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飞
刘少寄（1898.11.24—1969.11.12）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摘自《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刘少奇是本世纪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伟人。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执著追求、临危授命、统领全局、无私奉献，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重新崛起和振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除了时代和环境赋予他施展才干和抱负的客观条件之外，自身所具有的品格和意志也是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在刘少奇的一生中，有过坦途，有过辉煌，但也有过苦闷，有过挫折，甚至遭受过凡人无法忍受的非难和屈辱。而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坚韧的品格和非凡的意志。
列宁曾经说过：“熟悉那些在伟大革命时期形成其思想的人们的面貌，我们就能提高自己。”
无论是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青少年时期，还是在腥风血雨、环境险恶的白区地下工作中；无论是在错综复杂、大敌当前的敌后抗日战场上，还是在运筹帷幄、统领全局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刘少奇在他的一生中所体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境界，都是巨大的精神财富，给后人树立了学习的楷模。
熟悉刘少奇，学习刘少奇，从中进一步领悟人生哲理，借以“提高自己”。是大有裨益的。
追索真理的远大志向
伟人的内心世界是博大而深邃的，然而，在他们向社会迈出的最初步伐中，往往就决定了他们一生的志向和追求。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关键时期。
刘少奇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中国处于最黑暗、最混乱的年代中渡过的。呈现在刘少奇面前的，是一个饱经忧患、满目疮痍、衰颓破败的旧中国。恶劣的坏境会使人消极和沉沦，也会给人以激励和振奋。刘少奇在青少年时期就立下宏伟抱负和远大志向，要在荆棘之中踏出一条中华民族的希望之路来。
开阔眼界，充实自我，为今后施展抱负和志向打下坚实的基础，刘少奇脚踏实地地迈出了人生的第一个步点。
刘少奇的启蒙教育是在私塾中开始的。尽管《论语》、《中庸》、《孟子》等四书五经中的艰涩文字刘少奇读得似懂非懂，但却从这些古训中懂得了要想成就大事业，必须刻苦学习，充实自我的道理。“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苦犹卓”；“吾日三省吾身”；“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些先哲的格言，刘少奇不但熟读在心，而且身体力行，经常鞭策自己。从中国的儒家先哲那里，刘少奇获得了最初的精神食粮。
然而，单调刻板的私塾教育很快使刘少奇厌倦了。他渴望新知，渴望摆脱旧思想的束缚，渴望在眼前展现一个深广无垠的真实世界。于是，在上学期间，他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千方百计寻找新书来该。在早年参加洋务运动、学过采矿技术的本家刘甲三家，在致力于教育救国，创办过新型学校的同乡局瑞仙家，以及在渡过了难忘的3年学习生涯的新式学堂宁乡玉潭学校中，刘少奇如愿以偿，得到了许多的新书和时事报刊。他如饥似渴地扑进知识的海洋，充实着自我。
从这些书里，刘少奇知道了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黄兴；知道了卢梭、华盛顿、林肯，知道了瓦特、富兰克林..由于刘少奇整日手不释卷，埋头读书，在谈吐中表现出渊博的知识，乡里人都亲切地把他唤作“刘九书柜”（刘少奇在家排行老九）。读书，成为少年刘少奇生活中的第一需要。这一喜好伴他渡过了一生。
尽管由于家境贫寒和交通闭塞，18岁以前，刘少奇从未走出过狭小的宁乡县境内，但书却使他拓展了薪的更加广阔的视野。因此，在他涉世之初，已经是一位学知渊博、胸有大志、心忧天下的青年。这为他今后投身湍急险恶、错综复杂的革命激流，成长为一代伟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立志以改造社会为己任，把个人命运同国家的前途系在一起，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刘少奇在迫索真理的道路上展现了他日后成为一代伟人的最初品格。
如果说，刘少奇在早期的学习生活中更多地还是侧重于学识的修养和内心的自省，那么在他眼界逐渐开阔以后，则开始把目光转向社会的改造和理想的追求。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遭受的耻辱，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倒行逆施，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弱肉强食政策，在刘少奇心中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在宁乡玉潭中学读书时，他就多次对同窗好友表示，要为中华民族的奋起踏出一条希望之路来。为了表示坚决保卫炎黄子孙的志向，他把自己的名字“渭黄”改为“卫黄”，并精心雕刻了一枚“刘卫黄”的印章。在至今保存下来的几本他早年读过的《资治通鉴纲目》、《了凡纲鉴》等书籍的封面上，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刘卫黄”这一表白心迹的印痕。
