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我代表中央向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现在，在这个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我再讲几个问题。
关于国内形势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主要的是要把我们国内的工作做好。把国内的工作做好了，我们就可以对全世界的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就可以更有力地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可以更有力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斗争。所以，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摆在国内问题方面。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一九六二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
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一九六○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盛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这几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哪一些?书面报告上写了四条。请大家看看够不够。成绩写了十二条，缺点和错误只写了四条，你们如果认为缺点和错误写得还不够，再加一两条也可以。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够就加，多了就减。
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还有成绩。那末，成绩和缺点哪样是主要的呢?恐怕各地方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每一个省委、每一个地委、每一个县委，都可以自己进行讨论，都应该根据那里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判断，加以说明。即使一次判断得不正确，也不要紧，下次再改就是了。但是要加以判断，要总结一下。
总的来说，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我们在工业交通建设上有很大的成绩，在农田水利建设上也有很大的成绩。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在商业、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不能否认这些成绩，不能抹煞这些成绩。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二年还可以再讨论一下，又作出一个判断。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还可以再讨论、再判断。
总之，这几年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要忘记了。这几年在我们的工作中是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的。一方面有成绩，这是好事，另一方面有缺点、错误，这是坏事。但是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停止，不再犯了，已经改正了，或者正在改正。也就是说，缺点和错误的大部分已经过去了，好象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现在这场病基本上已经好了。比如供给制、公共食堂现在已经不办了，高指标已经不搞了，许多“大办”也停止了，基本建设战线也缩短了，水利建设也不搞那么多了。我们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已经改正了。这些缺点和错误改正之后，坏事就能够变为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事物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要使坏事变为好事，就缺点错误来说，它的条件就是我们能够总结经验，能够很好地从经验教训中学习。这样做了，缺点和错误就变为好事了。因此，犯了这些错误，也用不着悲观、丧气。这几年，我们在某些方面跌了交子，而且跌痛了，现在要自己爬起来，把道路看清楚，再向前进。哪一个人走路没跌过交子呢?重要的问题是要实事求是地承认缺点和错误，要总结经验，要善于学习。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筐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样的人跌倒了，他自己就爬不起来，当然也不能继续前进了。这种人势必陷入被动，势必要在别人的帮助之下才能站起来，才能继续前进。所以，要使缺点错误这类坏事变成好事，必须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十分重要的，就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
我们这几年所犯的错误的性质，在书面报告上已经说过了。我们犯的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对于好省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只注意数量，对于品种、质量注意不够。多快好省本来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全部照着做，没有做好。全面做好多快好省，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若干次的反复，才能做好。
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我们在书面报告中讲过，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盛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 (毛泽东：包括中央一些不恰当的东西。)包括中央本身发出的一些不恰当的指示、文件和口号。
