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峥
讨论通过《二月提纲》
蜚声中外的北京中南海之所以闻名，不仅因为它是始建于辽、金并历经元、明、清各朝长期修缮而成的古典园林，而且还因为它是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所在地。所谓中南海，当然并不是真正的海，而是两个占地700亩的城市湖泊，一曰中海，一曰南海。刘少奇居住的福禄居，就坐落在南海西侧，怀仁堂的后面。
在这以前，刘少奇一家住在中南海西楼的甲楼。那是一幢灰色小楼，没有围墙，结构类似公寓，办公室、卧室在楼上，会客室在楼下。这种布局无论对已经60开外的刘少奇本人，还是对来办公室谈工作的干部，都很不方便。加上这期间西楼一带几次发生小孩子在各楼乱窜，警卫部门感到不利于安全和保密。坚持要刘少奇搬出西楼。正好原来林伯渠副委员长居住的福禄居，自他1960年逝世后长期空着，中南海行政管理部门便安排刘少奇一家在1963年夏天搬了进去。
福禄居是一所有着两迸小院的老式庭院，全部平房。从大门进去，一转弯就进了前院。北房一排平房，做了刘少奇的办公室和卧室。西厢一间较大的房子，改成会议室兼会客室。平时由刘少奇召集的小型会议，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大多在这里举行。东西厢还有一些零星用房，是秘书、警卫等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沿东侧走廊可以通往后院，那就是孩子们住的地方了。
1966年2月5日下午3点来钟，几辆红旗、吉姆轿车先后开到福禄居大门外，轻轻停下。从车上下来的人陆续进了福禄居前院会议室。他们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姚溱。不一会儿，周恩来、邓小平也一前一后进了会议室。邓家和福禄居是同一个巷子，只相隔几十米，所以邓小平是走着来的。
这个会议室不大，但光线很好。这是因为它的整个东壁是一排玻璃窗。室内陈设简单：西壁一排放满了书的书柜，南面靠墙半圈沙发，北面一张会议桌，桌边摆了几十把椅子。
来开会的人在会议桌边坐定之后，刘少奇宣布开会。
这是一次研究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议程是由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当前学术讨论方面的问题。
学术讨论问题为何要拿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来汇报讨论？此事说来话长——
自从长篇小说《刘志丹》被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难批判之后，文艺界以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便不得安宁起来。
先是昆剧《李慧娘》被拉出来开刀。这个剧本的作者孟超和为它写了一篇题为《有鬼无害论》赞扬文章的廖沫沙受到公开批判。批判文章是江青在上海组织人写的，登在了1963年5月的《文汇报》上。文艺界的阶级斗争空气于是越发紧张。
康生、江青并未就此罢手。众多的文艺作品在他们的策动下一部接一部地遭到公开批判，光电影就有《早春二月》、《北国江南》、《舞台姐妹》、
《逆风千里》、《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等等十几部。
批判浪潮愈演愈烈。到了1964年，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始遭殃。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哲学观点，孙冶方的经济学观点，翦伯赞的历史学观点，以及文艺界代表人物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齐燕铭等等，都被当作修正主义大批特批。
这场批判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两次批示，尖锐批评文艺界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对一些作品和观点进行公开批判，也经过他的首肯。
江青这期间异乎寻常地活跃起来。她到处搜罗材料，寻找茬子，同康生一搭一档地批这批那。1965年，她又跑到上海同张春桥（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密谋，组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文章由姚文元（当时是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写成后，经过毛泽东同意，在1965年11月10日的《文汇报》突然发表。
这篇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文，点名批判吴晗，说《海瑞罢官》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是一株毒草”，用词严厉，语气刻薄。人们对此极为震惊。
对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前却一无所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也蒙在鼓里。
在上海市的报纸上批判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却不给中共北京市委打一下招呼；公开发表这样一篇批判著名学者的“高档次”文章，却不给中共中央宣传部说一声；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可毛泽东继续支持姚文元的文章。1965年12月21日他在杭州对陈怕达等人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个谈话预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还要升级。
本来，中共中央在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提议，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成员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文化部部长）、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吴冷西（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通讯社社长）。彭真感到，事情不能这样听之任之下去，五人小组有责任出来加强领导。于是，1966年2月3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五人小组开了一天会，研究指导方针。除周扬因病住院开刀外，其余成员都到了会，另外还请了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北京市的有关负责人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参加讨论。会后由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执笔写出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这个提纲形成于1966年2月，所以后来通常称它为《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显然是想对这场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加以约束，不让它发展为政治斗争。它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这些都针对着江青、张春桥在批《海瑞罢官》一事上乱打棍子的蛮横作派。
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五人小组汇报。汇报提纲已经
在开会前分送各位常委，所以会上用不着照稿子念，只由彭真和许立群作口头说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不时询问一些情况。
彭真在口头汇报中特意说明，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关系。
常委们经过讨论，对提纲中的意见表示同意。刘少奇最后说，他也没有什么意见了，请五人小组的同志尽快去武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与会者纷纷起身离去，福禄居又静了下来。
刘少奇已经顾不上仔细琢磨这件事，因为他要准备出访亚洲3国，这是早已定了的事情。而在出去之前，他还有好几件国内国际的公务要处理，其中包括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会谈和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农业机械化问题。所以，有关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后期工作，刘少奇委托总书记邓小平接着办。这样，《二月提纲》在彭真、陆定一等2月8日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之后，邓小平在2月12日正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
刘少奇抓紧进行出国前的准备工作。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刮起一股妄图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歪风。为了坚决抵制和冲破这股势力，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由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分对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3国进行友好访问，是这些措施中的重要一项。
在出访准备过程中，刘少奇提出这次不带夫人。因为他觉得女同志出国比较麻烦，在服饰、礼仪、活动安排等等方面更多了一层讲究，再加上王光美这时正在河北省定兴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中途离开也不大好。可外事部门坚持要求主席夫人随行，以便增加友好气氛。尤其是阿富汗王后来过中国，她已经表示一定要亲自出面接待中国客人，这样中国方面主席夫人不出场就不大好。这事拖到3月中旬，刘少奇才同意王光美从农村赶回家做出国准备。随同出访的陈毅副总理的夫人张茜，也差不多这时候才脱离工作。
时间紧迫，王光美和张茜抓紧时间阅读材料，熟悉礼仪，准备服装。这中间，她们还要穿插着安排家务，叮嘱孩子，忙得不可开交。偏巧这时毛泽东又要刘少奇去杭州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从3月18日开到20日。刘少奇开完会回到北京，只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启程了。
1966年3月22日，刘少奇一行乘专机离开北京，经乌鲁木齐前往巴基斯坦访问。
中国方面对这次刘少奇出访的安排极为隆重，随员中除陈毅副总理外，还包括4位副部长级官员，阵容可观，新闻记者队伍也很庞大。到机场送行的仪式是按国家最高规格安排的。参加送行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7位副委员长、3位副总理、4位全国政协副主席、2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中央各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显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这次访问的高度重视。
3月26日，刘少奇一行抵达巴基斯但首都拉瓦尔品第。一时间，这里刮起了空前规模的中国旋风。整个城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到处洋溢着中巴友好的热烈气氛。每当中国客人的车队在街道上经过，总是受到市民群众的夹道欢迎。
3月28日，刘少奇在阿尤布·汗总统的陪同下，参观兴建中的新首都伊斯兰堡，下午由巴基斯但外交部长布托陪同去拉合尔访问。
拉合尔是巴基斯坦的历史名城，西巴基斯坦首府。中国客人在这里受到的热烈欢迎简直难以形容。
当刘少奇等乘车从拉合尔机场去省督府时，受到了近100万人的极其热烈的欢迎。一路上，欢迎的人群密密层层，汇成一片海洋。道路两旁的树上、房屋上、电杆上都高高低低地站满了人。人们挥舞着旗帜、彩带，作出种种欢迎表示。
车队开出不久，两旁的欢迎队伍突然失去控制。拥挤的人群冲破警察的警戒线，兴奋地站在马路中央高呼欢迎口号，争睹中国领导人的风采。无数工人、学生、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天真的儿童都争着把手伸进汽车窗口，同中国客人握手。整条马路水泄不通，刘少奇一行的车队一再被热情的群众阻住。通过这条5英里长的道路，车队用了整整一个半小时。
晚上，西巴基斯坦省督为刘少奇主席的来访举行欢迎宴会。宴会开始前，宾主在客厅里愉快地交谈。双方不约而同地谈论着白天拉合尔人民自发欢迎的情景，都对这种令人难忘的盛情赞叹不已。
宴会上，刘少奇举杯为英雄的拉合尔人民、为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祝酒。他再次热情地说：“今天拉合尔人民群众给了我们极其热烈的欢迎。街道上人山人海，一片欢腾的景象。这生动地表达了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兄弟友情。”
刘少奇一行3月30日离开拉合尔到卡拉奇访问。以后又接连访问了阿富汗、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缅甸，带去了中国人民对这些国家人民的友好情谊。
整个访问十分成功。4月10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回答巴基斯坦记者提问时说：“刘主席的访问，无疑将对今后我们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必将有利于亚非人民的团结反帝事业和全世界人民维护和平的斗争。”“这次访问巴基斯坦，受到了阿尤布·汗总统和巴基斯坦人民的盛大欢迎和热情接待，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非常高兴和感谢。”
4月19日，刘少奇、陈毅一行结束了对亚洲3国的访问，回到昆明。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66年5月4日，星期三，北京。
今天北京从一大早起就云遮雾障，阴沉沉地像要下雨。天气不大好，天安门广场的游人比平日少了许多。
上午将近10点，一辆辆轿车陆续驶进人民大会堂西门院落。从车上下来的人腋下夹着公文包，步履匆匆地进了河北厅。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负责人，共70多人。人们看到会场上有几张引人注目的新面孔：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是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几位大员，因而被“扩大”进来了。
自从“文化大革命”成了史无前例、震动世界的大运动以来，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知名度大增，成为中外历史学者和中共党史专家关注的一个热点，从中分析研究出了这样那样的观点。但在当时，与会者一直到散会，仍对会议通过的文件、决定一知半解，不甚了了，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刘少奇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同样对议程完全缺乏思想准备。
