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峥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专案组”采取弄虚作假、刑讯逼供等恶劣手段伪造证据，于1968年9月炮制出三本所谓“罪证材料”，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设立这个专案组，既没有中共中央的文件，也没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更没有通过中共中央全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末，这个“专案组”究竟是怎样成立起来的呢？它都千了些什么呢？
一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但在这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事实证明，毛泽东仍把刘少奇作为党内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并非要打倒刘少奇，也没有要对他立案审查。
1966年11月3日，在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特地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当刘少奇表示要到群众中去接受锻炼时，毛泽东说：你年纪大
172了，就不要下去了。1967年：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两派红卫兵组织几次“勒令”刘少奇到该院检查。毛泽东获悉后派人转告刘少奇不要去。1月13日，毛泽东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1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一位外国党领导人的谈话中还称“刘少奇同志”，并且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按：指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2月12日至18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三次谈话中讲到：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毛泽东什么时候改变了不打倒刘少奇的态度呢？根据现有材料分析，作出这一决定的时间大约是1967年3月。
3月16日，毛泽东同意在重印《毛泽东选集》时删掉原有赞许刘少奇的一段话。同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61人出狱问题的材料，在批语中用了“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卖的决定”等严厉的字眼。3月21日，毛泽东同意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在这段时间里，戚本禹的批刘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在最后一槁中增加了攻击、责问刘少奇的“八个为什么”，称刘少奇为“假革命、反革命”。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准，于3月30日公开发表。
是什么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对刘少奇的态度？主要是两个原因。
首先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林彪、江青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几乎都是靠反刘少奇起家和攫取高位的，他们当然不愿意继续保留刘少奇的任何职位，从而对他们的政治地位和野心形成威胁。同时他们懂得，不经过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借用群众揭发和专案工作等名义，竭力对毛泽东施加影响。
早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尚未结束，叶群于8月11日、12日两次找人口授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要他写成书面揭发。13日，林彪看了写出来的材料。14日，林彪在家里找这个人谈话，要他把书面揭发改
成向林彪、毛泽东写信的形式上报，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就把这封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江青，要她“酌转”毛泽东。
在诬陷刘少奇的阴谋活动当中，康生是一个十分毒辣的角色。1966年8月13日，由康生妻子曹轶欧出面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写信，揭发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并攻击刘少奇包庇王光美。这封揭发信在部分中央领导同志中作了传阅。9月16日，康生亲自给毛泽东写信，重提1936年薄一波等61人经组织决定出狱一事，并说什么“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康生这阴险的一招，使毛泽东把刘少奇和整个干部队伍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
在“怀疑一切”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群众中也捕风捉影地揭发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许多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把那些道听途说、张冠李戴的事情郑重其事地整理上报。林彪、江青等人利用这一情势，有计划、有预谋地将这类材料择要报送毛泽东，有的在一定范围内印发、传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形形色色的揭发材料，包括说刘少奇几次被捕叛变等假材料，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
