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平丝毫没有感觉到大祸即将临头。
１９５８年夏天，他由铁道部副部长的任上调北京大学当校长时，他就对彭真说：“我这算是杀回母校闹革命哟，我是解放前的北大学生，解放后的北大校长，还兼党委书记，真是有趣的很，请党放心，我保证把北大的工作搞好。”
陆平在战争年代失去了一只眼，平时总戴着一副暗色眼镜。他的举止具有关东大汉的粗旷风格，说话带着浓厚的东北口音。这天他接到北京市委的通知，说今晚８点半将要有重要广播，让他组织全校师生认真收听。他当即打听广播的内容，但谁也说“不清楚”。但他却从气氛中感觉到了收听广播的极端重要性。他迅速通知校务会，对今晚收听广播作了周密的组织和认真的布置。
命运和他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
当晚８点半，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那慷慨激昂的声音在鸦雀无声的北京大学校园里回响起来时，整个校园震颤了！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陆平惊得几乎晕了过去。
他的右脚在一堆有点腐烂果皮的地上滑了一下。他正要抓住身旁一个人以稳住身子，但就在要接触那人的一刹那，又猛地缩回了手，倒在地上。尖厉的笑声和电一般的目光使他打了个冷颤，仿佛那是一棵要倒的大树，向他砸来。他觉得自己又一次中了枪弹，从伤口处涌出来的热血，像鲜红的火焰，使他浑身都烫起了泡。
“陆平，你也有今天！”
聂元梓的话，像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每个字都那么尖刻。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蟋蟀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做梦！……”
陆平记不清是怎样跌跌撞撞地跑回办公室的。他觉得天地在旋转，胃里像翻了过来一样的恶心。这篇大字报的公开广播，意味着把他、宋硕、彭佩云都和彭真划到一条线上了。他们很可能要抓他，甚至要遭受空前的磨难，他不知道下一步自己该怎么办。慌乱中，他拨通了给李雪峰的电话。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来我也成了黑帮了吗？”陆平忧郁地问道。
李雪峰听起来也很吃惊，他叹了口气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和你一样，同样被打了一闷棍，这下可苦了我了。”
这么说，广播这张大字报，连堂堂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都蒙在鼓里，这是正常的事情吗？
广播一结束，北京大学真正“爆炸”了。
成千上万的师生纷纷包围了校党委，要和陆平等人“算总帐”。原来井然有序的气氛全变了，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和漫画成批贴出，当初围攻聂元梓的那些人如鸭背浇水，当下，冷语、刺话、杂话都朝他们骂来。有些人更是一不做二不休，冲到陆平等人的家里，跳窗夺门抄开了家，真正起来造反了！
“既然北大党委烂掉了，我们要求中央给我们派工作组，领导我们搞好文化革命！”
这个建议一出口，立刻受到相当多的师生们的响应，他们成群结队地拥向北京市委，拥向中南海……
斑白头，个子瘦高的刘少奇，除了开会，是很少出来串门的。但一连串的电话，搅得他再也在家里呆不住了。他离开自己的院落，到了怀仁堂，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常委碰头，共同研究急剧而下的北京和全国文化革命的形势。
邓小平照例先到。
这位中共中央总书记，实际上是主持中央日常事务的管家。他自然遵守自己的职责，早早就拿上有关文件，来到会议室参与决策。
“主席批转的大字报你看了吗？”刘少奇问。
邓小平说：“看到了。我已让秘书们查一下，看看北大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舅、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这七个人到底怎么样？他们政治上可靠否？主席批转这类东西，是应该给我们通一下气的。否则，总是搞得我们相当被动。”
刘少奇沉思着朝邓小平点点头：“我觉得这七个人的大字报口气都很大，好像代表中央似的。你看：‘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都不应当是普通师生的语言，我也说不出这种盛气凌人的话！”
“都是野心家！”邓小平鄙弃地说。
“可是毛泽东同志既然支持，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刘少奇叹口气，“我们这个党几十年来风风雨雨，不容易哪，毛泽东同志是党的主席，我们总不能附有条件地服从吧，应该是无条件、绝对地服从！”说到这里，他注意观察了一下邓小平的表情。
邓小平虎着脸，没有吱声。
这时，周恩来、陈云、朱德都来了。大家谈起外面轰轰烈烈的情形，都有些吃惊。
朱德问：“北大的大字报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说：“可能大家都会感到意外的。刚才陈毅同志到了我那里，问为什么这么大的举动不事先给个通知？我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的，看来我们都不了解详细内情。”
当大家纷纷议论时，陈云始终没作声，他对下一步的安排有自己的打算。等他们部发表完意见后，他才说：“现在最要紧的是加强党对北大和各大专院校的领导，要防止连锁反应，好像北大出了问题了，其他学校也必然有问题，如果都乱了那就坏了。”
“我看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刘少奇果断地说，“就是给北京大学迅速派出工作组，由工作组代行学校党委之权。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快。这种派工作组的方式是我们党的传统，城乡普遍开展的四清运动，工作组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个建议一提出，常委们都纷纷点头同意。
周恩来突然想起来：中央文革小组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现在既然要在全党全国范围内搞文化革命，决定派工作组这样的大事应该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代表参加，特别是康生和陈伯达。于是，他说：“我建议，我们几位常委今天只是商议不作决定，因为没有文革小组的同志参加。我建议在明天或后天召开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６月３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异乎寻常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收到议程，而只是收到开会的通知。而且，所有围桌而坐的人都觉察到，整个中国的政治空气相当紧张，一定还有某种重要的事情正在酝酿之中。
刘少奇坐在主席台中央，主持着会议。