在长沙求学期间，湖南爆发了驱汤（汤芗铭，湖南总督，袁世凯的忠实走卒）爱国运动和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罢课活动。刘少奇毅然投身到运动中去，组织学生罢课，带头示威游行，开展街头演讲。在如火如荼的斗争中，刘少奇不仅锻炼了才干和增长了胆略，而且从中看到了人民的觉醒和民族的希望。此时的刘少奇，已经把个人命运同国家的前途系在一起，立志把探寻真理、拯救民族作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
然而，人生的道路并不总是平坦的。在刘少奇走上社会的最初几年中，他一直在探寻真理、思索人生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着。这期间，经受过苦闷的袭扰，经受过挫折的打击，也经受过逆境的磨练。
刘少奇在一段时期受西方思潮的影响，曾一度推崇过富国强兵的“铁血”政策，认为只要有一支精良的军队就可以使中国强盛起来。他一直在寻找从军习武、报效国家的机会。在长沙求学期间，由于偶然的机遇，刘少奇考取了湖南新设立的一所陆军讲武堂，开始了他最初的军事生涯。然而，刚开始
学习不久，一场战乱粉碎了他当一名职业军人的志向。在两派地方军阀势力抢夺地盘的炮火声中，刘少奇愤满而又无奈地离开了已被夷为乎地的讲武堂。这次经历使刘少奇进一步明白了：不彻底改变旧中国的现状，把治国方略寄托在富国强兵上，只能是一种虚渺的幻想。
从军不成转而继续求学，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五四运动过后不久，刘少奇只身来到北京。在这里，刘少奇一面尽情吸吮着北京学生界的新鲜空气，贪婪地阅读着各种目不暇接的传播新思想的传单和报刊，思索着纷至沓来的各种救国思想和主张，一面寻找机会报考一所合适的学校。但是，求学之路对这位孑然一身、身无分文的湖南农村穷学生来说实在太吝啬了，尽管刘少奇先后考取北京大学和北京陆军兽医学校等几所高等院校，但面对昂贵的入学费，他只好却步了。
滞留在北京的时期是刘少奇思想上最为孤独和苦闷的阶段。人生走到十字路口，面对茫茫世间，空有一腔爱国热忱和远大抱负，却看不清光明之所在。刘少奇在这期间写给友人的一首诗中，曾向命运发出了“身长七尺好奇男，汝何悲愤而长忆？”“飘零千里，备罹万难欲何为？”的诘问。但是，在逆境面前，刘少奇没有退却和消沉，他相信，路是闯出来的，只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去奋斗，去探索，就一定能看到希望的曙光。
一则保定育德中学招收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消息引起刘少奇的注意。这竟然成了刘少奇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多次碰壁之后，刘少奇认定，走出国勤工俭学的道路，到世界劳工革命的策源地——欧洲去寻求救国的真理，是一代有志青年走出黑暗的桎梏、接受新思想的捷径，也是现实可行的道路。尽管后来由于法德等西欧国家对待中国留学生的政策起了变化，刘少奇从育德中学结业后未能去成法国，但几经辗转，终于踏上了通往世界革命中心——莫斯科的旅途，开始了新的人生追求。
毛泽东曾精辟地总结了中国先进分子追寻真理的思索历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莫斯科一时成为追求光明的圣地。在赴莫斯科的旅途中和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日子里，尽管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承受着战争创伤和内乱外患的双重压力，物资条件极其恶劣，但刘少奇心情却极度振奋。他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的袭扰，克服着心理和语言的障碍，贪婪地研读着一切可能找到的马克思列宁著作，思考着与祖国命运息息相关的迫切问题。在这里，刘少奇终于找到了在湖南求学期间就孜孜以求的真理。不久，刘少奇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40年后，刘少奇在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活动时，在苏中友好群众大会上详细回忆了旅莫学习的亲身经历：“我是1920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当时，我只知道社会主义好，知道马克思和列宁，知道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但是不清楚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为了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1921年春，我和其他几十个共青团，第一次来到你们的国家。我们从上海到海参崴，经过赤塔到莫斯科。那时候，海参崴还被日本军队占领着，远东共和国也还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从海参崴到莫斯科走了三个月，火车时开时停。当时火车是烧木柴的，有时还要乘客从山里去搬运木柴，火车才能继续行车。当时你们的国