从毛泽东以后的多次谈话看，在这些连篇累犊的材料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所谓被捕叛变问题，终于促使他从根本上改受了对刘少奇的看法。后来他在接见外宾以及内部谈话中，在讲到刘少奇问题时，一再说“那时还不知道他的历史情况”，是“我们红卫兵现在查出来的材料”，并多次讲了“被捕叛变”的例子。
其次，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恶性发展，1967年以后，一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各地造反派纷纷抢印夺权，派性恶性膨胀，局势混乱不堪。毛泽东虽然采取了命令解放军“三支两军”、号召大联合、停止大串连等一系列措施，但未能奏效。
1967年2月发生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拍案而起，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同时，所谓“向走资派夺权”的部署在全国各地引起干部群众的不满，受到普遍抵制。毛泽东既然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种行为。他认为刘少奇虽然被批判了，但运动遇到了“刘少奇代理人”的抵抗，“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这样，为了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击退所谓的复辟逆流，为了通过“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来克服派性，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全国性的动乱，于是一错再锗，把刘少奇作为靶子，彻底打倒。
林彪、江青一伙在“倒刘”问题上起了极为卑劣的推波助澜作用。他们除了不断向毛泽东递送诬陷材料外，还利用各种机会煽风点火，在社会上制造“倒刘”舆论，使之成为既成事实。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分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发动“倒刘”行动。12月24日，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宣称“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2月26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时，公然将刘少奇称作“赫鲁晓夫”。蒯大富从张春桥那里领受旨意后，于12月25日发动“打倒刘少奇”的大规模行动，率领数千人到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又分几路到北京主要闹市区广播、演讲、散发传单，大量张贴“打倒刘少奇”。“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大字报、大标语，并且醒目地贴到了天安门城墙上。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
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倒刘”狂潮。
与此同时，江青等人有意发动各方面力量加强“倒刘”舆论。12月30日，江青、王力、关锋、姚文元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表示“坚决支持”。12月31日，江青单独召见刘少奇的女儿，策动她起来造父亲的反。在戚本禹的直接指使下，从1967年1月1日起，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多次去刘少奇住处骚扰、围攻、批斗，1967年1月4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把准备好的一卷刘少奇讲话材料交给蒯大富，要他“回去后组织批判”。蒯大富回校后即组织人马贴出了大量批刘大字报。1月6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将刘少奇、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并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随即又在社会上大肆宣传了这次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1月9日，谢富治在接见全国公检法系统赴京代表时，号召“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
由于江青等人的策动，到1966年底、1967年初，“倒刘”活动蔓延到全国，并且愈演愈烈。毫无根据地攻击、丑化刘少奇的行动到处出现，全国已经形成了“打倒刘少奇”的舆论环境。
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就在这种种复杂背景下开始了。
二
1966年冬，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倒刘”气氛日浓，社会上冒出了一些揭发刘少奇、王光美有所谓“历史问题”的材料。在12月的一次中央碰头会上，议论了这些情况并提议组织班子进行审查。但当时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因此不便直接设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决定先设立王光美专案组。大约在12月15日至18日之间，拟了一个“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这份手写的字迹潦草的名单侥幸保存了下来。它既没有标题，也没有日期，更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由哪些人研究决定的。然而，就是这份无头无尾的名单，成了设立“王光美专案组”的依据。名单全文如下：
谢富治（组长）
肖华
叶群
伯达（顾问）
据当事人回忆，名单中江青换成汪东兴，是江青出于某种原因自己提出来的，要陈伯达当顾问，是林彪提议的。从字迹看，圈掉江青、添上汪东兴，是林彪的手迹，“伯达（顾问）”几个字则是陈伯达所写。这两处的字体和其余名字的字体不一样，显见是后来所作的增改。在这份名单的上方，还写有“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1966.12.18.富治同志交来”字样，这是专案组管理档案的工作人员标上的。