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某些错误拖延相当长的时间还不能改正?这在书面报告中也有了说明。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犯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有人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也没有经验，为什么没有犯严重的错误，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倒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呢?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说，在我们取得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利用了根据地经济工作的经验和对我们有用的苏联经验，很好地组织和恢复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继续保持着恢复时期的经济秩序。这时，我们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我们也进行了不少的工作，但还不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当时，我们在现代化工业建设工作中，自己还不会走路，只能照抄苏联经验，并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进行建设。其次，就是我们的干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般地保持了实事求是和谦虚谨慎的作风。由于这两条，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胜利地基本完成，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了，我们对于建设工作，也有了一些经验。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因此，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但是，这时，一方面，我们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在建设工作的某些方面就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都是缺少根据或者是没有根据的，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没有同工人和农民群众、基层干部和技术专家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在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就草率地加以决定，全面推广，而且过急地要求限期完成，这就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违反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某些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由于上面确定的任务过高，要求又过急，就使下面感受很大的压力，使下级组织发生很大的困难，没有时间去同群众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时间去召开职工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等，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酝酿和讨论，来发现和纠正我们的错误。到后来，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就完全依靠命令办事，用电话会议及其他方法进行瞎指挥，有时也开些群众性大会，但大都是形式主义地讨论和决定问题，并不能反映群众真实的意见和要求；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此外，党内不纯，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利用我们的错误，添油加醋，兴风作浪，又进一步加重了错误的恶果。这些就是我们这几年在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全部原因。
我们认真地分析了发生错误的原因，就会找到改正错误的办法。这就是要经常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经常保持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工作中严格地按照党的、国家的、群众团体的民主集中制办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在书面报告中都已经讲了。
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全党的干部，全体党员，以至绝大多数人民，都有了切身的经验，都有了切肤之痛。饿了两年饭， (毛泽东：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玻)全体干部、全党、全民都有了切身的感受，这样，以后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许多问题就可以说通了，在思想上、认识上就比较容易取得一致了。虽然我们现在还有困难，而且困难相当严重，但是这些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取得的经验则是长期要起作用的。因此，应该说，发生过这些缺点、错误以后，我们不是更弱了，而是更强了。
在书面报告上，我们总结了十六条经验。这是初步的总结，现在也只能作初步的总结。因为有些事情现在还看不很清楚，等到将来，我们的经济再回升，全部恢复，并且继续前进以后，再来看看，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再过五年，或者再过十年，我们还要作进一步的总结。那个时候，总结出来的经验，就可能不是现在的十六条，也许还多几条，也许少几条，但是一定会比现在总结得更好。
其次，讲一讲关于三面红旗的问题。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其次，讲一讲清理最近几年的口号问题。
几年来，各个地方和中央都在群众中提过不少的口号。
除了正确的口号以外，其中有些是不正确的，有些是部分不正确的，有些是解释得不清楚的。我认为，应该认真地清理一次，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对这几年来在观念上不清楚的许多问题，弄得更清楚些。
我现在举几个例子。
有一个口号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
要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说明白。
有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曾经反对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叫做“条件论”，或者叫做“唯条件论”，这也是不正确的。那种完全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反对重视条件，不能反对重视客观条件。
