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德
“我还接不上头”
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1966年3月25日至4月20日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后，于4月下旬回到北京。我也于5月初结束了在河北农村的四清工作回来了。
当时，我满脑子装的都是关于四清的问题，急切地想向少奇同志汇报和请教，于是稍事休息后就上班了。
我走进光美同志办公室，同她互相问候几句后，就提出向少奇同志汇报的要求。这时光美同志先关了少奇同志办公室的门，怕因说话声干扰了他。然后神色异样地低声说：“少奇同志现在顾不上四清的事了。在我们出访期间，党内发生了一些问题，有的事情他也接不上头。出访前他病了一场，没有看什么文件，我也是因出访被临时叫回来的，许多文件也没有看..我们出访刚回来就匆匆赶到杭州，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讲了许多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少奇同志正在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吧，咱们先把最近机要室送给少奇同志的所有文件，特别是有关文化革命的文件，找出来看一看，选一选，以便使少奇同志能多了解点情况。”
当我从农村回来第一次给少奇同志送文件时，他看见我时只举了一下手，表示知道我回来了，又继续埋头看文件。往日久别重逢后的热情一点也没有了。
后来，从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简报上，我看到了少奇同志的一段讲话：“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最近，我对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场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我还接不上头..”
当我看到《5·16通知》中说：“《二月提纲》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做舆论准备..”这段话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不解地问：“光美同志，《二月提纲》是怎么回事？”“那时我还在河北农村，详细过程不了解。听说是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是针对今年春天学术批判中的一些问题搞的一个汇报提纲。”光美回答说。
“少奇同志看过没有？”我又问。
“是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请示毛主席同意后印发全党执行的。没想到变化这么大。这里有些文件，你拿去看看吧。”她心情沉重地说。
天哪，这还了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都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毛主席批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些都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啊。
在翻阅文件过程中，我发现所谓彭、罗、陆、杨的“反党问题”都与林彪有关，都因为给林彪提过意见，而且有些揭发材料来源就是出自林彪之口。
那么，林彪所攻击的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反对毛主席的，我把所有文件翻了几遍，也没有看到他们反对毛主席的任何言论。难道就凭江青一句“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就是反对毛主席”的话，这些对林彪有意见的人，都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人？难道是林彪为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必须先整倒这些对他有意见的人？我惊讶得不敢再往下想了。
5月下旬，我收到一份简报，说：田家英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也是同林彪唱对台戏的。他有五个不同意：不同意林彪说的毛泽东思想已发展到最高峰的顶峰论；不同意林彪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活学活用，立罕见影；不同意断章取义地学习毛主席语录，认为只背语录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做法；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活的马克思主义，难道马克思主义还分活的死的？
我把这份简报送给光美同志看，她惊讶地说：“毛主席对田家英可是很信任的呀，他是主席的一个得力秘书，是个很有才学的人。”又说：“林彪的那些提法，有意见的不是个别人，不少人有气，据说在中央的会议上就有争论。”
很快，在机要室和秘书室的大楼内贴出了许多批判田家英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说他一贯右倾，在庐山会议时就站在彭德怀、张闻天一边了，在三年困难时期更是牢骚满腹等等。
8月5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后，江青马上把田家英同刘少奇挂上了钩，说他虽给毛主席当秘书，但却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在批判田家英的同时，中央办公厅的新领导给机要室的主任、副主任等也扣上了“三反分子”帽子，把1959年经少奇同志处理过的所谓非法录音问题，也变成“窃听事件”重新抖搂出来。又给杨尚昆扣了一大堆帽子，而且株连的人也越来越多。一大批不为名不为利、忠心耿耿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老机要老秘书，被赶到了“学习班”和“五七干校”。
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带着血雨腥风！
紧急选派工作组