他和陈毅是4月19日从缅甸仰光飞回昆明的。他们本来打算顺便对云南这个边陲省份作些考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也已经作了安排，这时却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于是，刘少奇、陈毅的专机直飞上海，接着换乘专列急赴杭州。这部杭州派来的专列本是毛泽东乘坐的，因为事情来得急，刘少奇的专列一时调不过来，就只好先临时用一下了。
刘少奇到了杭州刚住下，周恩来便急匆匆赶来，向他介绍情况。刘少奇这才逐渐知道，就在他出访的这段时间里，国内发生了一连串料想不到的事情：
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几次同康生、江青等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指责中共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他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4月上旬，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其中说：“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4月9日至12日，陈伯达、康生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系统批判彭真的所谓“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成立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说法，是“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
在此期间，“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在毛泽东主持下，写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通知》中除点名批判彭真外，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也就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中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这样，等到刘少奇出访回国，摆在他面前的既成事实是：彭真、陆定一已被打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经定稿，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由于挨批而瘫痪，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田家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吴晗等一批人挨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迅速得势。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早在1965年就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遭贬黜，这时又被说成是彭真、陆定一的同伙。
为了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落实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组织处理，决定5月份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会的时间定在5月4日。这次会议要通过的几件事都是毛泽东在会前亲自抓的，刘少奇几乎没有参与。但毛泽东表示暂不回北京。依惯例，会议就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布置成了会议室。5月4日时钟敲响10点的时候，与会人员都已到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也已经在主席台坐定。
刘少奇宣布开会。他介绍了会议的起因、议程以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开法。接着，总书记邓小平对会议文件、人员编组、各组召集人和最近几天的日程安排作了说明。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但大多数来开会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要发出这样一个《通知》，于是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相关情况。
从5月5日至7日，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一共开了5次，分别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其中数康生的介绍最为耸人听闻。他从5日下午开讲，一个半天不够，6日上午又讲了半天，加起来差不多八个钟头。
康生的传达是混杂不清的。他把毛泽东的指示和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话搅在一起，使人真伪莫辨。他嘶哑着嗓音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串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这几次座谈会，刘少奇都没有参加。
接下来，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都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在4月14日至30日的17天中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摸它的含意。各个小组报来的结果，已是众口一词，一片拥护声。
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情况。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刘少奇似乎觉得这样不大好，出来解释了几句。他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因为这个文件点名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见，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地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
刘少奇觉得他误解了自己的问话，又补了一句：“对通知有什么意见？”
“没有意见。”
“是赞成，还是反对？”
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了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
大家举起了右手。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每个与会人员都对文件中毛泽东亲自加写的几段话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两天后，林彪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人们在听了他的讲话之后，就更加震惊了。林彪从5月18日上午10点讲到午后1点。他大谈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制造恐怖气氛：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
“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
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
还没等听讲的人明白过来，林彪话锋一转，开始大肆颂扬毛泽东：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70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100多岁。”“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oo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从这天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天天大会发言。会场后来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一些人的发言越来越不可思议：批彭真，批陆定一，批罗瑞卿，后来竟批起了朱德。内容却多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或者纠缠细微末节。在这些批判发言中，林彪。康生、陈怕达等人可谓出足了风头。
5月23日上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作出《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和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如果说会场内还只是气氛紧张的话，那么会场外就真是充满火药味了。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组织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写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两篇文章以至高无上的口吻，宣布邓拓、吴晗、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声称：“我们一定不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5月10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又一篇文章《评“三家村”》。5月11日，《红旗》发表成本禹写的《怦〈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这几篇“权威性文章”一出，揭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文章如排炮一般，充斥各报。
在令人窒息的政治压力下，邓拓、田家英分别于5月18日、23日含冤自尽，悲愤地离开了人间。
从5月17日起，康生派他的老婆曹轶欧带人到北京大学秘密串连，策动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写大字报。5月25日聂元样等7人突然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矛头直指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
社会上的这一幕幕，显然是有人有意要将《五一六通知》内容透露出去，有些则明显是康生、江青等直接组织的。
在会场外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逐渐进入尾声。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也先后发了言。他们都谈了对文化革命的认识，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特别对在文化革命问题上跟不上毛泽东思想作了检讨。他们的讲话同林彪趾高气扬的讲话形成鲜明对照。
5月26日上午10点多钟，还是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中共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天是由刘少奇讲话，周恩来主持会议。
刘少奇的讲话谦逊而平和。他首先对会议专门安排他在这样一个重要时间讲话表示感谢，接着他讲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文化革命的意义和他自己的认识。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警句。整个讲话的精神是表示要跟上形势，保持晚节，革命到底。
谈到对文化革命的认识，他说。“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刘少奇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检讨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所犯的缺点错误。他从1927年大革命时期在武汉同意解散工人纠察队讲起，讲到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可以发展，1956年反冒进，1962年对经济困难估计严重，一直到1965年制订《二十三条》时不主张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把参加革命几十年间的缺点错误从头到尾数落了一遍。
刘少奇检讨的这些“错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检验，其中的大多数现在看来不但不错，而且是极为可贵的真知灼见。其所以认为错误，只是由于把党内长期形成的“左”的一套当作正确，有的则是因为同毛泽东的意见相悖。
中午1点30分，刘少奇讲话结束。周恩来随即宣布散会。
历时20多天的会议终于开完了，可人们的脑子里仍充满困惑。参加会议的人员纷纷离开会场。一辆辆轿车从人民大会堂门口开出，汽车喷出的缕缕尾气，好像是留下了一串串问号。
“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5月过去，6月来临。北京已是骄阳红火，燥热阵阵，显示出夏天匆匆降临的逼人气息。
1966年6月1日上午，人们打开新到的《人民日报》，忽见一篇标题刺目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号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还没等人们琢磨过味儿来，在晚上黄金时间播出的全国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又听到了北京大学聂元样等七人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份大字报更是其势汹汹：“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这两篇东西在一天之内突然冒出来，不但令中国的亿万老百姓惊愕不已，也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感到意外。
《人民日报》社论是陈伯达5月31日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之后，连夜搞出来的，并且不经中共中央审查直接见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则是康生私自把它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向全国广播的，事先也没有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商量。