家处在革命后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看到并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我们当中有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但是我们这一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却因此而更加坚定了..这样，到莫斯科以后不久，我就加入了共产党。”
在解放后一次同青年人讨论理想和世界观改造问题时，刘少奇还这样谈起去莫斯科入党的过程：“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我在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不像你们现在这样，一本书过目一下，有了一知半解就过去了。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备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
刘少奇时年23岁，正值人生的关键时刻。刘少奇从一名追求真理的进步青年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战士，把自己的一生完全贡献给了党的事业。从此，在为真理的实现而奋斗的历程中，刘少奇没有过一丝一毫的犹豫和怯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用自己的一生，证实了对真理的忠诚。
献身事业的坚韧品格
事业是人生的舞台。刘少奇在全身心地投入中国人民革命解放事业的同时，也塑造了自己的历史。
在中国革命史上，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可谓功勋著卓。然而，在缅忆历史伟人的丰功伟绩的同时，我们似乎更应审视一下他们的内心世界。正是他们在献身革命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坚韧品格，奠定了事业的基石。
不畏艰险，勇敢奋进，置党的事业于个人安危之上，是刘少奇的突出品格之一。
从苏联归国不久，刘少奇即受中共湘区委员会和毛泽东的委派，赴安源领导工人运动。1922年9月，安源爆发了著名的安源煤矿大罢工。刘少奇被选为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常驻俱乐部“应付一切”。
罢工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一天，路矿当局代表请俱乐部派代表到戒严司令部谈判。工友们都为刘少奇的安全担心，刘少奇坚定地表示：“为穷苦兄弟办事，就是入虎口、进刀山，我也在所不辞！”毅然只身前往戒严司令部，同对方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面对手无寸铁的刘少奇，戒严司令部内警戒森严，如临大敌，企图以威吓迫使工人代表就范。戒严司令威胁说：“如不复工，要将你先行正法！”刘少奇大义凛然、严词驳斥：”这是1万多工人的要求，你就是把我斩成肉泥，问题也是解决不了的！”“请你下令制裁吧！”在无畏的代表面前，戒严司令被慑住了，不得不收敛嚣张的气焰，答应从中调解。
罢工终于取得完全的胜利。工人俱乐部声威大振，成为安源工人的一面旗帜，刘少奇也更加受到拥戴，被誉为“一身是胆的刘代表”。
1925年，上海发生帝国主义惨杀工人顾正红的“五卅惨案”。此时，刘少奇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负责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他受全总委派，赴上海领导“五卅”运动，经受了更为严峻的考验。
上海是英、日、美等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为保住这块地盘，帝国主义同国内的军阀势力相勾结，对工人运动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一天，刘少奇
正同上海总工会负责人开会，100多名流氓打手突然包围了上海总工会，企图杀害刘少奇和其他负责人。刘少奇在打手没有认出之际，乘乱得以逃脱，但总工会驻址却被捣毁，还打伤了好几名工会干部。
在邪恶势力面前，刘少奇没有退却，领导工人奋起展开反击。他立即主持起草了上海总工会《檄告全体工人》文告，揭露敌人“是想捣毁我们的总工会，打死我们的领袖后，即强迫我们无条件上工”，号召“工友们，起来自卫吧！总工会职员是替全体工友谋利益的，决不怕死。打死1个，还有10个，打死10个还有百个，千个，万个。”文告还宣布：“今日总工会依旧照常办工。”不久，淞沪戒严司令部终于悍然派军队封闭了上海总工会，逮捕了一些总工会骨干，并下令通缉刘少奇等人。在如此险恶的处境下，刘少奇仍然坚持在斗争第一线。
形势最紧急的时刻，也是斗争最关键的时刻。刘少奇说过：“如果真正为工友奋斗，替工人谋利益的人，并不在平日工人组织公开的时候看他工作如何，而在最紧急的时候看他努力不努力为断。”这番话是刘少奇在“五卅”运动处于白热化状态时对一位工人朋友说的，登载在《上海总工会三日刊》一篇题为《刘少刘的奋斗》的文章中。
由于在斗争中积劳成疾，肺病发作，刘少奇在“五卅”运动结束后回到长沙养病，却被地方军阀赵恒惕逮捕。迫于刘少奇的崇高威望和各界的多方营救，月余后刘少奇被释放出狱回到广州。在欢迎刘少奇出狱到达广州的大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邓中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称赞刘少奇“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奋发、最勇敢的一位战士”。
最奋发、最勇敢的战士，刘少奇以他的奋斗历程而无愧于这一崇高评价。
独立思索，绝不言从，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到的见解，是刘少奇的又一突出品格。