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要有容观的条件，还要有主观的条件。必要的客观条件和必要的主观条件，都成熟了，都具备了，问题才能解决，事情才能办好。一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时间、地点、条件。就是说，要具备一定的时间条件，空间条件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条件，事情才能办好。条件是可以经过人们的努力去创造和改变的，但是不具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事情是不能办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是重视条件的。我们不能反对、也不应该反对重视条件。但我们不是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者。我们认为，主观能动性在符合客观规律性的条件下，是能够发挥伟大的作用的。
还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引号里面的“左”。
“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号里面的“左”派。我劝告同志们，不要做那个引号里面的“左”派，要做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只有这样的左派，才会经常是朝气勃勃的、真有干劲的左派。不要做那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那种加引号的“左”派。那种“左”派不会有真正的经常的干劲，他会由一时的狂热突然转入消沉。那种“左”派不但不值得敬仰，而且应该受到批判。这种人就其所犯错误的后果来说，和右派差不多，不见得比右派好一点。有些人在犯了极左的错误以后，转过来又犯极右的错误。所以，那种“左”派和右派常常是相通的。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这几年，还有一种用具体的指标、数字来确定是左或者是右的做法。比如说，亩产八百斤就是左派，亩产七百斤就是右倾。这也是不正确的，在这种具体指标、具体数字的问题上，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上去。对于生产技术的问题，也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上去。
此外，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是从哪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哄起来了。这种方法，是不好的。我们要朝气勃勃，但是在进行工作、开展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先经过典型试验，然后逐步推广，要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批地进行。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更应该是这样。这是过去我们在土地改革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晋绥干部会上的讲话中早巳指出过的。这是那个时期实行土地改革的正确方法。以后，我们开展各种运动，进行各种工作，都要采取这种方式。我们党是有这种经验的。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讲战争。在建设时期，是向地球开仗，也要这样。典型试验，小范围里的试验，那是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也要去搞的，目的是取得经验，做好准备。“敢想、敢说、敢做”的那个“做”，不是说一下子在全国去做，而是指在小范围内去做，先做典型试验。一切经过试验这一条，一定要实行。凡是没有把握的、没有成熟经验的事情，都必须先经过试验，然后才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因此，凡是要通过各省的报纸和中央的报纸，以及广播电台、电话会议、现场会议等等，来推广和造成声势的事情，中央和各盛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加以控制，不能让报纸和电台自由发表消息和评论。
还有，在水利建设中，曾经提过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方针。由于执行这个方针，最近在一些地方发生了问题。至少，在一些地方是不能实行这个方针的，是不可以这样办的。其他地方也许可以实行这个方针。要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加以确定。
我建议，诸如此类的口号，中央还可以再清理一下。
各省委也可以清理一下。(毛泽东：中央书记处已经清理了一次，但是还没有清理完毕。《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事业局，究竟还说了哪一些对人民不利的话?要清理一下。)我建议，关于这个问题，由各地委、各县委提出意见，交给省委，由各省委加以清理，加以解释，写出文件来，送给中央。经过中央批准，再发下去。
这些口号的清理，一律要经过中央，各地方不要自行决定。
其次，讲一讲任务问题。
书面报告上提出了一九六二年的生产任务，也提出了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奋斗目标。我们对于十年的指标，只是一个初步设想，将来经过综合平衡后作出的计划，可能不是这样的数字。对于十年的指标，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高了?是不是还要低一点?有的同志说，这些指标不是高了，而是太低了，还应当高一点。我们说，达到这样的指标，现在也没有多大把握。还是先提出这些指标。如果说低一些，那就算是留有余地，以便将来超过。
(毛泽东：有一种可能是还达不到。)这些指标，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或者还可能差得相当远。这些可能性都存在。还要继续研究，综合平衡。
在这里，我想说一说指标的高低和人民群众干劲大小的关系问题。有一些同志觉得，指标低了，就不能鼓足人民群众的干劲，指标高一点，才能鼓足干劲，指标越高，人民群众的干劲就越大，指标低了，干劲就没有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看，指标和干劲有一点关系，但是不能这样说：指标的高低，同人民群众干劲的大小成正比例。
据我看，指标对于人民群众的干劲不起决定作用。在最近几年中，有过这样的情形：在指标比较低的情况下，人民的干劲起来了。有几次，指标很高，人民的干劲反而落下来了，因为达不到这样高的指标。所以指标应该适当，应该符合实际可能。适当的指标，经过努力，可以完成，还可以超过一点，这样，群众的干劲就会起来，而且能够长期保持。
干劲有两种，干部的干劲和人民群众的干劲。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干部的干劲，而在于人民群众的干劲。单有干部的干劲，没有人民群众的干劲，是不行的。当然，单有群众的干劲，干部没有干劲，也不行。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人民群众的干劲。我们掌握了政权，我们能够开这样的七千人的大会，在这样的条件下，只要有适当的口号，有符合实际的办法，把人民群众的干劲鼓起来，并不是很困难的。问题是在群众的干劲鼓起来以后，要使用得当，不要浪费，要把群众的干劲长期保持下来。这是不容易的。