事情还刚刚开了个头。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珮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的通栏大标题下，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配发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号召人们起来同“反革命黑帮”作斗争，“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都要“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下午4时，人们在广播中又听到：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中共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撤销陆平、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
6月4日，《人民日报》在发表改组中共北京市委、北大党委消息的同时，连发两篇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公开点出“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是修正主义者，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5日、6日、7日、8日..鼓动“文化大革命”的社论、文章在《人民
日报》头版一篇接一篇地发表。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开动了起来。全国各报刊、广播电台，连篇累牍地发表煽动性的口号、社论、消息。
人们的兴奋点被迅速催生出来。特别是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更是被这一连串的激进事件弄得心急火燎，再也坐不住，纷纷在本单位寻找黑帮，揪斗当权派。在街头巷尾，在各公共场所，成堆成群的人们热烈地议论着几天来的新鲜事，常常滞留到深夜还久久不散。北京大学等校园更是热闹非凡。城市交通和社会秩序开始乱套。
“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哄然而起。狂热的气氛从北京和各大城市迅速向全国城乡辐射。
这样的局面，实在是连久经群众运动风浪的刘少奇也始料不及。
6月3日，刘少奇紧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会议在福禄居会议室举行。参加的人不很多，除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三位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外，就是各方面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工交口薄一波，财贸口李先念，农林口谭震林，军队方面叶剑英，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办公厅汪东兴，北京市李雪峰、郭影秋，还有新近从中南局第一书记岗位上调来主管宣传文教工作的陶铸，以及一些有关的负责人。
刘少奇主持会议。先由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代表新市委汇报。他在谈了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的情况之后，讲了准备向学校布置的八条要求：（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不准打人、污蔑人；（七）注意保密；（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他最后提出：“有的学校领导瘫痪了，领导不起来，就派工作组进去领导。希望团中央、中组部组织人力帮助。”
经过一番讨论，会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的意见，向北京市一些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向各学校传达贯彻所拟的八条要求。刘少奇说：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的秩序，要把学生很快地组织起来，走上轨道。
会议精神迅速布置下去。中共北京市委开始向一些大学、中学派工作组。大学工作组成员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抽调，中学工作组成员由团中央抽调，然后由北京市委统一介绍到各学校。
“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个工作组，是由陈怕达率领的驻人民日报社工作组，5月31日进驻。第二个工作组是以张承先为组长的驻北京大学工作组，6月1日晚进驻。张承先是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已准备调任国务院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还没有到职，正好就先去了北京大学。这两个最早派出的工作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有关负责同志商定，并报毛泽东同意的。
自从向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消息在报上公布以后，北京许多大学、中学的师生成群结队涌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所在地，强烈要求派工作组进校。大多数学校的党政领导彼青年学生冲击得够呛，确实也无法行使领导职能。为使局面不致失控，中共北京市委在请示中央同意后，从6月5日起加快了派工作组的步伐。全国大部分省、市和一些中央部、委，也纷纷仿效北京市的做法，陆续向本地区、本系统的一些单位派出了工作组。新调任
的文化部常务副部长肖望东（原南京军区第二政委），还主持向国务院文化系统各单位派出了由军队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林彪亲自批准从解放军总政治部抽调300名干部参加这些工作组。
工作组开进学校，竭力组织学生有秩序地参加运动。但被《人民日报》那一篇篇激动人心的社论文章撩拨起来的学生们，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学校秩序还在滑坡，混乱局面迅速向社会扩散。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常委经过商量，决定去杭州毛泽东那里开一个会，研究一下运动的指导方针。
6月9日，三位常委和从北京去开会的人乘一架专机飞抵杭州。
小会在毛泽东住的刘庄宾馆开了两次。出席会议的，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陶铸，还有根据毛泽东意见增加的陈怕达、江东兴和六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李雪峰、宋任穷、刘澜涛、魏文伯、王任重、李大章，陪同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来杭州的康生，也正好参加。会议完全是务虚性质的漫谈，话题换了一个又一个：运动情况，教学改革，提拔年轻人，报纸版面，点名批判程序，工作组，农村生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
工作组问题倒是涉及到了，但没有形成明确意见。毛泽东只顺便说了一句：“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如贵阳师范学院派什么人去？”
可是，事实上这时大部分工作组已经派出。
常委们回到北京，开始贯彻杭州会议精神。因为周恩来6月15日要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指导运动的责任现在就落在刘少奇、邓小平两个人身上了。
首先是把杭州会议上比较确定的几件事贯彻下去。一是大学、高中停课半年，集中精力搞文化革命。这是会上定了的。二是关于文化革命的大体安排，这是各级组织都关心的问题。正好中南局、西北局各有一个报告，讲对运动的部署意见，在杭州会议上也谈过。这两件事都急，所以刘少奇、邓小平在6月13日回北京的当天，就以中共中央名义把停课半年的决定和中南局、西北局的文件发了下去。
第二天，刘少奇、邓小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这以后，他们又多次在福禄居会议室或怀仁堂后厅听取文化革命情况的汇报，研究处理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尽力按照杭州会议精神把群众发动起来，又不使社会陷于混乱。
为了增加感性知识，刘少奇利用夜深人静，到北京大学校园看了看张贴的大字报。隔了一天，又到清华大学看了一次。
两个学校的大字报真可称得上是铺天盖地。不但专门搭起来的一排排芦席棚上贴得满满的，就连那些位置稍为适宜的楼墙外面，也横七竖八地刷上了大标悟。在苍白的灯光下，各种红的、黄的、白的、文字的、漫画的大字报连成一片，被风吹得簌簌作响，形成一种奇特的景观。
然而，乱批乱斗的势头有增无已。几乎所有大中学校的一二把手都受到冲击。许多教授、专家被当作坏人揪出示众。出身不好的人被称作“狗崽子”，横遭歧视、污辱，抄家、打人、批斗会成为家常便饭。自杀和打死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少数学生同工作组发生对立，且有越来越严重之势。
6月18日上午9点，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利用工作组集中开会之机，设立“斗鬼台”、“斩妖台”，擅自把40多名所谓的“黑帮”、“反动学生”揪
来批斗。学生们给这些人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脸上涂上墨汁，对他们罚跪、扭打、揪头发、撕衣服，肆意污辱。现场极为混乱。工作组长张承先闻讯急急赶来，严肃批评了这种行为，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蔓延。
当天下午，北大工作组将这件事编写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张承先亲自去向中共北京市委作了汇报。李雪峰立即将《简报》转呈给了刘少奇。
6月19日，清华大学也出事了。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这事也报到了刘少奇那里。
这天，刘少奇的女儿平平回家，告诉父亲说，她上学的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有人反工作组，正在写大字报。
种种迹象表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学生反工作组。这些学生又在四处串连，酝酿采取更激烈的行动。许多学校出现尖锐对立的两派。局面似有进一步失控之势。
刘少奇感到事态严重。他对家里人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
如果听任这种苗头发展下去，局势将不可收拾。刘少奇决定采取措施。
6月19日，他要王光美去清华大学，作为校工作组顾问，观察运动情况，及时反映动态。
6月20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这天，刘少奇还把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同志约来谈话，要他们发动群众回击学校出现的反工作组大字报。他说：“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它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
第二天，6月21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一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布置对运动的领导。在汇报讨论之后，刘少奇对几个问题作了指示。他提出：要划一个界线，不要把什么人都说成是黑帮，6月3日北京市委改组以前听市委话、听蒋南翔话的，一律不追究，这个问题由北京市委起草文件，报中央批转全国；运动中要恢复党、团组织生活，党委烂掉的，工作组可以代行党委职权；不准随便提出夺权，不要打倒一切；运动的整个过程要抓生产、工作、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禁止打入、污辱人和变相的体罚。
会议精神贯彻下去，一些基本的教学、工作秩序开始恢复，无政府主义行为得到遏制。清华大学等一些学校的工作组还开展了反干扰斗争，把反工作组势力的猖狂气焰打了下去。
1966年的夏季，炎热异常。老百姓被前一段不分昼夜吵吵闹闹的“革命行动”弄得头昏脑胀，身心疲惫。现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恢复了正常的作息制度，社会治安渐趋好转，许多人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当然，要使运动真正走上正常轨道，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刘少奇指示为学校的文化革命制订规划，大学的由中共北京市委起草，中学的由团中央起草。有了规划，就可以使学校开展运动有章可循，结束目前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
令人忧虑的还有生产问题。文化革命开始以来，工业、交通生产情况越
来越糟。钢、钢材、煤的产量节节下降，质量下降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本建设任务上半年只能完成全年任务的百分之三十五六，大大低于原定计划。很清楚，如果让乱揪乱斗的浪潮涌进这些部门，生产将更大幅度下降。
刘少奇、邓小平把薄一波、陶鲁前等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找来商量这件事。经过反复研究，大家决定向毛泽东提议：把文化革命的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和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分期分批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并且由上级派工作队领导进行。
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联名向毛泽东发去一份电报，正式请示这一重要提议，并且附上了准备下发的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毛泽东理解了这一建议，同意将这个通知迅速发下去。
几天后，刘少奇得到报告，《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已经起草好，就等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
看来，“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希望走上正轨了。
工作组问题
墨绿色专列风驰电掣般地跨过长江，穿越黄河，在华北太平原上急速飞奔。
这是毛泽东主席的专列。