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长期从事党在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他以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开创了党在白区工作的新局面。然而，这段经历也正是他的政治生涯中最为艰难曲折的岁月。
困难首先来自党内“左”倾错误路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跌入低潮。而党内某些领导人却不顾客观事实，认为革命仍处于高潮，要求采取一切斗争手段使之“高涨再高涨”，”进攻、进攻再进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党在白区的工作屡屡受挫，革命力量损失极大。如何寻找正确的道路，扭转白区工作的不利局面，刘少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艰辛的探索。
刘少奇感到，在中共党内，“左”倾思潮是有着顽固的传统的早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时，刘少奇就感到在工人群众中有一种自发的“左”倾情绪。他们往往提出许多过高的要求，如无限制地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扩大工会权利等。如达不到这些要求，则动辄以罢工或怠工相威胁。特别是在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时，这种情绪的危害更是显而易见。刘少奇曾试图加以说服和劝阻，但收效甚微，还受到来自党内的指责，被斥为“机会主义”。刘少奇在后来写给中央的一封信中描述了安源当时的状况和自己苦闷的心情：“在‘二七’以后，全国各地工会均遭解散，这一个工会很孤立的巍然存在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的方针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要求进攻，这种情形将我苦闷欲死。”
后来在广州、武汉等地，刘少奇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而且更为严重。这不能不引起刘少奇的警觉和深思。他就此问题请教过一些工人运动的“权威人士”，却不得要领。
刘少奇回忆说：“罗佐夫斯基①到了武汉，我详细报告并请教过。但他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说：工人不能使企业倒闭，请政府帮助那些不能维持的小企业，工会不能代替政府。我说许多小企业大企业已不能维持，而工人还要提要求，又怎样办呢？他不答。
“白劳德②在上海，我和他谈过整两天，要求他答复我。他给我20元纸币说：你谈的这些材料，我可写篇文篇寄给美国杂志，分给你一半稿费。你所要求答复的问题，我在美国工人运动中还未遇到过。我才知道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
“后来我在苏联又问过许多人，均未得到我所理想的答复。”
答案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痛苦的失败，经历了反复的独立思索后得出的。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东北军一些少壮派军人中发生了“左”倾盲目行为。为提请党对此事的警觉，在北平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给当时党中央负责人洛甫（即张闻天）写了一封长信，系统地谈了自己对群众中“左”倾行为的见解。刘少奇认为，工人中间存在的“左”倾情绪，除中国工人阶级尚处于幼稚阶段而因有自身的弱点外，主要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一味迁就、纵容这种情绪，犯了“左”倾错误。刘少奇写道：“我认为在1927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这一点我提出过很多次，也是很多次被当作机会主义来批评过我的。然而我的意见至今还保留着。”“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一切的‘左’倾错误，认为这些‘左’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独不应纠正，还应大力发扬，而且谁要说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这个历史教训深入每个人的思想中，如果不正确解决的话，那以后的问题还正多哩！”刘少奇的精辟见解，在党内起到了振聋发馈的作用。
如果说在如何对待工人“左”倾情绪的问题上刘少奇受到党内的指责和批评，那么在对待“黄色工会”问题上刘少奇受到的压力则更为严峻，甚至来自被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视为神圣不可冒犯的联共党内。
所谓“黄色工会”，是指由资产阶级控制与把持的工人组织，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在中国，则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才出现的，有的如上海报界工会、上海邮务工会、南洋烟草工会等在工人中还颇具影响。如何对待这些黄色工会，实际上涉及到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我们党对工人运动应当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