经毛主席批准，陈伯达率领文革工作组于1966年5月31日夺了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权。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那张大字报，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
6月2日下午3点多，少奇同志按铃叫我。我进到他办公室后，他和往常一样，坐在茶几旁翻看着当天的报纸。
“报上不是登了大字报吗？”他说。
“是呀。”我答。
“以后有关这方面的文件要及时送我看。”他提高声音说。
“好。”我回答后就退出来了。
工夫不大，光美同志来到我们办公室。她进门就问：“看到过中央关于审批广播那张大字报的传阅文件吗？”
“没有呀！”我答道。
她说：“这么大的事，少奇同志说他不知道，他说中央开会没有说过。”
“我还以为这是中央开会定了的。”我用常规的方法去推测。
我顺便问她：“少奇同志刚才说有关这方面的文件要及时送他看，是不是指这张大字报的事？”
她说：“主要是那张大字报发表后各方面的反映。这几天各大报纸都在连续发表社论，文化大革命来势很猛，凡是这方面的材料及时送他看就是了。”
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后没几天，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
几天之后，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等部门陆续送来了请示报告和大量情况简报，内容都是那张大字报和两篇社论发表后在各大专院校和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
少奇同志在中组部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学校的党组织对运动要加以引导，不能放任自流，领导人要深入到学生中去，了解情况，观察动态，及时报告。”
但形势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少奇同志的想象。陈伯达掌握中央的舆论工具后，大肆煽动造反和夺权。各学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有的上街游行，有的开声讨会，形势十分紧张。
在此情况下，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常委扩大会，拟定了八条指示，其中有：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内外有别，注意保密等。但所有这些限制都已控制不住局势了。
这时，许多学校的学生包括大多数领导都纷纷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立即派工作组去领导运动。
少奇同志的几个孩子回到家里，也说他们所在的学校“开锅了”、“乱套了”，问少奇同志：“什么时候派工作组去？这样光是学生在那里乱哄哄，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大家也学习不下去。”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目前这样的运动，我没有经验，我们党用这种方式整风，过去也没遇到过，要观察几天再说。”少奇同志平静地回答着儿女们。
此后不久，中央一些部门又以特急文件请示中央怎么办。少奇同志压力很大。他对我说：“我准备去向毛主席汇报当前的运动情况，你问一下中央办公厅，看毛主席是不是还在杭州。”
我问清楚后，第二天少奇和小平同志就乘飞机去了杭州。
光美同志回来后对我说：“少奇同志本来想请毛主席回京主持工作、领导运动，毛主席说他暂时还不准备回来，请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
在此期间，局势再次告急。所有学校的领导人都受到了冲击。被批斗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学校设立什么“斗鬼台”，校领导和一些教师、学生被打伤、打死和自杀的事不断发生。许多受害者家属纷纷给党中央写信，要求赶快派人下去调查。有的人在信中说：“他（她）受到了不能忍受的人格侮辱，这种事在封建社会也属罕见，士可杀不可辱呀！”有的人在自杀前留下条子说，这是多么痛苦的时刻。有的人间这是文化革命，还是革文化的命？打击知识分子，国家不会得到好处的。但愿这不是党中央的政策。
少奇同志从杭州回来后，废寝忘食地看了许多材料，听了几个部门的汇报，然后列出一个参加常委扩大会议的名单，由我逐个通知到他的会议室开会。名单中除了在京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周总理当时不在北京）外，还有中央主要部门的领导人。开会时，到会人多时就在怀仁堂开，人少时就在少奇同志的会议室开。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派工作组的问题。
会议期间，我还不断收到各省市发来的特急电报，有的我就直接送到会议室交给少奇同志，他拿到就看。一次，我将陕西省委发来的关于西安交大告急的电报送给少奇同志后，他立即向大家念了全文。派工作组，是经过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决定下来的。因为情况十分紧急，中央和各地的一些部门昼夜不停地选拔干部，临时组成工作组，迅速进入各大中学校。少奇同志将派工作组之事，电告了在杭州的毛主席，而且还作了公开报道。后来传说，刘、邓派工作组是背着毛主席搞的，毛主席回到北京才知道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别有用心的。6月18日，北大发生了40多名干部、教师和学生被乱打乱斗的恶性事件。北大工作组及时进行了处理。少奇同志看了这个简报后批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并以中央的名义把简报和批语转发全国。后来，江青诬蔑转发简报这件事是“镇压学生运动”的。这样一来，正确的变成了错误的，非法的乱打乱斗行为就成了合法的革命行为了。这些都为后来更加残酷的斗争开了绿灯。
毛泽东批评派遣工作组
7月中旬的一天，少奇同志召集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工作组成员和学主代表来到他的会议室开会。大家汇报后，少奇同志谈了他的设想。他说：“过去中央千方百计寻找一条途径，以纠正各级干部中正在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尝试，希望文化大革命成为一次更好的机会..”