毛泽东1965年11月去南方巡视，已经接连在上海、杭州、韶山滴水洞、武昌停留了8个月，差不多是建国后他离开北京外出时间最长的一次。1966年7月16日，他以73岁高龄在武汉畅游长江，然后启程返回。7月18日晚，他回到中南海丰泽园。、
得知毛泽东已经回来，刘少奇立即赶去丰泽园，想向他汇报一下工作，可门卫通报后传话说“主席要休息”。刘少奇只得回家，等明天再说。
从第二天起，毛泽东陆续听取各方面汇报，阅读材料，了解北京和全国的情况。刘少奇除了向毛泽东汇报，还是继续主持例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处理文化革命问题和各项日常工作。
但是，围绕工作组的争论却越来越大了。社会上，小部分学生要赶走工作组，大部分学生要维护工作组，各不相让。常委扩大会上，陈伯达三次提出取消工作组，同样遭到大多数同志的反对。
刘少奇、邓小平支持多数同志的意见。在7月22日的常委扩大会上，刘少奇还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邓小平也说：“要教会工作队做工作，有的学校没有工作队恐怕不行。”陈伯达的意见被否决。
然而，刘少奇、邓小平尽管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但他们采取的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却同毛泽东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大相径庭。
毛泽东终于表态了。7月24日、25日，他连续两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和正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区中央局书记谈话，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意见。他说：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6月20号左右以后，有许多地方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许多工作组，包括张承先的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
对毛泽东的表态，中央文革小组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应。
7月25日、26日两个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出动来到北京大学，参加在东操场举行的两次万人大会。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大会上竭尽挑拨煽动之能事，声称“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宣布撤销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搬掉这个障碍物”。7月27日，他们又到北京师范大学，主持召开揭批工作组大会，当场宣布罢免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余的职务、撤销工作组。康生在大会上还公开放出“彭真策划二月兵变”的奇闻，借以蛊惑群众。
形势急转直下。
消息像旋风般传遍北京大中学校，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反工作组立即成为合法而又时髦的行动。学生们再度躁动起来，在学校内外掀起阵阵狂潮。
工作组是肯定留不住了。7月26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7月28日由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下达文件。
7月29日，上午10时许，人民大会堂中央大礼堂座无虚席。上万名师生挤满了整个三层大厅。这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大会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他首先宣读了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接着宣布由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讲话。邓小平讲完后，由周恩来讲话。
周恩来、邓小平在讲话中，都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邓小平说：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工作组有好的、比较好的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三种情况。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要完成“一斗二批三改”三大任务的指示。他们不约而同地用“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来表达自己跟不上形势的心情。
接下来，是刘少奇讲话：
同学们，同志们：
我同意邓小平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我也是在党中央工作的人员之一。党中央，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我们党中央的方针。
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会场内鸦雀无声。师生们安静地听着这位老革命的肺腑之言。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在工作组等问题上刘少奇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因此都怀着崇敬的心情聆听中央首长的讲话。刘少奇像是在和大家谈心：
怎样革命，现在只能讲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的群众，依靠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放手发动他们进行革命。更具体的方法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现在，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两个月，你们知道的比我们多，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又不上课，党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不上课干什么？千革命，专门干革命。在这半年中间你们可能取得很大的进步。我们也
可以跟着你们学习一些。
过去曾经派工作组，刚才雪峰同志、小平同志、恩来同志都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退工作组..工作队员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在你们学校里面做的，他们犯了错误或者做了好事，是在你们学校里面做的，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你们都清楚。
师生们听得很认真，许多人在作记录。接着，刘少奇用商量的口气讲了他的建议：
根据最近运动中的经验，我只是提一点建议。就是你们在运动中间要保护少数，保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你今天是多数，经过辩论之后，明天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在另外的问题上你又是少数。不只是错误的意见是少数，有的时候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自己有这个亲身经验，有些意见我提得并不错，讲得并不错，结果是少数。毛主席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也有过这种情形。所以，保护少数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不然，运动不能很正常地开展..
刘少奇讲话结束后，毛泽东从后台走出来，接见全体师生代表。
当上万名满怀热情的青年看到毛泽东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扩音器里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壮乐曲，“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响成一片！
工作组撤了，可毛泽东对运动情况仍不满意。他认为前一段运动走了弯路，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被压了下去，为了排除阻力，必须再作一次发动。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全体大会的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按惯例列席会议。与往常不同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聂元梓等也列席了会议。
8月1日下午2点45分，出席会议的人员都已到齐，毛泽东宣布开会。他作了简短的开场白，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是1号、2号、3号、4号、5号，开五天。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到，中间开三天小组会，最后开一天大会，就行了，现在请小平同志
宣布几件事情。”邓小平也用简洁的语言报告了会议出席人员情况和议程，接着是刘少奇作报告。
刘少奇报告的前半部分，主要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主持者的身分，向全会汇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所做的工作，特别是在国际、国内各方面所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后半部分，他讲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并且在工作组等问题上
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开始频频插话，会场气氛紧张起来。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
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陈伯达同志正式写了一个不要工作组的书面提议，有两条。
讨论时，多数同志的意见还是要工作组。最后我也发言，说我是主张要工作组的，工作组这个方式比较方便，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毛泽东插进来说：“当时只有去的问题。”
刘少奇解释说：那个时候已经是撤的问题。我说这个比较简单，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
毛泽东反驳道：“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
刘少奇只得又解释：“当时我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大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怎么会中断呢？”毛泽东又插了一句。
场内静寂无声。人们屏息静听着两位主席的不寻常对话。
刘少奇继续说下去，“当时我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主席头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说了。陶铸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个地方谈了。”
毛泽东再次打断了刘少奇的讲话，厉声说：“工作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完全是错误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坏作用，”
这天的会议共进行了两个钟头，下午4点40分散会。
8月2日，全会鉴于有些负责同志还有话说，又安排了一次大会。周恩来、陈毅、李雪峰等讲话。他们都在派工作组问题上作了检讨。周恩来6月中旬至7月初出访欧洲不在国内，对工作组一事参与较少，但他也主动承担了责任，说：“对于工作组问题，我认为常委特别是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对决定派遣工作组负责任。”
这天晚上，刘少奇来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毛泽东在前几天的一次讲话中说，中央所有负责同志和各地来北京开会的负责同志，都应该亲自参加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以便取得感性知识。这样，刘少奇经同李雪峰商量，选择北京建工学院做试点，直接参加学校的运动。这个学校在北京地区高校中最早形成两派组织，而且对立比较严重。刘少奇希望通过做思想工作，使分成两派的学生团结起来。
北京建工学院归口属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领导，建委主任谷牧决定随刘少奇一起到学校参加运动，刘少奇又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他们派来了戚本禹。外地来开会的刘澜涛等几位领导同志听说后，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也跟来了。
刘少奇等出席了这天晚上北京建工学院两派学生的辩论会，耐心地听取了几种不同意见，最后讲了话。他说：“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工作组在你们学校哪些做对了，哪些做惜了，你们清楚，我们还不清楚。有党中央、新市委的错误，谁的就谁负责。”同一天，邓小平、陶铸去人民大学做学生工作，希望保学校党委书记郭影秋过关。邓小平对康生等人有意讹传“二月兵变，，一事十分生气。他在会上以总书记身分公开辟谣说：“没有这回事。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8月3日，刘少奇再次来到北京建工学院。他把“八一团”和“革命团”这两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找来，分别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谈了话。
8月4日下午，按原定计划，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代表们陆续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刚坐下，有关工作人员宣布，下午不开全体会了，改开小组会。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另外一些人接到通知，下午3点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在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