1930年8月，刘少奇率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围绕“黄色工会”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当年参加这次大会的杨尚昆回忆说：“联共派驻职工国际的领导人不顾各国不同的实际情况，要求一律在黄色工会里公开搞赤色反对派，变黄色工会为赤色工会，并提出了决议案。少奇同志不赞成，认为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在黄色工会势力很大而赤色工会处于非法的情况下，企图在里面公开建立赤色反对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主张赤色工会会员可以加入黄色工会，利用合法身份争取群众，提高群众觉悟，侍条件成熟时，才可使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如果不顾条件，一律公开搞赤色反对派，只能是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力量，把自己孤立起来。在执委会表决这个决议案时，少奇同志坚决反对，提出了自己起草的另一个决议案，这就冒犯了职工国际领导人，说他的决议案是‘反提纲’，‘反决议’。这种提法是很吓人的，因为这是当时联共批判托洛茨基的语言。”
面对巨大的压力，刘少奇坚信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大会结束以后，刘少奇给赤色职工国际写了题为《最近中国职工运动，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与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的报告，再次陈述了自己对如何对待黄色工会的意见。
回国后，刘少奇受到来自党内的更加严厉的打击。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把持的临时中央执行了一条更为“左”倾的错误路线。刘少奇当时担任中央职工部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对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给临时中央写了题为《关于工运的意见》的信，对临时中央关于工人斗争形势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批评和意见。但临时中央很快否决了刘少奇的意见，认为他“站在工会系统上，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并派人两次同他谈话，要他对是否接受中央批评即刻表态。刘少奇没有屈服，他“恐言语的传达或有出入”，再次给中央写了《关于工运问题》的信，重申自己的观点。随后，他又在《工运指南》、《红旗周报》等党内刊物上发表了《建立辅助组织问题》、《加紧领导工人的自发斗争》、《在目前反帝运动中赤色工会应努力的工作》、《罢工策略》、《一九三一年职工运动的总结》等一系列文章，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工人斗争的特点，阐述了领导工人运动的策略思想。
不久，刘少奇被撤销了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从顾全大局出发，刘少奇接受了组织处理，他怀着对党的事业的赤诚之心，毫无怨言地投入到基层工厂的火热斗争中去，同时，他捍卫真理的决心却一刻也没有动摇过。
历史终于作出了公正的评判。在血的事实面前，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受到清算，刘少奇关于白区斗争的策略思想的正确性逐步为全党所公认。在1937年6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称赞刘少奇在系统地指出党过去一段时间在白区工作中所害的病症的问题上，“是一针见血的医生”。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历史性的评价：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他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是一个模范”。
真诚地审视内心，在革命生涯中加强意志品质的锻炼和修养，是刘少奇的又一突出品格。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著名的理论家。他在一生中著述颇丰，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就是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部著作诞生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初期。
那是1939年7月，刘少奇刚从敌后抗日根据地——河南省竹沟镇返回延安，当时担任延安马列学院院长的张闻天请刘少奇去讲党的建设课。刘少奇欣然同意，并提出：党的建设其他内容我就不讲了，要讲就讲讲共产党员的修养吧。刘少奇主动提出讲共产党员的修养，显然，这个题目他已经思索很久，并胸有成竹了。
7月8日，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窑洞外面的广场上，刘少奇一气呵成地向马列学院的全体师生做了几个小时的演讲。精彩的演讲在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纷纷要求尽快整理发表。演讲稿经作者本人整理后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阅后极为欣喜，他在给《解放》杂志编辑吴黎平的信中称赞这是一篇“提倡正气，反对邪气”的好文章，应该尽快发表。于是，刘少奇的这篇演讲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题，在《解放》第81期—84期合刊上发表。