领导成员确定后，从军委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抽调了4名工作人员。1966年12月18日晚，由谢富治。汪东兴主持，在中南海西楼一个小会议室召集抽调来的人员开会，正式成立专案组，当时宣布“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谢富治在会上说：“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审查王光美。”他拿出上面介绍的那份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交给专案组，要他们好好保存。
1967年3月，刘少奇问题明显升级。3月9日、10日，陈伯达、康生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了系统的批判。3月21日下午7时半，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与会人员后，留下来议论一些问题。议论中对有人提到“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1927年叛党嫌疑问题”作了研究，决定把这方面的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即“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
这次议论没有记录，后来也没有形成文件。康生似乎对这种方式有点心虚而这件事又归他分管，所以事后他让工作人员手写了一份备案性质的“关于专案问题纪要”，其中说：“汇报中涉及到有人控告策策自首叛变和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1927年叛党嫌疑问题。共同研究之后，决定：”“关于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1927年叛党嫌疑及1929年在沈阳被捕等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康主亲笔在最后注了一行小字：“1967年3月25日林彪、恩来、怕达、康生部看过。”
这份手写的不伦不类的东西，就成了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的依据。
据参加过刘少奇专案工作的肖孟回忆，1967年夏有一次他问康生：设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有没有文字的批示？康生说，毛泽东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时他曾汇报过，并写过一个备忘录交给了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现在分析，康主所说的“备忘录”，就是这份“关于专案问题纪要”。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手写件表明，当时只是决定把有关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并没有提出要成立刘少奇的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
这个专案组的名称很混乱。1966年12月刚成立时叫“王光美专案小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1967年3月康生在那份“备忘录”中又把它叫作“丙组专案办公室”。1967年5月中旬，谢富治向“丙组”人员宣布，丙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五○四组”，组织上归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领导。在专案组的文件中，也是几种名称混用，有时单独用“王光美专案组”或“刘少奇专案组”，有时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或“刘、王组”。
这个专案组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定案后继续存在，大约到1973年6月后才结束。这期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从1967年3月已正式开始，5月以后进展加速，但一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仍用“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这可能也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心虚的一种表现。
专案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变动更大。1966年12月刚成立时领导成员中有肖华，肖华不久遭到诬陷迫害，当然也就不可能再参与其事。1967年9月11日，谢富治亲笔写了一个便条，里面说：“王光美专案成员于下：江青、谢富治、戚本禹、汪东兴、叶群组成王光美专案小组。”这里所说的“王光美专案小组”实际上已经是“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究竟多少人参加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的工作？现在已经难以准确统计。专案组的机构几经改组、扩充，人员也就一再调整、增加。1966年12月刚组建“王光美专案小组”时，只有几名相对固定的工作人员，以后陆续增加到数十人。工作人员中经常有人调进调出，有些人只参与了某一项工作或一段时间的工作。有一个时间，在专案组正式机构之外还建立了若干个“外
围组”，担负一些次要工作。至于从一些省、市、地方部队和红卫兵组织中抽调人员配合工作或参与一部分工作的，那就更多了。例如集中关押该案嫌疑犯的北京第二监狱，一次就从军队借调了100多名干部做审讯工作。为查所谓“1929年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叛变”的证据，光沈阳一地就组织了400人的“彻查队伍”查阅敌伪档案，结果一无所获。