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第二天，毛泽东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写了一篇异乎寻常的文字：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自，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犹如巨石投入水面，激起层层波浪。密云不雨的局面终于打破，形势急速发展。
8月5日下午，刘少奇按原定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率领的友好代表团。回家后接到周恩来电话，要他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8月6日晚，林彪结束休养从大连飞抵北京，直接住进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7日，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全会上印发。8月8日，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原定计划5天开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现在是无论如何不能如期结束了。从8月8日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弯子实在拐得太急，大多数人思想不通，在讨论刘少奇、邓小平“错误”时，表示同情者有之，沉默不语者有之，亦赞亦批者有之。自然，也有一些人一反常态，狠揭猛批，用词刻毒。
一天，刘少奇来到一个小组参加讨论，听取批评。这个小组里有一位老大姐叫陈少敏，是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39年刘少奇任中共中原局书记时，陈少敏曾任中原局组织部长。陈少敏对自己尊重和了解的老领导忽然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对待，非常难过。等到讨论主持人宣布休息，她特意走到刘少奇身旁，亲切地说：“少奇同志，有时间我要向您汇报女工工作问题。”
刘少奇马上明白了这位老大姐的好意。他缓缓站起来，环顾了一下周围那些正默默注视着的同志们，淡淡一笑，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陈少敏强忍着的眼泪一下子滚了出来。
在全会分组讨论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生活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江青不是政治局委员，却成了生活会外的活跃角色。她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然而并未完全如愿，陶铸第一个拒绝了她。结果，谢富治放了头炮。
8月12日，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在这天改选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们在事先印好名单的选票上画了圈，投了票。
重新选出的11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显著的变化有两个：一是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二是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刘少奇在选举后当即表示，他保证服从党的决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
这次全会没有重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但后来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4人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对林彪却仍称他副主席。这样，林彪实际上成了唯一的副主席，没多久便明文称他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检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南海福禄居比原来安静多了。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刘少奇由过去的紧张忙碌一下子变为清闲无事，开会、外出等活动急剧减少。现在，他可以整天整天地呆在家里，有充分的时间看书看报，阅读材料。
刘少奇的办公室、卧室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正门开在当中一间的正中。进得门去，迎面靠近北窗是一张办公桌，靠西壁放着两把简易沙发。这一间是作为刘少奇秘书的王光美的办公室。
从中间屋东壁的侧门进去，是刘少奇、王光美的卧室。卧室的陈设十分简单，主要就是两张床，两把椅子，一个挂衣架。两张床没有床架，是两个放在地上的床垫。因为王光美1963年冬天以后长期在农村参加四清，很少回家，刘少奇为防止夜里从床上滚下来，就索性摆成了地铺，这个习惯也就一直沿用了下来。卧室西北角立放着一架国产熊猫牌收音机、唱机，这算是房间里最贵重的东西了。
从中间屋西壁的侧门进去，是刘少奇的办公室。办公桌也是面朝东放在靠近北窗的地方。靠北壁立着一个书架，陈列着一些日常用的经典著作、工具书。靠南壁是一张放报纸的小桌，一把藤躺椅。每天早饭后，刘少奇总是先靠在这把躺椅上，把当天的报纸浏览一遍。西边靠墙处，是圈成半圆形的四把单人沙发，中间一张圆茶几。这是为一些领导同志来谈工作和会见少量客人而设的。
刘少奇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这时常委已由原来的7个增加到11个，好几个常委只是挂名。刘少奇、邓小平因为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路线错误”，这时只能闭门思过，不再参与中央日常工作。
就在刘少奇、邓小平变得清闲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却突然忙乎起来。
8月13日，是林彪作为第二号人物发号施令的第一天。当天他作了著名的“罢官”讲话，一口气说了好几个“罢官”，提出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
这天，林彪还把有人在叶群指使下写的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材料，送江青“酌转”毛泽东。这是林彪、江青继《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后的又一次勾结，是他们合谋直接陷害刘少奇、邓小平的第一笔肮脏交易。
康生在这一天也行动起来。他让他的老婆曹轶欧出面，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写信，揭发刘少奇、王光美。
江青、陈伯达等文革小组要员，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他们频繁地组织大会，发表演讲，鼓动青年学生起来批判前一阶段的“方向路线错误”，同时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高峰。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广场上人声鼎沸，配上五色杂陈的彩旗、标语牌，确实盛况空前。
大会上午7点半开始。林彪、陈伯达讲话。毛泽东身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检阅了游行队伍。
这是刘少奇降职以来第一次上天安门。休息的时候，他在靠边的一把藤椅上坐下，默默地抽烟，一面拿起一张报纸随意翻看。
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走过来，攀谈了几句。刘少奇指了指报纸说：“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伍修权无法作答，笑了笑走了。
8月18日大会后，红卫兵运动犹如脱缰的野马，爆炸般地向全国各地扩散、奔腾。青年学生已是一片狂热，成千上万的群众也莫名其妙地卷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旋涡，身不由己地跟着疯转。林彪有一句话：“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这话确实不过分。
红卫兵浪潮也波及到刘少奇家里。正上中学的平平、源源、亭亭3个孩子也成了红卫兵，有的跟着抄了一回家。孩子们以为这是参加了“革命行动”，十分兴奋，回到家里还在兴致勃勃地议论。
别人的事管不了了，但对自己的儿女不能不管，要对他们负责。刘少奇听孩子们说到红卫兵组织通知晚上还要去抄家时，当即阻止道：“不要去！”
吃过晚饭，刘少奇把儿女们叫到办公室。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给他们看宪法的有关条文，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呀！不能使它毁于一旦。现在，由于我的处境，不能拦阻你们，你们也拦不住别人。但是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
孩子们虽然已经风闻刘少奇犯了错误，但他们心目中的父亲仍是崇高的、权威的。他们似乎懂得了宪法的神圣，从此不再去参加抄家。
刘少奇对这种不要法制和秩序，鼓动不诸世事的学生娃娃胡闹的做法实在不理解，但他无能为力。他已经得到通知，9月份召开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要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检查。所以他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写检讨。
他努力按照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中的口径，着重检查在派工作组等问题上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他写道：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
央其他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9月10日前后，检讨终于写成了。刘少奇让秘书把检讨稿送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快有了回话。他给刘少奇写来一封短信：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刘少奇当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立即给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写信：
恩来同志：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之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
周恩来也很快照办了。可是，原定的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因故取消，改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也就随着移到工作会议上去作。
10月9日下午3点，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幕。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通过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但是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领导干部，真正积极贯彻的很少，多数消极应付，不少人用各种方式抵制。对这种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很是恼火，毛泽东也不满意。于是，决定召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解决这种两头热、中间顶的局面。
经过几天小组讨论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10月16日在会上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报告指名道姓地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会场之外，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暗中操纵下，社会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自10月6日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召开10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张春桥亲临讲话之后，北京的各个大学又一次骚动起来。许多工作组成员被
揪被斗，抢广播站、冲击机关、围攻批斗等野蛮行动又一次在各学校流行。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也开始在一些校园和大街上出现了，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还采取许多手法企图把王光美揪到学校批斗。这些动向明显是对陈伯达报告的呼应。
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分别读了他们的检讨。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主持了一个汇报会。各小组的召集人汇报了对刘少奇、邓小平检讨的讨论情况。然后，毛泽东讲话：
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
为什么要学生们看《阿Q正传》？意思是要他们不要学鲁迅笔下的那个假洋鬼子，不准别人革命。毛泽东和颜悦色地继续说下去：
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
在一旁听讲的康生突然有意插话说：“八大的报告当中就有取消阶级斗争的思想，刘、邓两个人的报告中都有这个问题。”毛泽东马上说：“我们都看了的嘛！大会通过了的嘛！不能单他们两人负责。”康生讨了个没趣，不吭声了。10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全体大会。议程比较简单，就是毛泽东、林彪讲话。
林彪先讲。他在讲话中也指名批判“刘邓路线”，说：“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毛泽东的讲话同林彪、陈伯达的调子不一样，显得和缓多了，并且认为中央的问题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他说：
