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妇女工作，我是外行，过去工作情形也不大清楚，所以无话可谈。但从一般群众运动 (其中包括妇女运动)的做法来看，过去是否有不妥之处，因此影响工作成效呢?从这方面我可以说几个问题。
第一，从实际情况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任何指导方针，都要实事求是。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才能求出正确的方针和指示，以此方针去指导群众斗争，再从群众斗争中去考验这些方针和指示的正确性。在这里要根据群众斗争的经验，同时也要参照历史上的、各国的经验。
做妇女工作，首先要明确认识工作的对象。过去有些关于妇女运动的文章和指示，没有明确认识这一点，只是一般地说二万万妇女。但是二万万妇女中，有城市妇女、农村妇女，农村妇女中，又有各阶层及各种不同年龄的人，因此必须具体明确认识工作的对象。只有认清了工作对象，才能进一步了解她们的要求和需要，才能替她们解决困难，为她们服务。
整个来说，目前根据地的问题，是一个农村问题。根据地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处在农村环境里，农村的经济是个体的、分散的，农村是文化落后的、不卫生的。我们在农村中工作，就要分析农村的具体环境。很可惜，我们在农村里搞了十几年妇女工作，还有不少的人完全不了解农村妇女。我们吃了农民的饭，穿了农民的衣，住在农村里，但是我们的观点，还是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的；我们的工作，不是从农村的实事中去“求是”，而是从外国妇女运动历史类比中去“求是”；我们不去倾听农村妇女的要求和呼声，不从今天可能办到的事情出发，而从固定的公式、口号出发。这就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
据我们看，在妇女工作中，过去经验不多，经验主义比较少，但还是有的。例如只凭大革命时期的经验、“一二九”运动的经验、救国会的经验等，拿这些局部的经验，而且还是教条式地去解决今天的问题，而不是从了解对象出发。
由于这样，所以始终没有解决好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
对于农村妇女运动，我们现在还不很懂得。过去深入农村，到群众中去“求是”的工作做得很少，我们一些“有学问”的“妇女运动专家”，始终没有求得农村妇女关于纺织、文化、卫生等的“学问”。教条主义把什么聪明才智都闭塞了。其实农村妇女运动不是神秘的，只要你接近农村妇女，就能了解她们的思想、观点、呼声和需要。
如何去了解呢?可以做农村调查，找农民和农妇谈话。只要我们真正为他们服务，他们是愿意“知无不言，言无不颈的。自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经过相当艰苦的工作，但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小陶刚到杨家湾去工作的时候，帮助老百姓修纺车，有一个老百姓拒她于门外。当她真正替许多老百姓修好纺车以后，老百姓便把纺车送给她修，逐渐地就把什么话都讲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要真正从一个村一个乡开始，了解清楚，着手工作。如果真正了解七八个村，解决了七八个村的问题，那么农村妇女运动究竟如何搞法，可以得到一些基本的答案。再把这种经验普遍推行，就可能形成一个运动，使整个运动提高一步。这就是突破一点、影响全局的做法。这种工作非常实际，在开始时，要埋头苦干，要切实解决问题，不能浮夸，不能出风头。但在突破一点、推动全局后，你又能在全局上来指导这个运动，使群众得到一定的利益，群众就会把你当做她们的好朋友和领袖的。不实干，要出风头，跌下来，还是要从头做起的。
过去的工作，有些不实际，没有能突破一点，没有能解决问题。有些工作是赶时髦的，例如过去从延安拍发给各地的妇女工作调查提纲，是党八股式的，不能解决问题的。
总之，在过去工作中，不认真地去了解对象，不懂得从实际出发，不知道突破一点、影响全局的做法，这是一个缺点。
自然，在突破一点以后，即在少数地方取得具体经验以后，就必须善于使这种经验普遍化，使之推动全局，形成运动，解决问题，不能老是去“突破一点”。
第二，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区、敌占区的群众运动方针问题。这三种地区情况不同，方针也不同，这是大家口头上一致承认的，但到实际工作中就模糊了。在敌占区，我们的工作方针是破坏 (在国民党区，我们同国民党是合作抗日，但对它的一党专政与反人民政策是要破坏的)；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我们的工作方针则是建设。
破坏和建设这两种方针有根本的区别，不容混淆。
在我们根据地，也有一部分要破坏的东西，例如减租减息以破坏一部分封建残余势力。当你们妇委派工作团去绥德的时候，封建势力还维持着，对这些东西就要有一定程度的破坏。就是在延安，也有要破坏的东西，例如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等，但总的方针是建设，破坏也是为了建设。例如，减租减息是为了提高生产，反迷信宣传是为了建设新文化等等。有些文化工作者，认为延安还是“杂文时代”，这些人忘掉了他们是在什么地方，以为只要做破坏工作，而没有明确的建设方针。在敌占区和国民党区，也有一些建设，例如建设革命党、建设革命群众团体等，但是一切这些建设是为了破坏敌人，破坏一党专政。