专案工作人员中有些人因不被信任而调离，有的甚至被关押坐牢。1967年11月，谢富治下令将公安部抽来的人全部撤出，另从军队调入一批干部取而代之。曾担任专案负责人的肖孟，被江青点名批评，于1967年11月被逮捕入狱。
尽管专案人员有很大变动，但这项工作一直处在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前台的直接负责人则主要是谢富治。1968年2月22日，谢富治在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6月27日下午，谢富治又专门向专案组人员谈了这一问题，当时专案组一个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上就记录着谢宫治的指示：“今后，应当原原本本地向江青同志报告，并要把犯人的原件供词送上”“要有组织观念，脑子里要有个江青同志，重大事要请示江青同志，有利于把案子搞好，有利于把叛徒抓完，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据戚本禹回忆，中央常委分工由康生负责刘少奇一案，对此他还提供了一个细节，说：“主席把这样重要的工作委之于康生，康生很高兴。那时陈伯达与康生闹矛盾，把康的夫人从中央文革办公室挤走了，康的情绪一度不大好。主席委托他这项重要任务以后，他的情绪又好起来。”
整个专案工作过程受江青、康生、谢富治这三个人操纵和直接指挥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要事都要向他们直接汇报，专案材料和工作报告都要首先经过他们之手才能上报或作进一步处理。他们还不断地发出各种各样的指示，然后要专案组照办、落实。稍不如他们的意，就要批评、整顿，一直到按他们的旨意行事、达到他们的要求为止。
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了复查。结果证明，在江青、康生、谢富治主持下搞出来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完全是凭伪证拼凑成的，所有指控都不能成立。
伪证为什么能够制造出来？原因很复杂。主要是林彪、江青一伙有意诬陷，而“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路线，则为他们的非法活动提供了条件。1966年底，“打倒刘少奇”的舆论和行动从北京蔓延到全国。12月，北京地区一些老红卫兵，因为为刘少奇呜不平，被中央文革下令抓了起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也因为有过一些保护刘少奇、邓小平的言论，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于1967年1月被突然打倒。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势之下，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法制破坏殆尽，使江青之流得以为所欲为，大售其奸。
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现在看来，直接的手段主要是弄虚作假、逼供信。间接的手段大体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先定性，后罗织罪名。1966年12月下旬，在尚未对刘少奇作任何审查的情况下，江青一伙就宣称刘少奇是打倒对象，鼓动造反派采取“倒刘”行动。12月31日江青对刘少奇女儿说：“刘少奇的问题早就定了，现在不解决，是因为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
到了1967年，设立了刘少奇专案，但还没有进行调查取证，可江青、康生等人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提到刘少奇时总要毫无根据地冠以“反革命”、“大叛徒”等帽子。1967年3月30日发表的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以权威的口吻宣称：“你（指刘少奇）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8月4日康生对专案人员说：“刘、邓、彭、罗、陆、杨等是老干部、老革命吗？他们是一贯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叛徒、老反革命。”谢富治曾对专案组工作人员说：“对刘、邓、陶要作拼死的斗争，坚决打倒。办案就是伟大的革命，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一段时间里，专案组费尽心机仍未找到能说明刘少奇有所谓“自首叛变”的证据。江青对此大为恼火，1968年3月13日她在八个专案组会议上说：“我觉得你们现在主要是思想不解放，右倾保守。要解放一下思想么！”她武断他说：“刘少奇是个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小将整理的材料，比你们整理的好。你们现在的材料有进展，但有好多东西没有超过红卫兵的材料。”
二是对办案人员威逼利诱。江青、康生等人对抽调来参加专案工作的人员用又打又拉的手法不断施加压力，严密控制。康生曾假惺惺地对办案人员说：“你们的前途很伟大，不要骄傲；你们是中央信任的干部。一个同志为党中央所信任、所依靠，比什么级别都重要。”“你们填干部履历表，填上哪年哪月在中央搞专案，比提级还光荣。”江青也多次吹“搞专案的同志是无名英雄”，“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平时，他们一再强调专案对象都是敌人，对这些人要狠。1967年10月23日谢富治在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会议上说：“所有列入专案的，都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要同这些人作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斗争，绝不能施仁政，不能妥协。”康生说：“现在打的是尖锐的隐蔽的国共战争，没有坚强的阶级立场，专案是搞不好的。”当办案人员稍有不慎，或有不同意见，轻者被他们斥为“右倾”，重者逮捕入狱，有的受到处分或送回原单位挨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领导班子换了三次，有二人被关进监狱。1968年3月江青批评“刘少奇专案组”说：“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相，摔了一跤也没有死。你们右倾，不要嫌我说话尖锐，王世英是怎么回事？