“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周恩来、陶铸也在为制止群众的过火行为费尽心力。10月12日，周恩来断然拒绝了清华大学红卫兵要王光美到学校接受批判的要求。10月19日，他回答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派说：“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你们贴到天安门，外国人就会怀疑我们是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少奇同志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的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要去发动群众。”11月2日，新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明确要求把中央组织部机关内张贴的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取下来。他对在场的群众说：“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
他还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也是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11月3日，毛泽东第六次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连的红卫兵群众。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欢呼声震天动地。
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慢慢转过身，同刘少奇亲切交谈。毛泽东特意问了王光美和孩子们的情况。刘少奇一一回答，然后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毛泽东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了。”
休息的时候，刘少奇迎面碰见邓小平。
“小平同志，你怎么样？”
邓小平笑了笑说：“横直没事。”
刘少奇也笑了笑说：“没事，学习。”
刘少奇、邓小平共事多年。自中共八大以来，他俩一个负责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一个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工作关系相当密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在工作组问题上一起犯了“路线错误”，一起检讨。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的简短交谈，竟是他俩的最后一次对话。
回到家里，刘少奇除了看书看报，仍然无所事事。每天，他仔细阅读着孩子们从外面买回来的各种红卫兵小报、传单。他看到的是，这些满天飞的印刷品上，充斥着对“刘邓路线”的攻讦之词。
毛泽东不是已经几次表态了吗？为什么还这个样子呢？
刘少奇指着那些小报、传单对王光美说：“他们有极大的片面性，主席迟早要批评的。”
一天，王光美对丈夫说：“能不能跟中央说说，你辞掉国家主席，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
刘少奇摇了摇头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可是，局势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呢？
各方面打击接踵而来
1966年的冬天，出奇地寒冷。
宽阔的中南海湖面结起了厚厚的冰，灰白一片。路边、园中的林木，大都光秃秃的，毫无生气。原本是姿态各异的假山怪石，这会儿也显得冰冷而又凶险。凛冽的西北风从坦荡的冰面席卷而来，又从树林、房舍间呼啸而过，把整个中南海大院搅得满园寒彻，一片萧索。
12月18日下午2点来钟，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的里间，两个戴眼镜的人正在关着门密谈。这是两个“文化大革命”以来炙手可热的人物：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另一个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头、人称“蒯司令”的蒯大富。
“蒯大富同志，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
“敌人不投降，我们就叫它灭亡！”
“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领受旨意后，迅速离去。
几个小时后，在中南海西楼一个小会议室里，是又一番情景。
公安部长谢富治和另一位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正在召集从军委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抽调来的4个人开会。
谢富治宣布：“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审查王光美，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接着他交待了领导关系、工作方法等事项。末了，他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纸交给他们，说这是王光美专案组领导成员名单，要他们好好保存。
没有任何正式文件，“王光美专案组”这样就算成立！
从此开始，形形色色针对刘少奇的大动作小动作，像西伯利亚南袭的寒流，一阵又一阵接踵而来。
12月2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公开宣称：“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2月25日，蒯大富根据12月18日张春桥的密谈授意，发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他率领5000多人到天安门广场，大事张扬地举行“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后这支人马兵分五路，由天安门广场向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一路辐射开去，沿途呼口号、作演讲、贴标语、撒传单。“大行动”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打垮刘邓资反路线的猖狂反扑”作为主要口号，一路呼喊，还用大标语醒目地贴上了天安门城墙。这一活动持续了多日。
12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讲话中公然将刘少奇称作赫鲁晓夫。
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联合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参加者达10万之众。会上公开喊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
12月30日，中央文革小组代组长江青带着王力、关锋、姚文元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表示“坚决支持”。
12月31日，江青单独召见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要她彻底跟刘少奇划清界线。在江青的策动下，刘涛很快贴出造刘少奇反的大字报。
从1967年1月1日起，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开始时不时地去刘少奇住处骚扰，1月3日第一次直接面对面地围攻、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
发生在北京和中南海的这些举动，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传遍各地。到1966年底、1967年初，“倒刘”活动蔓延全国，愈演愈烈。毫无根据地攻击、丑化刘少奇的舆论和行动到处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经在各地随便呼喊。1月6日傍晚，清华大学造反派“井冈山兵团”在北京第二人民医院设下所谓“智擒王光美”的圈套。他们谎称刘少奇的女儿平平遭车祸压断了腿，需要家长签字后动手术截肢，将刘少奇、王光美骗到医院，当场扣押了王光美。刘少奇在警卫人员的护卫下，好不容易脱身返家。周恩来闻讯后连夜派秘书去清华大学交涉，造反派才将王光美放回。
1月12日，戚本禹在钓鱼台16号楼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
的一些人开会。他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当晚，秘书局造反派“红色造反团”联络了150多人，喊着口号强行冲进福禄居，围斗刘少奇、王光美。造反派要刘少奇低头弯腰，背语录，回答问题，要王光美站在一张独腿桌子
上。刘少奇背不出语录，造反派便大声起哄嘲笑。刘少奇回答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写的内容是什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在当时起到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创见，这些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解答。”
第二天深夜，一辆华沙牌小汽车冒着严寒开进福禄居前院。从车上下来的是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他是奉毛泽东之命，接刘少奇去人民大会堂谈话。
毛泽东在他的临时住处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等候刘少奇的到来。他一见面便关心地问：“平平的腿好了吗？”
这显然是指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智擒王光美”开头时的情节，没有想到传到毛泽东那里竟误以为真了。刘少奇立即据实答道：“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
毛泽东客气地问候了刘少奇家人的近况。刘少奇则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不适宜再担任领导职务。他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针对有人在大字报中不惜用造谣来进行人身攻击的恶劣行径，刘少奇告诉毛泽东，此人品质极坏，话不可信，并拿出一封群众检举信作证明。
毛泽东表示信不看了，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他特别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两本。
谈话结束，毛泽东起身为刘少奇送行，一直送到北京厅门口。分手时毛泽东亲切地说：“回去后好好看书学习，保重身体。”
刘少奇平静地踏上归途。回到家里，他对焦急地等待着的家人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
但是，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到了1967年3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刘少奇问题明显升级，毛泽东似乎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1967年3月9日、10日，陈伯达、康生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作了系统批判。3月21日下午7点半，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与会人员，然后留下来议论一些问题，决定了几件事情。其中一项就是，把运动中揭发刘少奇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并指定由康生分管这件事。
从此，审查刘少奇似乎有了“合法依据”，专案工作紧锣密281鼓地展开。社会上，攻击、批斗刘少奇的种种行为更加肆无忌惮。
3月下旬，一份红卫兵小报披露张春桥等人的揭发，说刘少奇曾经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还自称“红色买办”。刘少奇凭他的政治敏感发觉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信号，背后藏有杀机。3月28日他在看到小报后当即给毛泽东写信，叙述了当时看这部电影的经过，驳斥张春桥等的诬蔑，说明自己“根本没有《清官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种想法和看法”，也不可能说出《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类话，要求中共中央调查。
可是，这封信没有起到作用。4月1日，各大报纸一齐抛出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继续散布刘少奇赞扬《清宫秘史》的谎言，用所谓八个为什么肆意攻击刘少奇，说：
“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刘少奇从报纸上读到这篇文章，极为愤慨。他把报纸狠狠一摔，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他越说越生气，“我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
然而没有人理会他的要求。相反，从戚本禹的文章开始，一个所谓“革命大批判”的高潮迅速掀起。从北京到各地，针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文章充斥于各个报刊的版面，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这时对刘少奇只能说他坏，不能说他好，如果有人敢于表示出不同意见，轻者遭批斗，重者打成反革命甚至逮捕判刑。
在这种风雨如磐的情势下，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服务人员也成立了造反组织，起了个名称叫“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为了表示自己并非“保皇派”，他们在4月6日、12日也对刘少奇采取了两次“革命行动”，要刘少奇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8个为什么。
面对这些平时朝夕相处的工作人员，刘少奇采取了尽量不对立的态度，耐着性子回答他们的问题，同时据理力争。但当人们七嘴八舌地追问到所谓“61人叛徒集团”时，刘少奇光火了。他终于控制不住，大发雷霆说：“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61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
陷入怪圈的“文化大革命”欲罢不能。对刘少奇的种种打击迫害仍是接二连三袭来。
1967年4月9日，刘少奇获悉，清华大学造反派第二天要召开30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还有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300人陪斗。他看出这是针对自己的一个严重步骤，心中万分不服，却不得不作最坏的打算。刘少奇的儿女们在《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爸爸一听，立即震怒了。他推开饭碗，大声激昂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爸爸胸中的激愤终于像火山似的爆发了。妈妈急切地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当然应该是我去向群众检查..”
