张派工作组的人不去。”江青撇着嘴，气鼓鼓地说，“还有，我们昨晚去北大看大字报，聂元梓闻讯非常高兴地赶来见我们，张承先就是避而不见，他们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陈伯达哼了一声：“总有他们放在眼里的这一天，不把张承先搬掉，北大就不可能获得解放。”
“哎呀，我真后悔，昨天学生们递了那么多条子，我们没有表态支持学生们，支持６·１８的革命行动，实在遗憾。”江青伸出拳头在陈伯达背上捶了一下，“今天你可别忘了发表个旗帜鲜明的讲话呵。你是不是怕少奇同志报复你，当不成中央委员啊？”
“不是，不是，大不了打发我回家去抱孙子嘛。”陈伯达扶正眼镜，打趣地说，“我本来就是小小的老百姓，怕什么丢官哪？”
他俩一问一答，很快便来到了北京大学。大概师生们事先得到了消息，近万名师生拥挤在大饭厅门前，大家期望着他们崇拜的偶像的到来。聂元梓亲自打开车门，将江青和陈伯达接下来。江青笑吟吟地握着聂元梓等人的手，再一次和签名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见面、认识，她说：“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的，来听听你们的意见，来看看你们的大字报。”
陈伯达和他们边走边谈，询问了有关工作组的许多问题。聂元梓和孙蓬一的心情处于紧张的顶点，一边回答他俩的提问，一边汗流浃背地扇着扇子、走到饭厅门口，黑压压的人群中爆发出掌声，江青和陈伯达走向临时搭成的讲台前。这里什么样的大字报都有，他们不时地猫着手，就近看看大字报。
“你是支持工作组还是反对工作组的？”江青把一位满脸稚气地姑娘拉到自己怀中，亲切万分地问道，那位女大学生受宠若惊，热泪满腮，浑身颤栗地说：“我仅仅是和学生们贴了工作组的一张大字报，就被打成了右派，连写四次检查都过不了关。”
江青绷紧了脸，气得浑身扭动，腮帮子上的肌肉一阵阵抽搐，竭力控制着内心的冲动但却又身不由己。她恨恨地说：“我和你们是同样的观点，你们在下面斗，我们在上面也斗呢，斗得可厉害哪！”
这时，人如潮涌，口号声呐喊声交织成一片，人们在向主席台拥挤、两名保安人员被揪到了一边。江青显得十分沉静，她好像特别喜欢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在聚光灯下她的才华得到了最好的发挥，她拖声拖调地接过麦克风，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革命的同学们，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是和他一块儿来听同志们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懂点事，少犯错误，与同志们一块来进行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是一块的，不会脱离你们！你们什么时候说有意见，我们召之即来。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革命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了。谁不革命，就请谁走开！”
每个在场的人几乎都被她的勉力吸引住了。那些年轻的学生，激动得呼喊、跳动，陶醉在这轰轰烈烈的浪潮里。这般讲话的舵力令人销魂。整个人群溶为一体，只要这位女人一声令下，真可以把任何人撕成碎片！
陈伯达在江青的提示下，也粉墨登场：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斗争中，北大站在最前面。我表示个人意见，说‘６·１８’这件事是反革命事件，这是不对的，错误的。这是我对大家说的这么一点，希望大家在斗争中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学习他怎样分析阶级，分析情况，把我们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领导到胜利。”陈伯达看了江青一眼，故意显得语重深长地说，“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是曲折的，是会有些反复的，像你们也有些反复。‘６，１８’以前，‘６·１８’以后，一直到最近这几天，不是就有反复，有些变化吗？但是，革命斗争终究要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离开了沸腾的北大，陈伯达、江青重新在轿车里商量形势，江青沉默了许久不吱声，看样子像是思考什么，又像对谁表示不满。
“江青同志，你看我今晚的讲话怎么样？”
“不怎样，不疼不痒的，一点也没触到要害。”江青终于把她的感情深处的东西爆发出来了。“我和你一块到北大，是为了扇革命之风，点反工作组之火，你可倒好，也唱起高调子来了。老夫子，你不能和我比，我是主席的妻子，讲话是代表毛主席的，所以不得不慎重。而你，完全可以开炮，向工作组开炮，向张承先开炮，看来你是个软骨头，没胆量。”
陈伯达讨了个没趣，脸红红的像猪肝一样，他没有反驳，呆了很长一会才说：“等下次再来，我一定发表一个很好的讲话。”
“下一次你别来了！”江青冷冷地说，“我请几个不怕鬼的人来放火烧荒。你呀，历来患得患失，总也改不了。我劝你还是及早改，不然我们迟早会分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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