同年11月，延安新华书店发行了单行本。随后，各个根据地都出版了不同形式的单行本。1962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经作者作改后又一次再版，发行量达1500万册。尽管在“文革”中，这部著作随同它的作者一起受到莫须有的诋毁和践踏，但随着迷雾的拨开，这部著作又迸出了它原有的光彩，成为青年朋友喜爱的政治读物。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成为每一位追求进步、向往真理的青年的必读书。它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影响之深，传播之广，在马列主义著作史上也是罕见的。一位外国朋友就曾经说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共产党员的“圣经”。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在1962年修订再版时，刘少奇曾同负责这部著作编辑的同志说过：这部书是根据多年对党内生活的观察，对党员种种表现的观察，在思想修养方面作的一些总结。他还说过：经过这么多年，这部书人们还记得起、愿意看、能看得下去，觉得对自己还有帮助，可能是因为在党的建设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他们着重是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很少从每个党员应该怎样加强自己的思想意识修养、确立理想信念这个角度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缘故。
刘少奇的分析是客观的。但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刘少奇也是所有共产党人从不涉及的，这就是刘少奇不仅以文字的形式启迪和教育了人们，还以他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的表率行为为人们树立了思想品德修养的楷模。文如其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仅是对党内生活的总结，也是他一生的总结。
刘少奇一生忠诚纯洁，严以律己，真诚地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把意志品质的锻炼和修养视为完善自我不可或缺的前提。
在谈到人为什么要进行修养时刘少奇说过：“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不变的、完美的、神圣的，不需要改造的、不可能改造的。”“由一个幼稚的革命者，变成一个成熟的、老练的、能够‘运用自如’地掌握革命规律的革命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革命的锻炼和修养的过程，一个长期改造的过程。”
刘少奇善于从古人那里汲取营养。他在文章中经常引用“吾日三省吾身”、“慎独”、“人皆可以为尧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古人的格言，认为这些代表民族道德传统的格言具有深刻的人生哲理。同时，他又给古人的“遗训”赋予了新的、更高境界的涵意。他认为，具有崇高的理思和抱负的共产党人同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不把完善自我看成是目的，改造自己是为了改造社会，是自党的行为：“我们提出在社会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任务，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
刘少奇之所以成为一代伟人不是偶然的。在事业成功的背后，是献身的精神和坚韧的品格，是伟人所独具的崇高人生境界。刘少奇以他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磊落人生再次证明了这个真理。
忠于人民的公仆精神全国革命胜利前夕，刘少奇在同马列学院学员的讲话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唐太宗曾与魏徵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在重新修订《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刘少奇特意加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在革命胜利和成功的时候，在群众对自己的信仰和拥护不断提高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更要加紧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修养，始终保持自己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而不蹈历代革命者在成功时的覆辙。”夺取全国胜利，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迎来了自己的辉煌时期。然而，在凯歌行进的道路上，还会出现曲折，还潜伏着更大的危险。刘少奇没有被胜利所陶醉，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建国后，刘少奇担负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但他从不以“功臣”自居，在工作中和生活上始终保持了战争年代的优良作风，谦虚谨慎，廉洁奉公，把自己视为人民的“公仆”。他多次说过：“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权利当老爷。”