他还说：“现在下面要求中央规定一些政策界限，以便有所遵循。我看这个事要做，但有的规定不宜过早，要根据运动发展的情况而定。有的现在就是明确的，如北大工作组的那几条，还有中央的那个八条。凡打人、骂人、侮辱人、搞逼供信的做法，必须坚决制止..”
由于工作组的选派工作很仓促，临时组成的班子匆忙上阵，再加上上面的指导思想不一致，工作组的工作很难开展。他们大都是按照老框框，求稳怕乱，按部就班，这就和江青、陈伯达煽起的造反精神发生了冲突，于是他们就抓住工作组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挑动一些人掀起了反对工作组的浪潮。
7月18日，警卫局通知说，毛主席已回到北京。我马上报告了少奇同志。
“立即要车，我向毛主席汇报去。”他急切地说。
但时间不长，少奇同志又乘车回来了。卫士告诉我：“主席休息了，何时去汇报等候通知。”
毛主席回京后的第7天，即7月24日，我先是接到中办机要室会议处的通知，后又接到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的电话通知，都是请少奇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的事。
少奇同志万万没有想到，他盼来的他等到的不是毛主席的支持，而是对他和邓小平的强烈不满。在这次汇报会和以后的会议上，毛主席连续严厉批评派工作组的问题。说他“回到北京后感到冷冷清清很难过”。“学校把大门都关起来了”。指责“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统统驱逐之”。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利用毛主席的讲话大做文章，继而兴风作浪，煽妖风点鬼火，把斗争矛头公开指向了刘少奇和邓小平。
7月29日，中共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少奇、总理、小平等同志在会上讲了活，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宣布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的决定，宣布撤出所有工作组。
第二天，中办机要室给我一张到中直俱乐部听少奇同志在大会堂讲话录音的票。
我在听录音时，还作了简单的记录。
少奇同志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在新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革命，要重新学习，不仅你们要重新学习，而且我们也要重新学习，要在革命中学习革命。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这个形式并不适应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
后来，毛主席又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实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因此，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派工作组的人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下面各级领导大多也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于是，检查的检查，被斗的被斗，下台的下台。
在此乱糟糟的形势下，毛主席号召中央领导和各省市的负责同志都要亲自参加一所大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便取得感性认识。少奇同志开会回来说：“毛主席叫我到群众中去，到学生中去，看看大字报，听听意见，做点思想政治工作，增加点对文化大革命的发言权。”说话时他心情比较轻松。
少奇同志叫我与北京市委李雪峰办公室联系，看去哪所院校合适。经商量选择了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李雪峰、刘澜涛、谷牧等同志准备陪同。少奇同志又叫我间中央文革小组去不去人。他们商量后答复由戚本禹陪同去。
8月2日晚上，少寄伺志在几位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建工学院。学生和教职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少奇同志的到来，甚至有人还喊出了“刘主席万岁！”的口号。
少奇同志对师生们除了讲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和工作组与学生之间发生某些矛盾之外，就是劝说各派之间经过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后，要尽快联合起来。
戚本禹坐在少奇同志旁边还作了记录，对少奇同志的讲话并没提出任何异议。但毛主席的大字报发表后，他就对造反派说自己当时就认识到刘少奇在建工学院的讲话是打击造反派。支持保守派，搞合二而一。
也正是在少奇同志大讲各派要尽快联合起来的时候，林彪讲话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大搅大闹，弄个天翻地覆，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少奇同志原准备把建工学院作为一个点搞下去。可是他刚进到学院，8月5日，毛主席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从建工学院回来，马上给李雪峰打电话，无可奈何地说：“我不能再到建工学院去了，看来我不配领导文化大革命。”难言之隐尽含其中。