从表面上看，他是国家主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心里明白，决定任何大事，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或批准。
除了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外，陈伯达、康生、李雪峰等人也出席了会议。
当李雪峰汇报北京各大专院校出现的混乱状态时，陈伯达正津津有味地欣赏着６月２日的人民日报，头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而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关锋、王力还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作了配合。他精心修改了这么一段话：“陆平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身份，以‘组织’的名义，对起来革命的学生和干部，进行威吓，说什么不听从他们这一小撮人的指挥就是违犯纪律，就是反党。这是‘三家村’黑帮反党分子们惯用的伎俩。请问陆平，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你们的纪律是什么纪律？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李雪峰扫了一下会场，说：“根据中央让我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决定，新改组的北京市委今天已经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我们作出这些决定完全是为了纠正北大出现的混乱局面。”
“是啊，现在学校闹哄哄的，出现了乱斗乱批乱揪的局面，一定得控制住！”邓小平插话。
刘少奇把身子往后靠了一下，指着坐在前面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胡克实说：“我主张不但要向大专院校派工作组，也应该向中等学校派工作组。聂元梓的那篇东西公开后，许多人争相效尤，大、中学校领导已经瘫痪或将要瘫痪，情况非常的不好。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工作组非派不可。你们团中央一定要把北京的秩序维持好啊！现在由小平同志宣读一下中央的八条决定，要由大家很快向大中学校传达。”
邓小平早在两天前已在他幽静的书房中读了这份决定，他向后倚着身子，凝视着天花板。刘少奇宣布他讲话时，他正点香烟。他美滋滋地吸了几口后，才清清他的嗓子说：
“同志们，对目前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中央应作若干规定，我们议了一下，共有八条，大家还可以再讨论再补充。第一，大字报原则上可以贴，但内容要内外有别；第二，大字报无论如何不要上街，以免给我国造成不好的影响；第三，各种类型的批判会只能在校内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更不要在校外开；第四，不要上街游行示威。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三家村’黑店，错误性质是严重的，但人数只有那么一小撮，而我们的人上街，帝、修、反就会说共产党的统治摇摇欲坠了。第五，学校之间不要串连；第六，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第七，要防止坏人破坏；第八，要注意保密，防止把斗争引到邪路上去。总之，中央的方针是要有领导的、有限制地、有秩序地开展运动。大家看怎么样啊？”
对于八条规定，很快就通过了。
讨论派工作组问题时，刘少奇收到底下送上来的一个纸条。开始，他和邓小平当是什么好建议呢，兴致勃勃地打开一看，嘿，原来是陈伯达写来的，上面有这么几句话：
“目前正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时候，我建议先不要搞工作组。”
周恩来看罢，皱了一下眉头，对刘少奇说：“是不是让伯达同志谈谈他的意见？”
“时间很紧，以后再让他讲吧。”刘少奇把条子递给邓小平，对他耳语了几句。
邓小平当众宣读了陈伯达的条子，很不客气地说：“现在广大师生强烈要求中央给他们派工作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呢？伯达同志，你说不要搞工作组，可是你自己现在正是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组长。”
“这不是一回事！”陈伯达说，“学校毕竟不是党政机关，学校里的许多情况是很复杂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邓小平说：“我看是你自己的头脑太复杂了。我就不信工作组进学校比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市还困难！你呀，读书太多反而读蠢了，快变成书呆子了，这可不行哪。”
刘少奇也说：“你陈伯达就不想一想，一旦离开了党的领导，学校会出现什么混乱局面？我看，大家还是表决吧。”
这么一来，陈伯达孤立了。
陈伯达见众怒难犯，再也不想跟他们说什么。他歪倚在沙发上，陷入了苦思冥想之中。忽然，一丝微细的希望又潜入了心头。是的，那天起草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彭真的二月提纲的通知后，他到了江青在上海的住地。江青正整理着毛泽东的批示，他看到毛泽东亲笔加的那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陈伯达悄声问江青：“主席这段话，是不是有所指啊？”“当然有所指，主席从来不搞无的放矢，”“指的是谁？”
江青瞪了他一眼，说：“我看你快变成老糊涂了，你还不知道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谁吗？你帮他推荐。修改、发表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吹吹拍拍，再不小心点迟早得摔跟头。他那本《修养》，完全是唯心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这话使陈伯达惊出一身冷汗。但现在，刘少奇清清楚楚地还坐在主席台上，主持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陈伯达不敢、也没有半点胆量站出来公开反对刘少奇的意见。那种冷落的难堪，黔使他挤出几滴泪，清清楚楚，那是泪，无声的泪。
轮到周恩来讲话了，他首先分析和汇报了当前的国际形势，那是他分内的事，他没有半点推辞。他说：“对政治局所作的各项决定，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不过，在正式行文之前，我主张我们应该请示毛主席，尊重毛主席的意见。这次文化大革命，首先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用毛主席思想去提高群众的思想。”
“我已经给主席打过几次电话。”刘少奇说。
周恩来笑了：“我们应该亲自去杭州向主席请示，最好请他回北京来领导这场运动。我觉得，这场运动不寻常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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