方针问题，现在是解决了，但思想上是否已明确认识呢?以后是否能保证不再犯错误呢?那就不一定。我们延安和解放区，也有缺点，但这是次要的，是胜利中的缺点，可以克服的。我们这里，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的事业，小米、草鞋……虽然不好，但这些是人民的。敌人那里也许有些好东西，但是可惜不是人民的。我们暴露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以及敌占区的一切黑暗，大家听到那里的人民起来斗争很高兴，这是革命感情。你到底爱什么?爱人民，还是爱反革命?有些同志过去在工作中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一点，所以方针上有错误。
第三，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过去工作中，有些同志群众观点不够。我们是一切为了人民，是人民的勤务员，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为人民服务，妇女工作者为妇女群众服务，但一下子就要替二万万人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要从几个村子、几个妇女着手。老老实实为群众服务的思想应该建立起来。大喊大叫，装模作样，口号喊得高，样子装得象，但没有为人民做一点实事，这是要不得的。我们还是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吧!人民的眼睛是亮的，只要你做好事，就会拥护你。人民养活了我们，要我们为他们办事，但我们有些同志不老老实实替群众解决问题，想这样，想那样，还闹别扭。现在各根据地，党、政、民脱离生产的干部有几十万，做了许多的工作——建立政权、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等，但还要在思想上真正认识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老老实实为人民做事。
群众观点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群众路线。劳苦人民是自己解放自己，《国际歌》上早已指出，不是依靠英雄、豪杰、皇帝、神仙来解放人民，完全依靠人民自己救自己。
但我们有些同志不理解这一点，总站在群众之上去“解放”群众，这是恩赐观点，剥削阶级观点。历史是群众创造的，不是英雄创造的。因此，妇女解放也要妇女自己起来。减租减息运动中，发生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就是因为群众自己没有起来。
我们党内存在严重的命令主义，这是一种官僚主义，是违反群众路线的。表面看来，雷厉风行地执行党的口号与决定，但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等候群众觉悟，不知道怎样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的口号。他们犯急性病，强迫命令群众去执行。因此，一切变成形式。办合作社，就摊派股金，代农民做好每户计划，但是农民则把它倒贴在门上；变工也强迫，开会也变成老百姓的重大负担。因此人民中有所谓“日伪那里罪多，国民党那里税多，共产党那里会多”的严正批评。命令主义就是没有群众路线。
我们对群众要强调其自动自觉，任何群众运动，没有群众的自觉是搞不起来的。我们做群众工作，不要以群众解放者的资格与群众见面，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因为你们觉悟比较高，有理论，可以把群众的经验提高一步，转而教育群众，指导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群众能否解放，决定于群众自身的觉悟程度。敌人之所以能够压迫群众，除了敌人自己的力量以外，也由于群众自身的落后和没有组织。如果群众觉悟提高，就会自己起来争取解放。在群众现有经验的基础上，在实际斗争中，逐步地教育群众，一天一天地提高群众，使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方法。我们的革命作风，我们的全部工作和一切步骤，都要能够使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而不是强迫命令群众革命化。群众如果不发动起来，我们任何革命事业都是干不出来的。一切都要依靠群众的自觉与自动。
第四，必须有坚持到底、百折不回、克服困难的革命工作精神。真正发动群众自觉是不容易的，要克服很多阻力，要长期忍耐地工作，要采取许多适当的步骤。如果今天搞一下，明天又不搞，事情就办不起来。这就不是群众革命性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革命性不够的问题。
要有革命精神，必须去掉“爱面子”、“逞英雄”、“出风头”、“怕批评”等坏东西。自己有坏东西，还有什么面子呢?要保持面子，就必然会使自己趋于保守。有些同志，自己没有知识，为了维持“指导者”的面子，硬要拿出一套东西到群众中去，结果祸国殃民。所以改造思想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破坏，一方面建设，破坏也是为了建设。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有高度的革命精神、革命勇气才能做到。
如果我们真能根据上述四点精神办事，又去掉“爱面子”、“逞英雄”等坏东西，那末事情一定可以办好。群众随时欢迎实事求是的人去指导他们。小陶的精神和方法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她在杨家湾工作几个月，解决了许多基本问题，小陶好的地方在于没有一套主观主义的东西，而有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把工作做好了。我们的上层领导机关就要善于学习这样的经验，善于总结与推广这些好的经验，并培养与群众有联系的干部。
要善于做伯乐，认出许多群众中的“千里马”来，并继续加以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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