在党内，从毛泽东到普通工作人员，都亲切地称刘少奇为“少奇同志”，提起这称呼，还有一段故事呢。
1954年9月，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一天，秘书去向刘少奇汇报工作，进屋后喊了一声“委员长”，刘少奇正在埋头工作，似乎没有听到秘书的声音，秘书又叫了两声“委员长”。刘少奇不高兴地抬起头来对秘书说：”你怎么突然叫这个，不感到别扭吗？”看到秘书表情很窘，刘少奇又补充说“以后不要这样叫了，叫同志多顺口呀？”事情很快过去了，但却引起刘少奇深思。他感到，称呼什么虽是小事，但如果不警惕，大家都以官衔相称，潜移默化中就会滋长“官气”，这可就是大事了。所以，过了几天，刘少奇郑重其事地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到一起，说：“在我们党内，只有3个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朱总司令，大家称他们主席、总理、总司令，长期以来习惯了，不必改。其他人，应该一律称同志”。
刘少奇慎重手中的权力，他深知，这些权力是人民给的，它只能为人民谋利益，而绝不能用来为个人谋私利。
解放初期，刘少奇写给七姐刘少怡的一封信，曾在家乡人民中传为佳话。
刘少怡是刘少奇的亲姐姐，从小对刘少奇照顾得很周到，感情较深。土改时，刘少怡家的成分被定为地主。刘少怡听说弟弟在京城作了“大官”，就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流露出对土改减租退押政策的不满，不愿在家务农，希望能随刘少奇到城里去生活。刘少奇在给刘少怡的回信中，严肃批评了姐姐的错误思想，鼓励他们自食其力，并表明了自己这样一种荣辱观：“你们不要来我这里，因我不能养活你们。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是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你们过去收租吃饭，已给了我这个作你老弟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以耻辱。你现在自己提水做饭给别人吃，那就是给了我们以光荣。”刘少怡听从刘少奇的规劝，一直在家乡务农，刘少奇1961年回乡调查时，曾特意去看望她。
对于托刘少奇办私事的亲友，刘少奇总是婉言相拒。他很诚恳地对他们表示：你们的事我不是不能办，硬着头皮办也是可以的，但我们是共产党员，办事要讲原则，我们不能滥用手中的权力。
刘少奇不循私情，但对于人民群众，却是满腔热情。
体恤民情，了解民意，关心人民疾苦，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刘少奇公仆精神的重要方面。
1953年国庆节前夕，刘少奇家中迎来了两位不寻常的客人。这是两位从小同刘少奇一起放牛长大的贫苦农民。刘少奇热情接待了他们，从他们那里，
刘少奇了解到许多农村的真实情况。在他们临走时，刘少奇托他们给家乡的基层干部带一封信，信中要求他们经常来信介绍农村的情况：“告诉我实在的情形，是好的就说好，是坏的就说坏，并且最好能说具体些，说明事情的发展经过，而不要有任何夸大或隐藏”。从这以后，刘少奇的这些农民朋友经常给他来信，被当地人称为是“刘主席的农民通讯员”。
60年代初期，由于“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农村形势出现严重困难局面。刘少奇忧心如焚，决定亲自到农村去考察一番。1961年4月，刘少奇在广州开完中央工作会议，便风尘扑扑来到湖南农村。刘少奇一行轻车简从，住农舍，铺稻草，在湖南农村调查了44天。足迹所至，无不浸透了他的心血。
一天，刘少奇在农田的路边发现一摊人粪，马上蹲在地上观察起来。当他看到粪便中只有草根和树皮的残渣而没有粮食时，连声说：“这里的农民也饿饭了！这里的农民也饿饭了！”
随着调查的深入，刘少奇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想到由于工作的失误，给人民群众带来这么大的痛苦，刘少奇心里一阵阵内疚，他在家乡召开的农民座谈会上，一开始就诚恳地说：“我将近40年没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是刘少奇在1962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上说的一句话。这句实事求是、切中时弊的名言就是刘少奇在这次调查中从农民口中总结出来的。情况明，决心下，调查之后，刘少奇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制订了切实可行的调整措施，很快扭转了农村的困难局面。
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为人民的利益修正错误，丝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得失，是刘少奇公仆精神的又一重要方面。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还讲过一句哲理至深的话：“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真理。”刘少奇的活，是有感而发的。