这就必须严格地实行劳逸结合。如果老是“黑夜当白天，月亮当太阳”，搞那么三五天，干劲就没有了。苦战几昼夜之后，干劲就保持不住了。应该使群众长年累月都保持住干劲，都有饱满的情绪。对于群众的干劲，一定要使用得当。只要一百人干的事情，决不要二百人去干，而应当要一百人干活，其余的一百人睡觉，休养生息，睡好了再干。本来只要一百人干的事情，为什么要二百人去干呢?这几年不节省群众的干劲，浪费了群众的许多干劲，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同志们担心群众的干劲发动不起来，这是目前应该很好地进行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这几年，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受了挫折，在某些地方受了严重的挫折。要把群众的干劲再度鼓起来，我们就必须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在群众中充分地发扬民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并且同群众一起制订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最近几年我们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在人民群众的干劲发动起来后，如何节省地使用群众的干劲，如何经常保持群众的充足干劲，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好好学习。
此外，一九六二年这一年，我们要在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政府和党这七个方面，定出一定的规章制度，使各方面的工作走上轨道。工、农、商、学、军、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走上轨道了，事情就比较地好办了。
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
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在书面报告中已经说了很多。在这里，我只说两个问题。
第一是关于实行民主集中制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相互关系问题。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在党章和宪法中明白规定了的，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但是，最近几年，由于我们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而且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各种组织手段，去坚持执行这些任务，因而，我们也就在组织上犯了许多错误。这些组织上的错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首先是有不少的负责人，没有充分地发扬民主，没有把任务提交给群众和干部，让他们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进行讨论，并且由他们根据实际的可能作出决定。然后，这些负责人又在群众中和干部中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评和斗争，混淆了是非，压制了民主，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心话。这样，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的民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受到了窒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所谓“集中领导”，只能是没有群众基储违反群众意志的领导。这样的领导，是没有不犯严重错误的。最近几年工作中发生的错误，有许多是同我们没有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有关的。
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就人民和人民的敌人而言的，即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只在人民内部实行的制度，不包括民的敌人。有些同志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这两个概念，没有把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别开来。因此，他们常常用专政的手段，用强制和压服的办法，去对待人民群众，去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用民主和说服的办法，用服从多数的办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他们不只是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他们对人民群众有时也实行专政。这样，他们就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反人民的地位。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广泛的民主制，它是包括全部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民主，它是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又是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在党内，在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是一种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一种调查研究的方法。当然，实行这种方法，我们仍然可能犯某些错误，因为群众的多数、党员的多数有时也会犯错误。但是，只要我们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就有可能少犯错误，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群众的多数、党员的多数总是比较更少地犯错误，而在更多的时候，总是比较正确的。即使我们同多数群众、多数党员一起犯了错误，也易于发现，易于较早地得到纠正。
