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耐因
诬陷刘少奇同志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的审讯，揭露出真相——这是江青一伙采取法西斯手段逼供诱供、编造出来的。
特别法庭出示了13年前被告人江青批准的审讯计划报告，播放了在江青指挥下“突击审讯”张重一教授的录音，宣读了证人的证词。
张重一，1967年时67岁，解放前曾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解放后任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他既不认识刘少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但他认识杨承柞教授和杨的夫人袁绍英，杨、袁认识王光美，就这样，张就成了“证明”刘少奇、王光美是“特务”的“关键人物”，被拘禁起来。
当时，张重一已是肝癌未期。医生鉴定：张的眼睛明显出现黄疽，大量便血，脸部已出现“恶意像”，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对待这样一个生命垂危，而且同刘少奇、王光美毫无关系的老教授，江青竟亲笔批准了专案组对张重一进行突击审讯的报告。
我们且看这些报告吧：
1967年10月24日专案组报告：“案犯张重一肝癌恶化，据医生诊断，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即使送医院治疗也活不了多久，
187我们同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意见，仍在狱内一面治疗延长其生命，一面突击审讯。当否，请批示。”谢富治批：“送江青同志一阅。”江青批阅同意。
就是江青批准的这一纸计划，使张重一最后惨死在病床上。
1967年11月9日江青圈阅的专案组的报告，记述了审讯张重一这一骇人听闻暴行的全部过程。报告是这样写的：
“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10月26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28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7天的条件。至11月1日死亡。张犯是个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27夭中，突审了21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一切正直的人们，请看看这篇“自供”的报告吧。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的残暴凶狠难道不是暴露无遗了吗？
什么“花岗岩脑袋”？这是他们对正直人的诬陷；
什么“拒不交代具体罪行”？因为事实根本不存在；
什么“大力抢救”，“创造了多审7天的条件”？他们把人类救死扶伤的医学科学，变成了追逼口供的手段！
他们不借一切，日夜逼问的所谓“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究竟是些什么呢？
记者听过两盘当时审讯张重一的实况录音。据记者了解，审讯张重一的录音共有80多盘。但是，后来有些被洗毁，只剩下20盘了。就是这20盘录音带，成了江青残害人民、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同志的铁证。
把若干小时的录音整理成文字材料，那将是冗长的。特别
188是，其问有许多时间是病人的哀号声，要求“把手掰一掰”、挣扎着要起来又被按倒的声音，有命令吃药的喝斥声，有“快说，快说”的逼问声，以及垂危病人上气不接下气的呻吟，等等。我们略掉这些，只记录其中的几节，让录音带来控诉江青们的暴行吧：
录音带发出沙沙的声响，把人们带进阴森恐怖的审讯室，这里有一张病床，床上躺着一位老人，癌症的扩散，使他生命垂危；剧烈的疼痛使他呻吟、哀号，不断扭曲身体。床头悬吊着输液瓶，扎在他手臂上的输液针管摇荡着。几条汉子围在床前。几只粗壮的手按住病人的四肢。一个粗暴的声音在审问；一个衰弱无力、语无伦次、不时夹杂着哀号的声音在回答。
问：张重一，你把你知道的王光美的情况交代一下！张：哎..哟..这，这是完全应该的。得让我好好想..问：你想了好几天了！张：我应该说，我是想王光美这个人，现在还设想得清楚。问：王光美是特务不是？张：（含糊不清的低语）问：你了解什么情况？张：跟她父亲的关系..问：她父亲是怎么个关系？张：嗯，哎..我怎么这么糊涂呀，现在又搞不清楚了。问：你现在一点也不糊涂！你今天把问题交代清楚，好住院去。张：（含糊不清的嘟囔声）..我愿意。问：她父亲叫什么？张：唉，唉，我忘了..嗯，我感觉这里面有错了。哎，我说的可能是刘少奇，我说乱了。（挣扎的声音，几个人叫“不要动”、
“不能动”、“你一动就危险”的声音。一阵长时间的混乱。）间：你什么时候知道王光美是特务的？张：嗯..我昨天..好像说过。向：王光美是特务与刘少奇是什么关系？张：与刘少奇..关系，我不知道。问：你要端正态度，否则对你没好处！让我们再抄录几节。还是那个粗暴的审问声。回答是混乱的，病人显然
是处在神志更加不清醒的状态中。问：你认识袁绍英是谁吗？（注：袁是杨承柞教授的夫人）张：认识，
是杨承作的小舅子。问：你认识杨承祚的老婆吗？张：认识，她叫袁振新。（注：杨承柞的夫人叫袁绍英）问：这人是男
是女？张：男的。问：这人在哪？张：哎..我闹不清楚。问：你说说王光美是什么人？张：王光美我说不清楚。
问：你知道多少说多少，说说她过去的情况！
张：说说，叫我慢慢说..
