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回来了！”
刘少奇一听这个消息，怔了一下。事先他一点都没得到消息，连点风声都没有，完全被蒙在鼓里。他失声问道：“真的？你听谁说的？”
王光美凭直觉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急得问：“你连这个消息都不知道？是总理亲自告诉我的，绝对不会有错的。”
刘少奇急忙给毛泽东处打电话，电话全部占线，丝毫打不进去。他冷静而又敏捷地传唤了卫士长，给他换上了衣服，找了几份文件对王光美说：“我去找毛主席，你给我整理一份有关运动的材料。”他和毛泽东同住中南海的红墙内，他的住房离丰泽园很近，大约有三里之遥，平时散步几分钟就到了。
还没到丰泽园门口，他面前便出现了两名全副武装的卫兵，他们毫不客气地阻挡了他。使他感到诧异的是，那位卫士明明认识他，但丝毫没表现出对他的尊重。刘少奇恼怒了：“请你往回传，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要事求见。”
“对不起，刚才主席秘书传来话，主席刚回来需要好好休息。”
毫无办法，刘少奇只好悻悻而回。就在他返回身的刹那间，他看见丰泽园门口停着两辆轿车，他认识那是陈伯达和康生的专车。
不错，此时此刻，这两位中央文革的要员正在毛泽东的办公室里作汇报。
陈伯达说：“少奇同志把所有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师生说成是‘在野右派’，‘要搞反革命组织’。他在７月６日指示团中央和教育部门：‘中学文化革命要在８月份解决三分之一，９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像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７月１３日，他和小平同志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的初步规划》时，又提出‘中学文化革命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当前要加强工作组的领导，逐步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运动。”
毛泽东凝视着天花板，缓缓说：“你们说他这是搞文化大革命吗？不，这是搞文化反革命。我这样讲，你们心里有数。”
“主席批评完全正确。”康生紧接着说，“现在对运动的指导思想有问题，而且还不是小问题，是方向的错误。”
“派工作组本身就是错误的，这种措施致使运动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痛心地说，“一个多月前轰轰烈烈的局面完全葬送了。那么多可爱的小将被整得死去活来，这是什么问题？”
这活使康生的情绪受到感染，一股泪泉也像是马上要通过他的眼眶，一刹那间，他完全忘却了自己现在所面临的一切，只觉得毛泽东可怜，可怜到连北京都不能回来，他想起了江青跟他说过的话：“主席在北京的安全受到严重影响，有些人随时都可能会对主席作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看到毛泽东那副心神憔悴的面孔，多揪心！事到这地步，他只有为毛泽东猛打猛冲了：“主席，我看我们再搞一个类似《通知》那样的决定，把局面……”
毛泽东微带惊讶地看了他一眼，他完全和自己想到一块去了，但随即挥了挥手，像是不愿意他立即开口说话而打断自己的思路，说：“这事我还要和少奇、恩来、小平议一下，你们可以搞，先别声张好不好？”
第二天，即７月１９号，当刘少奇坐在毛泽东对面时，他好像大病一场。昨天，他基本上不曾合眼，完全失眠了。也许，这样也不妨，毛泽东是不会嫌他模样很不雅观的，因为他自己也同样面带倦色，苍白如纸。
“主席要多保重身体，旅途上很疲劳了得多休息几天。”
“但中央的会我得参加，我身体还好，一会半会死不了，能吃能睡，头脑也还好用，不是到了分不清是非的地步。”毛泽东很不愿意听让他“休息”二字，因为他认为那是和许多政治上的逼宫戏联系在一起的，包含着“下台”的意味。
他俩彼此想心事时，出现了片刻的沉默。躲在隔壁的张春桥注意着他们的谈话，他是奉毛泽东之命来起草文件的。他知道，两位主席都有不同的想法，他有必要弄明白，所以他被允许留在毛泽东的卧室里负责记录他们的谈话。
毛泽东的眼睛不是停留在书本上，就是凝视天花板，很少正眼看刘少奇，而他说话的样子，也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不像与他认真地探讨某一个问题。这使刘少奇非常尴尬，这个神态最教人难受，他宁愿党中央主席大发雷霆，咆哮暴跳，可他偏不，这样子都使他有点心神不定了。
“主席，你看这一段我主持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吗？我诚恳地希望你能帮助我。”
“你还需要别人帮助？”这时毛泽东才和他打了个照面，把目光停留在他脸上，“这几年你大概觉得自己可以了吧，结果还是不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搞成了这个样子？”
刘少奇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准备记录。
毛泽东并没有反对，他继续说：“听说，团中央下达了一系列指示，把学生们的许多革命行动说成是‘非法’的，连小将们自己成立的组织部被取缔。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这边，可是它站在镇压同学那边。我感到奇怪，非常奇怪。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怎么他们也反对？”
刘少奇觉得脸上一阵火辣辣，烧得难受。他想说什么，但没有开口。他觉得还是等毛泽东讲完后，自己再慢慢解释比较好。