围绕60年代初国民经济出现的问题，党内同志的思想也产生了分歧。分歧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一部分同志受“左”的思想影响，认为当前在经济战线上出现的问题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同成绩相比是“九个指头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前进中的小小曲折”，形势依然大好。因此，党中央制订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得到有力贯彻。
在如何看待经济形势的问题上，刘少奇体现了唯物主义者的胆略和卓识。还在七千人大会前夕，刘少奇就多次说过，不能总讲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七千人大会后，他又在1962年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来被称为“西楼会议”）上提出警告：国民经济处在“非常时期”，形势十分严峻。在同年5月中央工作会以上，他作了题为《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的讲话，透辟地分析了经济战线的形势，作出“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的正确判断，提出对困难估计不够是“现在的主要危险”。在这次讲话中，刘少奇表达了这样一种见解：“一个人，充分估计了困难，但不害怕，还是干劲十足地挺起胸膛前进，这是勇敢的。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这番话，对“实事求是要有勇气”作了明确的注解。
不仅如此，刘少奇还态度鲜明地代表党中央对造成困难形势的原因承担了责任。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造成目前经济困难“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刘少奇的努力在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他的一些话曾引起毛泽东的不快，并在“文革”中被斥为“1962年的右倾”而遭到批判，但历史是公正的，他顶住政治压力，为人民利益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思考空间。
“文革”中，一场政治风暴无情地向刘少奇袭来。刘少奇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以坦荡的襟怀和无畏的风骨迎来了一生中最为严峻的考验。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刘少奇依然情系人民，寄希望于人民，表达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
“文革”开始后，对刘少奇的批判不断升级，大字报铺天盖地。林彪、江青一伙为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不惜采取造谣诬陷的手段，罗织了种种罪名，扣在刘少奇头上。为顾全大局，刘少奇忍辱负重，多次向党中央和群众检讨自己的“错误”，却没有丝毫效果。刘少奇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一天，刘少奇把子女叫到身边，对他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今天，我还得加上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呵..”说到这里，刘少奇的嘴唇都颤抖了。这是摧心裂胆的痛苦，而这痛苦，不是来自个人的屈辱，而是人民的误解！
到了1967年，局势越来越严重，林彪、江青一伙对刘少奇的迫害也越来越疯狂了。但是，刘少奇对党、对人民的坚定信念却始终不逾。为了使党、国家和人民减少损失，尽早结束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他几次提出，由他承担错误路线的主要责任，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等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但是，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刘少奇善良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反而招致了林彪、江青一伙变本加厉的迫害。对此，刘少奇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1967年4月9日，刘少奇利用吃午饭的时间，对妻子和儿女们留下了遗嘱：“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刘少奇意犹未尽，又对子女们说：“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这是刘少奇留给亲属最后的话，也是利用最后的机会向党向人民剖白自己的心迹。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在处境最艰险的时刻所说的话，在经过十年浩劫之后，终于得到了验证。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了他在历史中的应有地位，恢复了他在人民群众之中的光辉形象。
斯人已去，留给人们的，却是一座永恒的人生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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