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康生目光敏锐，立刻掂出这张大字报的真正分量的话，也可能它的作者在三五天之内将销声匿迹，根本不会被历史提起。大字报被北京大学的师生发现的时候，作者们已经处于围攻状态了，聂元梓舌战群雄，由于天热干渴，身上的衬衣全被汗水浸湿，嘴角和嘴唇起了一层厚厚的白沫，就像腐烂的鹅肉一般。
康生已经掌握了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图。彭真被整垮后，紧接着要摧垮的就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几座被江青称之为“反动堡垒”的高等学府。他一直寻找着机会和突破口，没料到《中共中央通知》发出不到十天，响应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下午２时许，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出现了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劈头就说：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看大字报的人如潮似海，走了一拨马上又拥上一拨，有的抄写，有的大声朗诵，但大多数学生都在默默地思考，静静地等待什么。
陆平看到这张大字报的抄件后，花白的头发几乎要直立了，心里像擂起鼓，又觉得喉头冒上了一团又酸又苦的东西，他没有马上作答，只是通过正常的渠道向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委作了汇报。
在５月中旬的政治局会议上，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看到刚抄回的大字报时，心里猛地一颤，几乎念出了声：
“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李雪峰的脸感到火辣辣的，大字报中的许多要批判的观点，也是他的看法，这岂不是说他也成了陆平等人的后台呢？他已内定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正式接管了彭真遗留下来的一摊工作。现在他亟需尽快熟悉北京市的情况，特别是文化革命的形势。虽然他在未上任之前便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的第一书记，但北京市的工作是中央直接过问的，他根本插不上手。这点他在向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汇报时讲得清清楚楚。刘少奇听了微微一笑：“怪不得毛主席说北京是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呢，原来如此！”
短短的几天，北京市的秩序完全被打乱了，市委、市政府机关的干部们人心慌慌，李雪峰带来的几个干部成了“大拇哥”，他也取代彭真，成了北京市的风云人物。
“你是雪峰同志吗？我是陈伯达呀。”从电话里传来很少有人能听懂的福建话，但李雪峰便是很少的人中的一个。“我刚刚接到报告，说北大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师生们反响很强烈，不同意见很多，有人要找那几个人算帐。看来形势是紧张的，你是不是去一趟北大，控制控制形势呢？”
“伯达同志，我不好去。因为我的职务还没有公开见报，以什么样的名义去讲话呢？”
“你的职务很快见报，我马上就请示主席，希望你很快去一下”
李雪峰还想拖，甚至在电话中就想请假，可是，接到的回话却是“非去不可”！陈伯达甚至硬声硬气地说：你若不来，我就直接派车去接你！”
有什么办法！
在来北京前，有人就对他说现在全国已经成了漩涡，而北京则是漩涡的中心。尽管北京大学路途不远，他去去就回也不过几小时，但市委明天还要召开常委会，他是不能推辞的；他这个一把手必须得担负起重担来，因为人们都在看着他，他不能流露出任何怯火迹象。
谁不知道他从来说一不二，是个办事雷厉风行的人！
在秘书要按惯例去约请第二书记吴德一道和他去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让高教部长蒋南翔和他去，凭经验，北大属于高教部管，让他陪同当然是天经地义的喽。
到了北大，他们当然是先接触陆平、彭佩云、宋硕这些校党委的领导，听取他们的汇报。大家经过一阵欲言又止的犹豫后，很快摊开了心里话。他们早已习惯于在党的领导面前畅所欲言，绝对不会不把心里的事流露到脸上，因此，李雪峰向他们回报着一个个镇定自若的微笑。他主持校党委会议后已经晚上１０点多钟了，于是他决走连夜继续召开北大党员全体大会，他要作一个稳定局势的报告。
他和蒋南翔刚走向大操场旁边的礼堂，整个会场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李雪峰素以讲话精练、不拿讲稿而著称。到了讲台上，他几乎不假思索，摆正话筒就发火：
“听说北大出现了几张故意泄密的大字报，我很不满意。文化大革命不是你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而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贴大字报也要经过批准才行，不要把内部和外部问题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党内问题贴大字报，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要内外有别嘛。”李雪峰身材虽然不高，但身板却很硬朗，他站在讲台上，打了个十分滞洒的手势，声音像口洪钟：“这场文化大革命涉及面很广，所以要一步步来，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地打，现在只是第一个战役，刚刚发动，目标就是‘三家村’黑店，别的还没有准备好。机关、工厂、学校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北大这样一个文化重地，要做得好些……”
李雪峰没有注意到，就在他郑重其事地作报告时，离他不远的讲台下，坐着一位４５岁左右的中年教师，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他的每一句话。她，戴一副深度近视镜，长长的脸盘，剪发头，穿着一件短袖臼衬衣，看上去朴素而庄严，蜡黄的面孔带着微笑。她不是别人，正是那张大字报的牵头人之一聂元梓。
“元梓同志，你听出来了吗？李雪峰完全是在指责左派，企图保护陆平黑帮过关。”她身后一位穿蓝衣服的男子探着身子说。
“把他的讲话记录全些，直接上报中央文革小组。”聂元梓头也不回地下令。
李雪峰继续在台上大发议论：“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我们搞文化革命不是乌合之众，不能乱七八糟，北大要组织好，炮火要猛，要打中要害，但要有组织，北大的党要把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不要弄得乌七八糟，要有秩序，有纪律，这不是束缚大家的手脚，而是为了搞好革命。有些不合时宜的大字报贴了怎么办，有些人说通了，赞成撕，可以撕，不撕你可以贴上新的。大字报我可以贴，你也可以反驳么，明天就可以这样做。”
李雪峰当晚的讲话印成简报送到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案头，受到他的高度赞赏。