我看肖孟对他就是有包庇。”6月27日谢富治也批评专案组说：“你们老犯错误，老不转变，怎么行呢？是否仍按肖孟的胆大包天办事？”肖孟曾是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后来被关进秦城监狱5年，1979年12月他在回忆中说：“他们不断给专案组施加压力，反右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憎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材料，有的被赶出专案组，甚至被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昧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三是剥夺被审查人申辩、申诉的权利。无论是刘少奇、王光美本人，还是那些牵连进来的审查对象，都没有机会也不准许为自己辩护、申诉。专案组在存在的3年时间里，从未同刘少奇、王光美接触过，一次也没有听取过他们的申述。据肖盂说：“专案组曾向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提出这个问题，但他们拒不同意专案组和刘少奇见面和接触。这一方面说明对专案组的人不信任，另外，怕露出破绽，甚至怕专案组受影响而不能按着他们的指令办事。”
对其他荤到牵连的人和“嫌疑人员”，一旦被列为审查对象、就只能交代问题，不能申辩和上诉。这些人只要一为自己辩解，便被斥为“不老实”、“翻案”，受到更加严厉的批斗。审讯时对
183为自己辩护的供词，不写入审讯记录，不准写书面材料，写出了也被扣压，不让办案人员上报和转送。有时办案人员反映一点这方面的情况，就被指责为“右倾”、“为某某人翻案”。
肆意关人捕人，然后加以刑讯逼供，是江青等人操纵“刘少奇专案组”炮制伪证的直接手段。
一开始，江青等人曾寄希望于能找到物证。因此他们一方面动员全国各地揭发，一方面不惜劳民伤财组织大批人马从故纸堆中查找。在毫无所得的情况下，只好不择手段从犯人嘴里掏口供。
为获取口供，专案组先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了一批人。其中有很多是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也有普通的居民、炊事员、保姆。据不完全统计，被专案组直接关押的有64人。至于因专案需要或稍有嫌疑而由有关部门、单位收审的，那就更多了。
在专案组关押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直接批示的。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判决书中说：“1967年，江青为了制造诬陷刘少奇的伪证，决定逮捕关押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原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干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柞（原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之师）、天津市居民王广恩（原奉天纱厂协理）和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等11人。”实际上这11人仅是江青一人单独批示的，还不包括她和别人共同批的在内。
江青一伙抓人是很随意的，且手段卑鄙。这里举两个例子。
1967年9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的红卫兵组织“人大三红”给江青报送一份揭发材料。其中说：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主任苏士文同王光美1946年到军调部工作有关，王光美曾介绍苏士文去张家口参观。江青不作任何调查，即在这份材料上批道：“可考虑拘留苏士文。红卫兵抄过他家。寄给我的东西，我转给富治同志了。”她似乎有些心虚，又在旁边加批：“要群众揪送也可。又及。”江青在这句加批的话下面画了一道粗线和4个圆圈，以示重要。谢富治心领神会，指示说：“完全同意江青同志意见，由群众揪送公安机关审讯。”这样，苏士文就被以群众揪送公安局的名义关了起来。
“人大三红”的这份材料上还有这样一句话：“据×××一家交代，转让给王光美的保姆祁妈只在王光美家干了几个月就走了。”江青对这句平平常常的话竟如获至宝，在旁边批道：“一定要找到祁妈！请东兴同志注意。”这个叫祁妈的人当然也很快被“找到”并关了起来。可是，祁妈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保姆，她的名字叫孙淑珍。在她莫名其妙地被关了两年之后，专案组1969年10月在《重点审查对象表》中写道：“孙淑珍，北京市崇文区南里街道托儿所保育员。关押地点：陶然亭监狱，关押原因：给杨承祚、袁绍英和王光美当过保姆，有参与美特王、杨、袁特务活动嫌疑，经查实，本人历史未发现政治问题，与王、杨、袁系雇佣关系。处理意见：释放原单位。”
江青之流为迫害刘少奇随意关人捕人，由此可见一斑。
专案组关押人用了逮捕、拘留、监护、隔离审查、办学习班等不同名义，但目的都是一个，就是要从这些人身上逼出能将刘少奇定罪的口供。他们将人抓来之后，采取勒令交代、长期隔离、日夜审讯、轮番批斗、软硬兼施等
手段，编造假情况，拼凑假证据。1968年9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上报的三本所谓“罪证材料”，主要就是这种逼供信的产物。
专案的本意是指需要专门处理的重要事件或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它被作为审查、打倒干部的一种常用的方式。难以计数的干部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林彪、江青集团更是把专案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工具，通过设立和操纵专案机构，罗织罪名，将一大批功勋卓著的老一辈革命家和高级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刘少奇专案组”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这方面的沉痛教训，指出：“会议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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