“我一回北京，就感到心里很难过。大字报不见了，师生们欢腾雀跃拥护中央批判黑帮的场面没有了。到处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了起来，甚至派工作组去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党中央的。有些人天天谈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不纠正这个错误的指导方针，非走错路不可。”毛泽东讲完这些，心里才觉得好受一些，胸中的闷气放出来，情绪也好多了。他扔给刘少奇一根烟，自己也点燃一根，问，“你的看法呢？”
“我看这些问题需要在中央会议上定，要和大家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刘少奇说。
这一下，更使毛泽东警觉起来。需要在会议上定，这不明明是准备在会上和自己较量吗？当初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较量时，赫鲁晓夫用飞机连夜把支持他的中央委员弄来，轻而易举地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治服了马林科夫，刘少奇莫不是也要用这套伎俩来获胜？这有什么可说的，反正到了这一步，就不得不亮底牌了。反正他已经向中央警卫局和北京的有关部队作了部署，任何人敢轻举妄动必将粉身碎骨！你刘少奇不就是在政治局常委中占了多数了吗？我完全可以凭借权力和威望分化你的那股力量，最后把你们极少数的人孤立起来，用改组的办法削弱你的势力。
“少奇同志，”毛泽东放缓语气，很诚恳地说，“我们都是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是伟大的斗争，要反对资产阶级的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我同意你的意见，召开中央全会，扩大到中央文革小组和各省市主要负责人这一级，由中央搞个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样把中央的步伐搞一致，把这场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好，我同意主席的决定。”刘少奇说，“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也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欢迎中央的同志们批评。”
“我看你起码忽略了一条，那就是没有发挥中央文革小组的作用。既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设立文革小组领导文化大革命，那你们就不必要多干涉运动的情况嘛，你们的意见通过他们下达不就主动的多了吗？”毛泽东嗔怪地拍了拍刘少奇的手背，“共产党发动任何革命，不发动群众就没有出路。有些学校的工作组给许多学生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是坏人多还是好人多，我看还是好人多，广大学生的多数还是好人。”
“当初中央讨论派工作组的时候，其中一个主导思想就是怕乱。”刘少奇见毛泽东的气消下去了，也放开了思想，谈起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担心，一旦失去控制，群众打乱档案怎么办？”
毛泽东笑了：“怕什么坏人，乱起来暴露了他们不是一个胜利吗？至于好人就更不必怕了。我看，你要将一个‘怕’字换成一个‘敢’字，工作就会搞得很出色，才能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否则，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像北京大学那一套是不行的。”
“我看还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再说。”
“坐在办公室里光听汇报不行，非下去走走不可。北京大学你去过吗？”
“没有。我准备下去看看。”
“听汇报也要注意听什么人的？是听左派的，还是听右派的？听右派的越听越倒霉。”毛泽东说，“我看你主要是听了几个瞎参谋的话听坏了。什么薄一波呀何长工什么的，薄一波这个人究竟怎么样？他在抗战时期就主张王明那一套，写文章鼓吹‘一切通过阎锡山’，并教训人们‘新旧基本的差别不在是不是联盟或叫不叫新的名字，而在是否跟着时代前进，执行司令长官的进步主张，改造健全自己’。他给政治委员定的任务是‘直接地对阎司令长官负责，无条件地支持政府的一切命令。’这些话你也要听吗？”
刘少奇完全没料到毛泽东会这样提出问题，而且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薄一波的历史失误。“啊，是这样的……”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弄得惊呆了，在沙发里坐了足足有几分钟，喘着粗气，失神地望着毛泽东。
“你打算怎么办？”毛泽东问。
“我、我打算明天就到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听取师生们的意见，然后再考虑修正下一步的工作措施。”
毛泽东说：“我看你还是立即主持汇报会，听取一些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人的意见，把面上的工作和具体地点结合起来，立即纠正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错误！”
陶铸刚上了轿车，就变天了。漫卷着风沙的狂风，就像要毁灭一切似的，正在北京的天空中横冲直撞。天，仿佛眼看就要被那浓黑的云块子坠下来了；地，宛如正在被这狂妄的暴风旋上去。
刚才，在邓小平家里，他汇报起中宣部准备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分赴中南、西南、华东等地了解文教部门运动情况，研究各地实行的教育改革的情况时，正好邓小平的女儿邓蓉也在场，谈起各学校普遍出现的反工作组动向时，邓小平指示：“凡是革命的师生只能给工作组提建设性的意见，不要提破坏性的意见。这是衡量师生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标准。”