“不错，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我对这八个字非常欣赏。文化革命不能偏离这两个轨道，偏离一点就是错！”
刘少奇一拍板，北大的这件事便定案了。
康生并不认为这是事情的终点。他对刘少奇的表态很反感。他知道自己对毛泽东是忠诚的。他下定决心，如果有人在这件事情上企图讹诈他，他将供认不讳并辞职，但决不会就范。基于这些，他草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上那张大字报的抄槁，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寄去……
毛泽东把皱巴巴的睡衣披在肩上，拧亮台灯，顺手点燃一支香烟叼在嘴唇上，他端起暖瓶给旁边的玻璃杯倒满开水，再一次看起了那份材料：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一股热血涌上胸膛，使毛泽东的精神为之一振，忍不住叫了一声“好”！手中的烟蒂掉到了地毯上，燃起一股青烟，但很快被他的大脚踩灭了。他自言自语道：“到底还是有孙行者跳出来了！”
他揪了揪睡衣，端正身体，继续读道：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材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毛泽东提起笔来，想在这份抄件上批几句话，但提笔的那只手在空中停了片刻，却迟迟没有落下去。他又点燃了一支香烟，改为看康生的那封信。信中反映，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贴出来后，刘少奇、邓小平深夜派人匆匆忙忙去北大给大字报拍照，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内外有别”，使大字报的作者们普遍产生了压力。他还说，对刘少奇、邓小平组织的会议，他很想婉谢，因为他们开会，只邀请为数寥寥的几位知己参加，这种常常被大家谑称为“请吃偏饭”的会议，意味着特殊的光荣，但康生还是想一推二躲。
从去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到了南方巡视，分别在杭州和上海、长沙住了很长时间，精心地布置和指挥了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进而扩大到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最后又揪出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些所谓的大“后台”，发动起“文化大革命”。虽然毛泽东不在北京，但北京运动的情况他却了如指掌。他每天花很大的精力全神贯注地阅读各地报上来的材料，以及一些人特地写来的信件。有几个人的信件是很特别的，他嘱告秘书凡是带有“Ｖ”号的信件都要由他亲自启封。他很少给人亲自打电话，但电话打起来他讲话的时间又特别长。常常要一个多小时才能谈完几个问题。
毛泽东此番南巡，完全处于绝密的状态中。除了中央政治局几名常委，还有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少数人，谁也弄不清他的行踪。就是他们，也只是通过固定的专线和他联系，对他的下榻处和出入路线，则是茫然无知。毛泽东谈笑风生地对身旁人员说：“我重上井冈山，也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呢。这次是要打垮修正主义，也是一次大革命嘛。”
毛泽东静静地喝了两杯清凉的茶水，大概认为思考已经成熟了，才让秘书给他要康生的电话。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安排得井井有条、密不透风的指挥艺术，他为自己布置了一个设备齐全的办公室，也许是为了补偿整整２０多年战争时期的辛酸苦难；那时候他指挥战争靠的是传令兵和电报，老掉牙的通讯设施。而现在，只要一个电话打过去，就会掀起惊天动地的万里雷霆……
“你是康生同志吗？不错，我是毛泽东。”毛泽东一经决断的事，声音是非常的洪亮。“昨天，也就是５月３０日，少奇、恩来、小平给我写信，说‘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人民日报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我当日就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陈伯达的工作组进去了吗？”
“进去了。”康生没料到这么快会接到毛泽东亲自打来的电话，神情显得分外激动。“主席弄错了。主席是前天作的批示，工作组是昨天即５月３１日进去的。今天的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社论的影响相当大，已经极大地震撼了盘据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现在形势是很好的，但也有暗流……”
线路上传来了毛泽东的一串笑声，然后他说：“你送来的北京大学聂元梓７同志的大字报我看了，看得很仔细，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看待这张大字报的？”
康生吞吞吐吐地说：“看来在北京的常委们都对大字报有些看法。连总理第二天派他的秘书张彦去北大，都强调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实际上是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喽。”
“我问的是你！”
“我吗？”康生知道再也躲不过去了，才壮着胆子说：“我是支持聂元梓同志的，即使大字报果真有什么缺点，也要支持。”
“这就对喽！”毛泽东大声说：“５月２５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是写不出来的。但是左派们写出来了，我看好得很！”
康生惊得目瞪口呆，他没料到毛泽东对这张大字报竟给了如此高的评价，莫不是他的头脑过于激动？他生怕漏掉一个字，赶紧让他身旁的妻子负责记录，然后他又一字一句地重复着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说：“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我们应该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小三大差别。所以，对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决定立即广播。请你通知陈伯达，要在明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时要配社论，给左派们以最大的支持。你同意吗？”
康生激动得连声音都变了：“主席，我完全赞成。你的决定实际上是把我也解放了！这不仅是对聂元梓的支持，而且也是对我的支持。主席，您的决定太英明了！”
康生在大众场合板着一副面孔，俨然像个从不会笑的煞神。在毛泽东面前，他却天真得像个孩子，只是他的眼睛里，全然没有了泪影，大概从那瞳仁里冒出的热辣辣的火，仿佛把它的干了吧！
毛泽东放下电话后，才在那份大字报上作了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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