现在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在确定任务以前，先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充分地发扬民主，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认真地进行讨论，用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那末，我们就可能不会提出过高的超出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提出了过高的任务，如果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那末，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也会通不过，会顶回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使我们能够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例如，亩产几千斤的指标、办公共食堂等，如果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认真的讨论和选择，那末，他们中间的多数是决不会赞成、决不会通过的。因此，只有在我们既是错误地提出了过高的任务，又是错误地违反了、甚至严重地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情况下，就是说，既犯了某些政治错误，又犯了某些组织错误，在严重的强迫命令的情况下，我们才在一些具体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并且使这些错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拖延下来，直到最近才得到纠正。这应该作为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一条重要的教训。
同志们!如果在我们党内和我国人民中不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而是依靠强迫命令行事，那末，我们的党会变成什么党呢?我们国家的政权会变成什么政权呢?我们党同国民党的区别又在哪里呢?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又在哪里呢?这不会使我们党和国家政权有发生变质的危险吗?因此，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决不能容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必须迅速地、彻底地加以改正。我们在一切地方、一切部门、一切单位的人民中，都必须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而不能依靠强迫命令行事。
第二是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要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另一方面，我们不是减少而是要更加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使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就是说，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必须统一起来，必须是互相促进的，而不是互相促退的。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如果统一得不好，是会互相促退的。有些地方计划就冲击国家计划，对国家计划起促退的作用；有的时候国家计划统得过死，对地方计划也起促退的作用。必须把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纳入国家计划之中，成为统一的国家计划，决不允许在国家计划以外，还有独立的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更不允许把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置于国家计划之上。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都必须如实地报告自己的产品的品种、数量和库存的物资，决不允许作假报告。
这应该作为一条法律。这几年，在这一点上，法律废弛。
今后，一切有关的党员必须用党性和党籍来保证不作假报告，此外还要有严禁和处分作假报告的法律。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生产了多少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有多少库存物资，是什么样的物资，都要如实报告，不许少报，也不许多报。
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的一切同志，必须一心一德，通力合作，把国家计划制订好，也把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制订好。大家要一条心，而不是两条心或者半条心；要一心一意，而不是三心二意。现在，有些同志就是有点三心二意，有点两条心、半条心。因此，全国一盘棋就搞不起来，各人搞各人的一盘棋去了。当然，这几年中央的一盘棋也摆得不好，指标过高，只给任务，不给或者少给材料，这些都是不对的。今后，中央改正错误。如果中央以后还发生这种错误，你们可以反对，可以批评。但是，大家必须一心一德，必须如实地报告数字，必须通力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大家一致遵守的统一的国家计划，也才能制定出在国家计划之内的切实可行的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地方计划纳入国家计划以后，中央可以照顾地方。但是，不容许在国家计划以外，在自己的荷包里再装一个计划。不容许在执行计划的时候，首先执行自己的计划，不管国家计划，不完成国家计划。应该承认，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企业，这几年是有这样一些错误做法的。如果现在还有这种错误，也必须改正。中央的错误，中央要改正。地方的错误、部门的错误、企业的错误，也都要改正。只有大家一心一德，共同努力，首先制定好计划，然后执行好计划，我们的事业才能前进。
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任何一个干部都是一个考验。就是说，他究竟是在真正地、坚定地建设社会主义呢，还是在假心假意地建设社会主义呢?各级的计划委员会应该加强。
各级党委应该由主要负责同志主持计划委员会的工作。
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都有一些供销机构，做一些供销业务。这些供销业务，有些是需要的、合理的，以后也还要继续做。但是，这些供销业务中有很多超出了国家计划，损害了国家计划，今后应该由国家和地方共同清理，统一调整。
我在这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正确地调整全民所有制的内部关系。现在全民所有制受到了一些损害和破坏，有的把全民所有制变为地方所有制、市所有制、县所有制、部门所有制、企业所有制，甚至变为小集团所有制。
