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享乐主义，在中国封建阶级中是一种普遍的腐化为人生观。他们认为：人生在世界上最高贵的就是能享到个人的快乐，否则是可鄙的不值得的。中国的旧文学中反映不少这种人生观。中国目前社会上这种人生观也很普遍。在我们的一些党员中，也传染了，并且发展着这种个人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党员（任何人都一样）只要一传上这种人生观，就要丧失党员最可宝贵的品质——前进心、责任心、创造心，而变为落后的、没有出息的、腐化的废物，变为党的一种单纯的负担，甚至变为危险的人物。在最初的时候，或者他们就觉得：在社会上凭他自己个人的努力，是享不到什么快乐的，而要加入到党与革命的队伍中来，或者采取投机的偷窃的行为，掠到什么东西，就快乐一下；或者在党与革命队伍内尽一番努力，立下一点功劳。然后以功臣启居，向党提出要求。某些人在最初加入党的时候，或者是为了革命，但到现在就变了，他们似乎要这样说：给我一切应有的享受吧！因为我是经过了艰苦斗争的干部，有功于党，我的责任已经尽了（？），我今天已经对党没有什么责任了（？），党欠了我的债（？），我今天对党就只有提出要求，给我报酬吧！如是一大堆的私人要求提出来了，吃饭、穿衣、睡觉、走路、再加上补药针..都要党来给以满足。一切的风头，党内一切的荣誉，他都要求享受。党内一切的东西，他都认为有权拿来个人享受。地位必须比别人——至少要比那些党龄较短、有能力、负责任、进步的党员——要高些，权利必须比别人要大些，享受必须比别人要好些，但是工作与责任，学习与进步，党与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他却是不大关心的，或者是忘记了。如果你说起来，他也还会记起来，会向你说一大套关于党与革命利益的空话，并可再三向你申明：不要误会他。可是要求还是要满足，工作还是没有心思去管。他在党内的工作与功劳是有限的，但他的要求与欲望却是无限制的。因为他在党内善于专门作一种关于资格上享受上的比较（而同志中工作上的比较他就特别外行）。水涨船高，他的党龄总是一年年提高的，他的要求也就可以一步步提高。他可以向你说：某某人以前是在我下面作什么的，我作什么的时候，他还作什么，而他现在（因为工作的努力与成绩）又作什么了，他已有了什么什么，..。他觉得：他总要比后来的同志不论在那方面（除开工作以外），都要高出一等两等才好，才算公平，否则，他就认为“不平等”。他更可利用党爱护干部的指示来提高要求，但当他去管理干部的时候，他又把党爱护干部的指示忘记了，他可以向干部提出不近情理的要求。他把这些什么什么东西看得比共产主义、全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还重要得多，他对这些什么什么感到无限的兴趣。因此，他的要求是无法满足的，他对于党也成为一种负担。如果你不能满足他，他可不满意，他的牢骚可会很多，他可不负责任的在一些角落里去进行对党不满的广播。如果这样还不能满足，他又不学习与进步，如是他就可能另想以下三条出路：或者在有机会的时候发发洋财，在工作中进行某种非法行为，去满足自己的享受；或者卷款潜逃，投敌；再或者，就没有出路的自杀。这三条路，是这种倾向发展下去的最后结果，危险的结果。
注释：
①本题节选自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的《刘少奇沦党的建设》中的《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题目是选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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