问：你现在说说！
张：哎，..玄啊，有这个人国家很传染呐，很危险呐，哎..这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王光美这人，这人实在是个特务。这个人虽然本身是个特务，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特务，是个很具体特务。..这个人很显然的是个特务，这个家伙是很严重的很厉害的特务。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张：我..有个具体印象。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张：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
问：谁的信？
答，还不是信，就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我知道的..
审讯者设下圈套对一个垂危病人诱供、逼供，他们急不可待地要从垂死者口里捞取诬陷材料的紧迫状，被审者在昏迷状态中受残酷折磨语无伦次的情景，都由录音带真实地再现在人们面前了。
就是这样一个重病老人在昏迷状态中被逼问出来的混乱语言，使江青们如获至宝了。江青、康生、谢富治就凭张重一的以及另一个垂危病人杨承柞的这样一些“口供”，定下了王光美是“美国特务”。
这里还要特别记述一笔：专案组原来写的《王光美特务问题情况报告》，还有些心虚，只是说从调查和审讯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没有事实根据，“基本上可以断定”，已属很荒谬了；而江青看后还不满意，在报告上画了个大“×”，批，“搞的不好，退王专案组。”后来还是康生亲自起草报告，就变成了“根据现有材料证明”，仅就杨承祚等人口供“证明”，王光美是“美国特务”，而且又是“日特”、“国特”。
诬陷王光美，目的是陷害刘少奇。江青、康生、谢富治不止一次地交代专案组：刘王是一案，“不可分割”。他们把王光美定成“美国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江青还嫌这个不够，又凭空制造出刘少奇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一说是特派员）”的神话。
这是何等荒谬绝伦的事！但是，江青们就是这样干的，有当时审问人的证词在，有医生的证词在，有录音带在。
记者有机会翻阅侥幸保留下来的张重一案的原始“讯问笔录”。21次“突击审讯”一次不少，厚厚的一大本。那上面有时间、地点、审问者和记录人的名字，也有张重一那拿不稳笔的手颤抖着写下的难以辨认的签名，后来是手印。
最后一次审问，是1967年10月31日进行的。从上午9时，一直审问到24时零分，整整15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的11月1日凌晨2时，张重一就惨死在病床上。
看一看“讯问笔录”的最后几页，张重一对审问者的回答，是对诬陷者的揭露，是对江青的控诉！据当时在场者证实，临终前的张重一，有一段时间是清醒的。
问：你交代王光美搞过什么特务活动？
张：我希望把这问题给我一个机会。
问：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想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吗？
张：不能。这问题我真是搞不清楚，我也不造谣言。
问：你在捣乱，失败，直到灭亡啊！
张：我没想这个问题。
问：你为什么不交代？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人？
张：她是个共产党员。
问：你又在向党进攻是不是？..