有的把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混淆起来。有的还把全民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变为资本主义所有制了。共产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全心全意地维护全民所有制，不应该允许地方所有制、市所有制、县所有制、部门所有制、企业所有制、小集团所有制的存在和发展。
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县，辛辛苦苦搞了好几年，盖了几个工厂，现在开始赚钱了，这几个工厂到底应该归谁所有呢?是归这个县所有呢，还是属于全民所有呢?我们说，应该属于全民所有。它的财产属于全民，产品归国家支配，利润应该上缴。这样是不是打击了地方积极性呢?我们说，这个县辛辛苦苦建立了几个工厂，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当然是有贡献的，是应该受奖励的。
但是，这些工厂的产品还是要由国家分配，利润还是要上缴，不能因为工厂是谁建立的就归谁所有，不能把全民所有制变为地方所有制。地方企业不是地方所有制的企业。
地方企业只是由地方管理的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这些企业，是国家委托地方管理的。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各地方应该把这些企业管理好。 (毛泽东：对于地方利益还是要照顾。)当然，国家在分配产品的时候，在处理上缴利润的时候，对于地方的利益、地方的需要，都应该适当照顾。
如果同过去有一个时期那样，地方上刚刚办起一个工厂，稍许赚了一点钱，中央都拿走了，地方感觉一点好处也没有，那样也不行。还是应该分级管理。分级管理要管好，各地方必须从全局观点、全民观点出发，而不能从地方观点出发。企业的管理应该如此，其他文教、卫生、科学等事业的管理，都应该如此。
地方积极性是很必要的，但是，地方积极性必须同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统一起来。
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应该怎样进行?有些同志担心这个问题。在书面报告上已经写了，就是要总结经验，提高觉悟，自觉地维护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的统一。
检查的时候，要实事求是。大家担心的是怕一棍子打下去，又弄出一大批分散主义者。这次一定不要这样搞。在党内斗争中，一棍子打下去的方法，这一次不要搞，以后也不要搞。过去那样搞也是错误的，是一种过火的、粗暴的党内斗争方法。对于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违法分子，还是要进行斗争。在党内来说，正常地进行党内斗争的方法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团结——批评——团结。除了极少数的贪污盗窃的违法乱纪分子以外，所有犯过分散主义错误的人，只要改正，一律不加追究。以前隐瞒了数目字，现在报告出来就行了。但是，今后再发现隐瞒物资、有意作假等行为，就要按照党纪国法，从严处理。
在一般党员中间，在不脱离生产的干部中间，不要去进行反对分散主义的斗争，只进行一般的教育。(毛泽东：不存在分散主义的地方也不要进行斗争。)闹不闹分散主义，是考验每个共产党员是真搞社会主义，还是假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以后还闹分散主义，还想藏一手，还不老老实实，还作假报告，那就证明，这个人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不是坚决地搞社会主义。
关于党的问题
关于党的问题，书面报告中写了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党内生活的几个问题。邓小平同志还要专门同大家讲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只说两点意见。
先说实事求是的问题。
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很重要的。要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就要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
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
有一种人，虽然了解情况，但不敢说老实话，怕说了受打击。分明是黑的，他不敢说是黑的。分明是白的，他不敢说是白的。这种人勇气不够，被迫说了些假话。还有一种人，如果要实事求是，那就得承认错误，就要作检讨，就要受批评，他怕面子不好看，因而不敢实事求是。至于在经济工作中藏一手，多要一点，少报一点，这种现象就相当多了。另外一种人，为了个人利益，有意造假，有意夸大成绩，有意封锁消息、扣留信件，有意对说老实话的人进行打击报复。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问题，而是一种违法乱纪性质的错误。
过去，有些老实人说了老实话，吃了亏，而不老实的人却占了便宜。党内的这种情况，使一些干部产生了一种印象：似乎老实人总是吃亏；似乎手长一点，隐瞒一点，说点假话，总是占便宜。这种印象是不正确的，不正常的。
在共产党内，在人民群众中，不允许滋长这种风气。要抵制这种风气，要对这种风气进行斗争。说老实话真的吃亏，说假话真的不吃亏吗?老实人真的吃亏，不老实的人真的不吃亏吗? (毛泽东：总有一天要吃亏的。)我看，不怕吃亏的老实人，最后是不会吃亏的。因为老实人吃点亏，党内同志是看到的，人民是看到的。党和人民终究是会信任这些好同志的。怕吃小亏的“聪明”人，不老实的人，最后是要吃大亏的。因为你总是说假话，长期这样搞，党和人民就不会信任你了。
在这里，对于那些被迫说假话的人，对于这种软弱的人，应该说几句话。毛泽东同志以前说过：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实事求是，为了说老实话，应该有“五不怕”，这就是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毛泽东：这是对男的说，对女的说是不怕老公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准备了这“五不怕”，什么话也敢讲，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刚才不是讲实事求是要有勇气吗?要有什么勇气呢?就是要有这“五不怕”。有了这“五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呢?因此，应该说老实话。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真理。
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注意，不要使那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人吃亏，要信任他们，表扬他们。