坐在轿车里，他琢磨着邓小平的话，越想越觉得邓小平的见识非常精确。本来，他和邓小平提出，由他兼任中宣部长这个职务很不妥。邓小平说：“你辞是辞不掉的，你还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的职务，就这么干吧。”
他是一个人匆匆忙忙来走马上任的。他来时，女儿陶斯亮正在上海军医大学等待毕业分配，老伴曾志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症连续发烧，但北京催得很紧，只好撇下她们只身来到北京。
陶畴刚来时住在钓鱼台９号楼，很快他就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张罗着要搬进中南海原来杨尚昆住的地方。那所住宅，虽不宽畅，但精巧舒畅。主房只有三间，中间大的一间被隔成两半，一半做客厅兼餐厅，另一半是书房，两侧各一间卧室。房门前有一个小庭院，那里栽着两棵海棠和几株桃花。再往前走几步，是一座架在荷花池上的游廊，因为迂曲回旋成王字，因此得名为“王”字廊。七月的中南海庭院，繁花竞放，绿草茵茵，麻雀聒噪，百鸟争鸣，和外面乱七八糟的“破四旧”的局面，形成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
车开进北大时，沉闷的雷声从西北方向滚了过来，阴云越来越沉，紧接着一串闪电和霹雳便在他们头顶爆炸，雨点子刷刷地下起来，而且大有越下越猛之势。
“陶铸同志，是不是改日再看大字报？”
“不，今天就看！”
轿车刚到大字报棚下，就被越来越多的学生们紧紧围住了。大家争相说笑地谈论工作组的功过是非，谈被工作组打成右派的结论算不算数。许多人当着他的面争得面红耳赤，整个看大字报的过程中不时响起一些学生们的尖啸刺耳的狂笑和叫骂：“什么工作组，完全是保皇组，比国民党还坏，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他试图跟身旁的学生们谈一谈，然而他们越说越不投机。
当走到饭厅门口时，他停住了。这儿就是聂元梓等七人贴大字报的地方，现在全部刷上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他站在那里，呆若木鸡地看着这里的景象，大字报的标题是：“工作组是镇压北大文化革命的刽子手”，“李雪峰为什么束缚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李雪峰５月２５日的报告是反革命的报告”，“八条规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八把刀！”等等。他又向四周看了看，到处都是反工作组的大字报，他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几乎要瘫坐下来，面如白纸。
很快，人们认出了今天坐车来的这位领导人就是陶铸，立刻七嘴八舌地拥上来向他提问：
“陶铸同志，你说工作组在北大是不是犯了错误？”
“北大６，１８事件究竟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
“你支持不支持我们向工作组宣战？”
“八条规定经过毛主席批准了吗？”
“毛主席现在在哪里？中央通过的这么多文件毛主席知道吗？”
陶铸不知道该先回答什么了。他费了好大的劲才使混乱不堪的群众队伍安静下来，他嘶哑着说：“同志们，我这次来是向大家学习来了。你们提了很多的问题，我愿意很坦率地回答你们，我们中央的任何决定都是经过集体研究的，集体中当然包括毛主席了。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嘛、还有少奇同志，那是老革命了，小平同志也算老革命，我不算老革命，只能算个中革命，但是我相信，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劝大家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坏人的当，不要听信一小撮坏人的挑拨离间。我敢保证，我们的中央是团结的，是巩固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怕什么大字报，１９５７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比这厉害得多，但是都被我们打退了，我就不信这一次能超过九年前！”
这番讲话，既博得了一阵掌声，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轰笑、讥讽，有人甚至打口哨声，有人甚至没等他讲完就叫骂起来：
“陶铸，闭嘴！闭嘴！陶铸！”
陶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人群中钻出来，上了轿车，冲破重重人群路障，回到了中南海。他洗了一个温水浴，仍然没有把那股怒火压下来，他知道自己实在无法忍受了：“不像话，简直不像话，这些人是什么鸡巴革命派，简直是一伙蛮不讲理的流寇和土匪！”
他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他准备第二天向中央汇报这次北大之行，建议中央采取有力措施打退这股逆流。第二天，他刚起床，桌上的电话就响了。
“是陶铸同志吗？我是江青！”电话里的那个女高音非常悦耳动听，“我比主席晚回京两天，我是刚到，一到就给您打电话，你看对您多么信任和尊重哪。”
“谢谢您，江青同志，有什么事吗？”
“我想听听你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我一回来就扑到工作里了。但我并不了解什么情况。主席指示我先和大家聊聊，所以我首先想到您。”
“江青同志对我的信任，我非常感激。但对形势的看法可不是能够用一句话来说清楚的，我们是不是一块谈谈？”
“好，我到你那里去吧。另外，春桥和文元也想去，我们一块碰碰头，交换一下意见，那就这么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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