“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爸爸激动地说，“我绝没有反过党，没有反过毛主席。别人反对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江青也反过，我一直是拥护主席的。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有，但没反过。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我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爸爸说到这里，把手中汤勺猛地位桌上一摔，手都微微颤抖了。“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
爸爸继续说：“去年八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这么多干部
都被打倒了，将来的工作谁去搞？生产谁来抓？”
我们凝神静听，感到爸爸的心胸是那样坦荡，那样光明磊落。爸爸神情严肃地望着我们，语气坚定地说：“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不论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也永远不反毛主席，永远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爸爸停了一下，长出了一口气，似乎他的话已经说完了，激动的情绪也安静下来，恢复了以往的安详神态，亲切地望着我们，缓慢地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妈妈哭了。她泣不成声地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会把骨灰给你们的。”爸爸语气坚定地对我们说，“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嘛！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我们几个孩子眼泪早已流尽，瞪大着眼睛，仔细静听，生怕漏掉一字，默默记在心里。爸爸说完，站了起来，坚定而又响亮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说完，便回到他自己房间去了。
第二天清晨，王光美果然被清华大学造反派拉到学校，先是在小范围接受审问，然后被揪到大操场批斗。造反派强迫她穿上旗袍，戴上一串乒乓球“项链”，还对她拳打脚踢，施以种种人格污辱。王光美在武力面前不屈服，坚持说理斗争。她严词回答造反派说：“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你们要是不摆事实不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你们斗吧！”
4月14日，刘少奇向“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交出一份书面答复，具体回答了戚本禹文章中“八个为什么”对他的攻击诬蔑，逐一说明事实真相。工作人员把原件上报，另外用大字报形式抄了一份在中南海院内贴出。但几个小时后，这份答辩285大字报不知被什么人撕了个粉碎。
在这险象环生的日子里，刘少奇还不能不为儿女们的处境担忧。他无法估计等待着孩子们的将是什么命运，但他确信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保护他的后代。他叮嘱眼前几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最小的女儿小小只有6岁，平时活泼可爱，是刘少奇夫妇的掌上明珠。可现在，刘少奇预料自己已经无法保护和抚养她了。他决定把小小托付给保姆赵淑君，让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把小女儿带出去，带到群众中去。他交待妻子说：“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连续不断的打击使刘少奇的精神和身体每况愈下。7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通知刘少奇说，中央的意见要刘少奇向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检查。刘少奇实在写不出什么新东西来，只好按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的内容改写。
“检查”由刘少奇签名送出后，他又把它要回来，在第三部分的开头加了一句话：“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
这份检查尤其是后加的这句话，被造反派指责为“假认罪、真反扑的铁
证和宣言书”。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北京和外地的上千个造反派组织成立所谓“揪刘火线”，纠集数以万计的人在四周安营扎寨，包围中南海，扬言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
围困中南海的造反派几次三番“勒令”刘少奇检查。刘少奇十分气愤，拒绝再写检查。他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送“勒令”来的人抗议道：“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凭什么向我下勒令？”他当即把这些“勒令”原封不动转送中共中央，听凭处理。
尽管刘少奇作了最坏的打算，但重大的打击还是比他预计的来得更快、更严酷。
7月中旬，江青、陈伯达、康生趁毛泽东、周恩来去武汉视察不在北京之机，决定组织群众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他们的夫人，由戚本禹具体指挥。其中重点是批斗刘少奇夫妇，决定在批斗会的同时抄家，批斗会后对刘少奇、王光美分别“监护”。
7月18日上午，刘少奇、王光美得到了当晚要开大会批斗他们的消息。刘少奇预感到生离死别的日子也许就在今天。他对王光美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晚上，一群造反派闯进福禄居前院，七手八脚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押送到中南海西大灶食堂和西楼大厅两个地方。批斗会开了两个多小时，不许刘少奇说一句话，却强行要他自始至终低头站着。他掏出手帕想擦一下汗，被造反派一巴掌打落在地。
批斗会结束，刘少奇被带回到已经查抄过的福禄居前院，王光美被带到后院。两个人被分别看管，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同他们接近。
从此以后，刘少奇完全失去自由，除关押地点外同犯人没什么两样。他和王光美的一举一动都处于严密监视之下，随时写成书面报告上呈。
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与此同时，中南海内的三四百人又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由中央文革小组曹轶欧、王道明坐阵指挥。算起来，这已是对刘少奇、王光美的第六次批斗。
这次批斗是最残暴的一次。
刘少奇的几个儿女，也奉命参加批斗会，目睹他们的父母287遭受凌辱。他们看到了这样惊心动人的一幕：
爸爸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光穿着袜子。就在这时，妈妈突然挣脱，一把紧紧抓住爸爸的手，爸爸不顾拳打脚踢，也紧紧拉着妈妈的手不放。他俩挣扎着挺着身子，手拉手互相对视。这是爸爸跟妈妈最后握手告别..几个坏人狠狠地掰开了他们的手，妈妈又奋力挣脱，扑过去抓住爸爸的衣角，死死不放..
批斗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结束之后，造反派们将刘少奇押回福禄居前院。一进办公室，刘少奇不顾浑身伤痛，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愤慨地对来人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这次批斗会后，刘少奇、王光美仍被分别关押在福禄居前后院。看管措施更加严格，昼夜有哨兵监视。从这一天起，一直到1969年刘少奇逝世，他再也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亲属。8月7日，《北京日报》发表《篡党篡国阴谋的大暴露》一文，说刘少奇策划和支持了所谓的“畅观楼反革命事件”。刘少奇读到后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信，反驳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他写道：“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他再次郑重提出辞职，“我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免除我党内党外的一切职务。如果有任何一项要写出什么书面文件，我随时都可以写出。”
但是，随着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地位的上升，他们逐渐垄断了处理刘少奇问题的大权。刘少奇一次又一次的申诉、抗议。要求辞职，都被置之不理。9月13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他们的子女被赶出家门，住到各自的学校，接受批判审查。刘少奇孤零零一人被关在福禄居前院，对他的迫害还在一步步加剧。
刘少奇终于意识到，他已经落入一伙坏人的魔掌，一切争辩都将无济于事。从此，他不再写信，不再申述，说话越来越少，最后索性连一句话也不说了，用沉默来表示他无声的抗争。
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北京城西的玉渊潭东北侧，有一个风景幽雅、设施考究的去处，人称钓鱼台。传说金章宗完颜璟在这个地方钓过鱼，钓鱼台由此得名。金代还有一个文人叫王郁，也曾在这里“筑台垂钓”，可见当时这一带大概鱼不少。到了清代，乾隆皇帝也看中了这块地方。他调集大批工匠在这里整治湖面，大兴土木修建行宫，盖起了登漪亭、潇碧轩、养源斋等别墅型建筑，成为一处著名的皇家园林。1949年后，人民政府经过多年修茸建设，把钓鱼合辟为国宾馆，用以接待最重要的来宾，作为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下榻之地。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江青坚持要把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她自己率先搬进来占据了地势、环境优裕的11号楼。其他文革小组要员也陆陆续续跟着搬了进来。陈伯达进了15号楼，康生占了8号楼，张春桥、姚文元住了16号楼，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散住在16号楼等处，可谓各得其所，优哉游哉！
钓鱼台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线指挥部。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们，在这里密室策划，基层点火，把个平静的中国搅得天下大乱，浊浪滚滚。
在中央文革小组指挥“文化大革命”的诸多繁杂事务当中。有一件事是他们始终紧抓不放的，这就是千方百计打倒刘少奇。
中央文革一帮人，还有林彪一伙，几乎都是靠反刘少奇起家和攫取高位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他们获得了处理刘少奇专案的权力。为剪除后患，他们加紧从政治陷害和人
身摧残两方面入手，置刘少奇于死地。
他们首先控制了刘少奇专案的领导权。“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是执掌公安大权的谢富治，他是专案工作的前台负责人。但
帅上有帅，谢富治又唯江青的马首是瞻。1968年2月22日，他在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
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
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他还专门开会向专案人员交持：“要有组织观念，脑子里要有个江青同志，重大事要请示江青同志，有
利于把案子搞好，有利于把叛徒抓完，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搞好。”还有一个康生，他作为中央常委分管这个专案，也加入了穷凶极恶迫害刘少奇的行列。刘少奇的命运落到这伙人手里，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搞到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真正是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使尽了浑身解数。他们建立了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全国范围内搜索材料。光为寻找“1929年在沈阳被捕叛变”的证据，就在沈阳组织了400人的“彻查队伍”，调阅的敌伪档案汗牛充栋，结果一无所获。为逼取口供，他们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来一批人审讯，仅专案组直接关押的就达64人。把这些人抓来之后，他们采取勒令交代、长期隔离、日夜审讯、轮番批斗、软硬兼施等手段，编造假情况，拼凑能陷害刘少奇的伪证。
1968年9月，在江青、康生的一再催逼下，谢富治指挥“刘少奇专案组”日夜奋战，终于整出了三份所谓“罪证材料”，陆续送到了钓鱼台11号楼江青的手里。
江青审阅后用极端的语言为刘少奇问题定了性。9月16日，她虚张声势地批示道：“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林彪、康生、陈伯达也都批了意见，林彪还特别提出“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召开了。这次会议极不正常。195名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竟有71％的人被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剥夺了他们出席会议的权利。97名中央委员当中，除上次全会以来去世10人外，允许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有选择地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勉强过半数。允许出席会议的候补中央委员只有9人。而扩大进来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文化大革命”以来提升的各类人员达74人，超过总人数的一半。
江青、康生、谢富治关在钓鱼台紧张策划，把逼供得来的三份“罪证材料”综合改写成《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由张春桥修改定槁后提交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在最后一天批准了这个用伪证写成的《审查报告》，从而铸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但就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中，中共中央委员陈少敏还是不畏高压，在讨论《审查报告》时拒不表示同意，在全会表决通过时坚决不举手。