对于那种说假话、作假报告的人，不要信任他们，要批评他们，必要的时候，要处分他们。只有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采取这样的政策，在党内，在同志中间，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才会改变过来，才会证明老实人并不吃亏，说假话的“聪明”人是一定要吃亏的。我们希望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这样做。如果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不这样做，怎么办?也有办法，我们有这么多的党员，这么多的干部，总会有办法的。就是说，应该在党的会议上批评这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并且可以作出决议，要领导机关改正错误，执行正确的政策。至于有些人，由于不了解真象，估计错误，说了一些同实际情况不符合的话，这不算说假话。这是调查研究不够的问题。但是，这种人既然调查研究不够，就应该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在了解情况之后，再来讲话。
各级领导机关对于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都不允许进行打击。这是党章上规定的。应该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人说完他的意见，即使说得不正确，也不能阻止他讲话。如果他最后仍然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还可以让他保留自己的意见。最近几年，有些党的组织，重犯了过去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的那种过火斗争的错误。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党组织，必须迅速地改正过来，以后再不允许进行这种过火的斗争，而要按照我们党内早已形成的一套正常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办事。
再说一说任务和政策矛盾的问题。
假使上级机关提出的任务同党和政府制定的政策发生矛盾，怎么办?有的同志说，要完成任务，就不能执行政策；要执行政策，就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制定的一些政策是很好的，但是，沉重的任务一来，这些好的政策都吹了。
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正确地加以解决。
有这样一种情形，就是领导机关提出的任务，确实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不可能完成，而且要求又过急。如果发现这种情况，领导机关应该减少任务，要求也不要过急。
除了这种情况以外，任务和政策应该统一起来，又要完成任务，又要执行政策，两者都要，不可偏废。即使两者有某些矛盾，任务也必须完成，政策也必须执行。要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但是，过去的经验证明：谁执行群众路线好，谁的工作做得好，谁对政策也执行得好，任务也完成得好；谁执行群众路线不好，谁的工作做得不好，谁对政策也执行得不好，任务也完成得不好。
有的同志说，凡是任务和政策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只执行政策，不必完成任务。这是不行的。只完成任务，不执行政策，也是不行的。两者都要，这就为难了。同志们，是为难呀，谁要你做共产党员呢?做了共产党员，就有这些为难的事情。哪有做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有困难的呢?举征购粮食的例子来说。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
当然，过去我们的工业办得过多，工人招得过多，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也过多，要下决心精减。去年已经减少了一千三百万城市人口，其中有近一千万职工，今年上半年还要减七百万人，其中职工五百万人。但是，即使如此，国家每年还需要征购八百多亿斤粮食。(周恩来：需要八百八十亿到八百九十亿斤。)怎么办?到外国买，吃资本主义国家的粮食，大家是不高兴的，但现在还得吃一点，今年还准备进口四百万吨即八十亿斤粮食。需要是八百八十亿斤，除了进口八十亿斤，势必还得征购八百亿斤。八百亿斤，农民是不愿意拿出这么多的。这里就有矛盾：八百亿斤的任务必须完成，政策也必须执行。这就要做好工作，好好向农民说清楚，提高农民的觉悟，农民是可以多拿出一些的。要告诉农民，如果不拿出这么多的粮食，城里人没有饭吃，工业搞不好，国防搞不好，反过来也影响农业，农业也搞不好。因此，农民要少吃一点，多拿一点出来。
另外，国家再向外国买一点，这样来解决粮食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征购八百亿斤左右粮食的任务本身，也是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同照顾农民利益的政策有些矛盾，两个政策有矛盾，但必须统一起来，求得统一的解决。一方面要提高农民的觉悟，另一方面要想些其他办法，(毛泽东：增加生产，多种蔬菜，实行瓜菜代。)使矛盾得到统一的解决。
不只粮食问题如此，其他任务也都有这种情形。凡是确实超过实际可能的，要修改任务。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完成的任务，为了长远利益，为了整体利益，应该尽力完成任务，并且要执行政策。这里是有很多困难的。同志们，我们共产党员，我们的干部，就是要学会完成这种困难任务。就是说，既完成了任务，又执行了政策。大家不是都说要力争上游吗?这就是上游。只完成任务，不执行政策，那不叫上游。(毛泽东：中游。)只执行政策，完成不了任务，也不叫上游，只能是中游或者下游。政策执行得好，任务又完成得好，矛盾得到统一的解决，群众觉悟提高，情绪也好，这才叫做上游，这才叫做有干劲。以后，在工作中不是没有上游可争了，还是有很多上游可争的，而且比过去争上游要困难得多。过去只争“黑夜当白天”、“苦战几昼夜”，那个上游是容易争的。而争这个上游，却真要有点本事，真要有一点马克思主义，要走群众路线，要实事求是，要对党负责，又要对人民负责。这样地争上游，是应该受奖励的。
同志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十二年了。
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也四年了。在这个时期内，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在工作中也发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一方面，有伟大的成绩，另一方面，又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但是，我们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在取得了这些经验之后，我们是更聪明了，不是更愚蠢了；我们是更谨慎了，或者可以说应该更谨慎了，不是更不谨慎了；我们是更强大了，不是更软弱了。我们在总结经验、取得一致的认识之后，全党的干部，全党的同志，应该同心同德。我们要集中全国的力量，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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