张重一临死前讲出的这段话，粉碎了诬陷者罗织编造的一切谎言。
在那黑云笼罩中国大地的年月，难道只有张重一一个人有如此遭遇吗？不，还有许多。王世英是另一个。
王世英，1924年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中共中央监委专职委员。江青为了胁迫这位老同志说刘少奇是“叛徒”，亲自策划并批准了对肺癌已经扩散、半身不遂的王世英实行“监护”、“加紧突击审讯”的计划。但是，她什么也没捞到。王世英的回答是：你们要的东西，“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从今天起，一点也不给你们写了。”“让你们把我拖死算了。”
王世英1967年10月31日被“监护审查”，1968年3月26日3时“因肺癌皮下及肺脏腹腔转移死亡”。
为这件事，江青大发雷霆。
从江青住处查出的1968年3月江青“在八个专案组会上讲话”（记录稿）记载，江青说：“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像，摔了一跤也没有死。你们右倾。”“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江青的这段活，彻底暴露了她对老干部的刻骨仇恨及其腹内杀机！
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的指挥下，遭受刑讯逼供的还有丁觉群、孟用潜等，因为他们在1927年、1929年分别同刘少奇同志共同做过一段时间的党的地下工作。
丁觉群1967年9月3日写的材料说：“刘少奇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找不出这种关系？他搞了什么黑组织？有哪些人？进行什么活动？..如果是这样一个问题，我就无法回答！我不能欺骗党，乱谈一气。”他在另一份材料上写道：“他（指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以外，没有特殊关系。现在刘少奇还没有死嘛，可以对质嘛。”
这样的“交代”，江青是不需要的。于是，威胁、利诱、欺骗、恐吓，干钧压力一齐降落到丁觉群身上。
193他说了违心的话。但是，第二天他就写了声明：“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所以我才说。”9月25日，他又专门给审讯他的人写信：“老杨：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
江青需要的，正是这种“打破事实框框”的伪造！”孟用潜，1929年在沈阳奉天纱厂罢工事件中，曾同刘少奇同志一道被警察局拘留。因为没有查出他们与纱厂罢工事件有关，他们被取保释放了。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江青、康生一伙却硬要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不仅要把刘少奇打成“叛徒”，而且要打成“内奸”。
盂用潜在1967年5月22日被“隔离审查”。1967年6月22日专案组报告：“孟用潜..一个月来，根本不交代实质问题，态度极不老实。”康生批：“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江青在另一个呈阅件上批：“当心孟用潜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是在演戏给我们看。”
原“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孟的证词说：“康生指示说，专案组斗不过被审查对象，要用小型批斗会整徐冰的办法来制服他们。要专案组全体出动参加小型批斗。从7月5日至13日连续进行审问，白天问，有时晚上也问，参加批斗的专案人员有十余人，围上一圈，七嘴八舌，恐吓威吓..”原专案组副组长巫中在证词中叙述了当时在江青、康生指挥下审讯的情景：“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的讲不出来，或者讲的不合专案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吓他不交代就要升级（逮捕），谩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代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盂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7天..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写申诉翻案了。”
孟用潜在被关押期间，先后写了20份申述，推翻假供，他一再说明这些交代“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当时专案人员强迫他当场撕毁了其中5份，警告他：“再对1929年叛党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他们制造伪证所采用的手段，还有更离奇、骇人听闻的。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1946年国共谈判期间曾在北乎做党的地下工作，介绍工光美任军调部我方翻译工作。江青、康生、谢富治为了诬陷刘少奇、王光美，崔月犁也遭诬陷、迫害。他们审问崔月犁，美国在北平的特务机关所在地，他不知道；审问他东四六条门牌多少号，他也不知道。于是，审问者逼他数数字，从1、2、3、4数到38，这群人扑上来就是一顿毒打：“你早知道，为什么不说？”崔月犁根本不认识杨承祚，连名字也没听说过。审问人又逼他背“百家姓”，背诵到“蒋沈韩杨”，又是一顿打。他们拿来杨承祚的像片，背面写着“杨承作”，给他看，让他念。就这样，崔月犁就成了杨承祚介绍王光美做“特务”的“证人”；也成了他自己介绍王光美“打入”我方代表团的“证据”。
刘少奇被定为“叛徒”、“特务”的伪证，就是江青、康生等人这样制造出来的；许多人被定为“叛徒”、“特务”的伪证，也是江青一伙这样制造出来的！
江青直接控制、指挥专案组迫害无辜，用法西斯手段逼取口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证据是大量的、确凿的。她的同伙谢富治在一个报告上的批语，讲得清清楚楚：
“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江青在一次接见中国京剧团等单位的代表时也明明白白地说，她“现在担负着第一个大专案”，这有当时的录音为怔。她说：“我现在担负着第一个大专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虽然那些材料，我都重复看了，但是，因为我还得重批。..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1968年9月16日，江青在他们一伙罗织编造的诬陷刘少奇同志的一本厚厚的“罪证”上批：“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9月29日，林彪看了这个所谓“罪证”材料，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江青所批，还特地“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反革命集团的另一个主犯张春桥，也在一次会议上说：“你不要看这么一本啊！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这一本搞了一年多啦！..这样一本东西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但是，反革命们高兴得太早了。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必须剥去。伪造的“罪证”在历史事实面前已经化为灰烬，在庄严的人民法庭上，暴露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江青的反革命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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