这时在中南海福禄居，刘少奇已是重病缠身。对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关于专案的种种情况，他一无所知。在对他立案、审查、定案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向他透露过有关专案的消息，更没有人来听取过他的任何申述。为了
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他曾经几次三番地口头争辩、书面申诉，但这一切均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精神上的重重打击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使刘少奇的身体急剧地垮下来了，1968年3月以后，他的病情明显加重。4月12日中央警卫局整理的《刘少奇情况反映》写道：“据大夫检查：刘的神智不大清楚，表现定向，辨别不清，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应，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在穿衣、安假牙时，几次发现上下倒穿、倒安的情况，当别人告其错了时，还不知纠正。”
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医治，刘少奇的病情终于恶化。7月9日，他的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生命危急。这时才赶紧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医生们会诊提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建议将病人撤离监护环境住院治疗，但得不到批准。没办法，只好从北京医院拉来一些医疗器械，就地治疗。
刘少奇的卧室很快布置成了病房，放上了氧气钢瓶、点滴注射吊架。经过抢救医治，到7月24日刘少奇总算又缓了过来，脱离了危险期。
打那以后，刘少奇只能整天躺在床上，在重病的折磨下苦熬，他已经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可得不到应有的护理。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儿女眼下身在何方，遭遇怎样？只有严密的监视仍像影子一样从早到晚跟随着他。
刘少奇的家人已经不可能来看望他、照顾他了。这个时候，他的妻子王光美正被关在秦城监狱一间阴暗霉湿的牢房里；在包头某国防工厂任副总工程师的长子刘允斌，已在1967年底挨斗后卧轨自尽；在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作的长女刘爱琴，正被关在“牛棚”里，不准回家；在七机部一院当技术员的次子刘允若，1967年被江青点名后被捕入狱。原来一直同刘少奇、王光美生活在一起的4个子女，也早已被赶出家门，流落各处：19岁的平平被关在单人牢房；17岁的源源四处逃亡，1968年12月又被抓进拘留所；15岁的亭亭一个人住在学校，还时不时要她检查；年仅7岁的小小也饱受欺负和歧视。
刘少奇的病情反反复复，频繁发作，一次比一次严重。1968年10月11日以后，他不能用嘴吃东西了，医护人员只好对他实行从鼻孔插管灌食。这种维持生命的方式，一直继续到他逝世。
1969年7月，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再度大发作：高烧，咳嗽，呼吸加快，两肺湿罗音明显增多，心率加快，医生们又紧急会诊，一致认为他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因他年龄大，久病长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休克、心力衰竭、糖293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经过一阵紧张的抢救治疗，病情总算又暂时稳定了下来。到了10月份，中国北部边疆局势紧张，战云聚集，毛泽东作出了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10月17日，正在苏州休养的林彪以副统帅的资格发出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全国据此进行大规模备战行动。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将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外地。刘少奇当然首当其冲，决定将他送往河南开封。10月17日晚，一架伊尔—14型飞机早已停在北京西郊机场待命。19点23分，躺在担架上的刘少奇，在两名专案人员的押送下，被七手八脚抬上飞机。由于走得匆忙，有关人员
只给刘少奇套了一件上衣，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就用一条被子往他身上一裹，放在了担架上。
飞机到开封机场着陆已是21点30分。同机跟去的还有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和原卫士长李太和。刘少奇被抬下飞机直送监护地点——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这个地方是旧中国的同和裕银行。小院四周是连接着的三层楼房的墙面，墙体高大坚固，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出去。刘少奇被安置在北楼一层一个套房的里问。在通道门口和刘少奇卧室门口布置了两道警戒线，还有昼夜24小时双哨床前监视。警卫方面确是严密到了万无一失。
这些如临大敌般的看管措施显得荒唐可笑，实际上也毫无意义，因为刘少奇已经病得神智昏迷，不能下床了。11月6日，从北京跟来的人全部奉命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完全交由开封驻军负责。
看管、护理刘少奇的人员是从开封驻军部队抽调来的，尽管事前他们都接受了“激发对刘少奇阶级仇恨”的阶级教育、保密教育，可大家还是十分惊讶：眼前所见的景象，同报纸上所谓“最凶恶敌人”的说法，反差实在太大，怎么也对不起头来。他们看到的是，这位“重点监护对象”瘦成皮包骨头，病得奄奄一息，靠鼻饲维持生命，似乎连说一句话的气力都没有了。
到开封没有几天，刘少奇的病情就发作了3次。第三次是在11月10日，刘少奇又高烧不退。当地医护人员限于水平和条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仍按肺炎治疗。
11月12日凌晨1时许，刘少奇身体状况急趋恶化，发生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等现象，吸氧后也不见改变。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6点38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3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1岁。
此刻，是1969年11月12日早晨6点45分，离刘少奇被送往开封还不到26天。在他临终前后，身边没有一个亲属。他的妻子儿女在几年时间里对他的生死下落一点也不知道，一直到林彪灭亡后的1972年，才得知刘少奇已于3年前离开了人世。
11月13日午夜，刘少奇的遗体被送到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
火化手续是从北京赶来的专案组人员办的，登记申请人时冒用了刘原的名字。对死者则填了“刘卫黄”这个刘少奇少年时曾经用过但不为外界所知的名字。
刘少奇的骨灰被装在一个临时从商店买来的普通木质骨灰盒里，交费后寄存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存放室。火葬场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谁的骨灰。中国广大的老百姓，更是对刘少奇之死毫无所知。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共和国不会忘记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历史的脚步沉重而又迅速地跨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灭亡。
1976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先后与世长辞。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覆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中国共产党终于摆脱了“左”的思想的长期束缚，彻底清算了给党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错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党内外的许多干部群众早就对刘少奇一案表示怀疑和不满，这时纷纷向中共中央写信，要求为刘少奇平反。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11月，复查组经过认真周密的核查，证明“文化大革命”中作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伪证写成的，“报告”中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没有一项符合事实。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全会发表公报指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是五中全会的另一项主要议程。全会认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几十年来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文化大革命前夕，由于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提出了党内存在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随后又提出了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论断是完全错误和不能成立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种情况，捏造材料，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必须彻底平反。近一年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针对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刘少奇同志的各项‘罪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核对材料，向中央作出了详尽确切的审查报告。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这个审查报告，据以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草案）。全会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一致通过这个决议，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在适当时间为刘少奇同志举行迫悼会；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本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把全会的决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传达，消除过去对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鼓舞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充满信心地献身于实
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
1980年5月15日，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人以及各方面代表人士组成的刘少奇治丧委员会发出公告：
“为深切悼念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定于：1980年5月17日在北京举行追悼大会。同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中央、国家机关，我国驻外使领馆和其他驻外机构，北京市和其他省、市、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学校等单位，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在这之前的5月13日，刘少奇治丧委员会派出代表，同刘少奇
的亲属一起，前往河南迎取刘少奇的骨灰。河南省暨郑州市举行了隆重的骨灰迎送仪式。
5月17日这天，北京天安门广场国旗低垂，气氛肃穆。下午，党和国家领导入以及首都各方面代表1万多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刘少奇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他说：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汪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们党的缺点和错误，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不幸病故。这是我党和我国人民巨大的损失。党中央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根据确凿的证据，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种种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们党采取的这种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立场，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敬爱的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象，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刘少奇生前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他去世后遗体火化，骨灰撒在大海里，刘少奇治丧委员会和他的亲属尊重他的遗愿。中共中央书记处将散撒骨灰的任务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执行。
5月19日上午，刘少奇的骨灰在治丧委员会代表和刘少奇家属子女的护送下，由北京乘专机运抵青岛军港。
众多的人民群众和解放军官兵聚集在青岛码头，为这位一代伟人作最后的送行。中午，执行散撒仪式的5艘海军军舰在绵绵细雨中编队驶向黄海海域。午后1时许，在哀乐和21响礼炮声中，刘少奇的骨灰撒向了浩瀚无边、滔滔不息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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