从此，他除了接受批判、检查之外，再没有任何发言权了。就连在建工
学院的讲话，也成为“大毒草”了。
林彪定调
毛主席的大字报的发表，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从此，派工作组的问题就升格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了，对刘少奇的攻击也开始不断加码升级。
8月7日，我收到毛主席的大字报的打印件，粗看一遍。得问题严重，便抄了一份留下，把打印件送给了正在看文件的少奇同志。
我拿着抄得难以辨认的毛主席的大字报，逐字逐句地琢磨起来。
这个大字报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提到工作组，但批评的却是以少奇同志为首的派工作组的人。大字报上纲如此之高，措伺如此之尖刻激烈，使我毛骨惊然，非常吃惊。什么“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什么“实行白色恐怖”，什么”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等等，都是我难以将它们同派工作组联系起来，更不敢将它们同少奇同志联系起来。
自己不理解只怨水平低。因为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崇拜的，难道毛主席还能有错？而少奇同志是与毛主席几十年来同甘苦共患难的亲密战友，我在他身边工作十几年来从未发现他对毛主席有丝毫不尊重的言行呀！我茫然，我困惑。
那些日子，我的脑子里老是索绕着这个问题。我同其他同志议论，我翻阅有关的文件材料，总想找到答案，但却没有如愿。
毛主席说的“1962年的右倾”是指什么？
难道指的是少奇同志1962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在阐述调整计划的重要性后曾大声疾呼的“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难道指的是少奇同志在1962年5月谈政法工作时告诫全党不要“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讲话？
虽然少奇同志的观点和看法同毛主席的思想有些不一致，但毛主席都是肯定了的，而且当时，他也没有提出过批评呀。
“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又是怎么回事呢？
突然，我在1965年的文件堆里，翻出一个没开头、没署名、不讲究任何文件格式、打印在一张白纸上的毛主席当年在外地同几位领导人的谈话摘录：
在谈到四清问题时，毛主席说：王光美在河北省搞四清，河北省领导不了，华北局也领导不了，是他（指刘少奇——作者注）亲自领导的。他有他的长处，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一股子硬劲，我爱妥协。我说不行，他说行..他是第一副主席，瞒不住他..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我更加糊涂了。
自从大字报出来后，少奇同志的生活习惯也有了一些变化。以前他除每天凌晨睡觉之前到院子里散步半小时以外，其它时间是不出来散步的。而近来，他却经常到院子里或在他的办公室门口那条狭窄的走廊里，独自低头默默地走来走去，或靠在躺椅上闭目沉思，本来就寡言少语的他，现在话更少了。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把运动又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也就是在这次全会上，少奇同志在中央常委的名次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跃居第二位，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而这些变动，我们工作人员和
少奇同志的家属直到后来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时才发现。当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镜头时，气氛骤然凝固了..
难道这就是江青、戚本禹叫嚷的“不革命的靠边站”？我思忖着。
自从毛主席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肯定了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表示热烈的支持”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很快遍及全国。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年轻的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所谓揪斗“走资派”，搞乱地方各级党委，继而“踢开党委闹革命”。
特别是在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之后，少奇同志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他成了全党全民讨伐的对象了。
这次会议前，我收到中办机要室会议处发来的通知，要少奇同志去参加会议。但后来他们又打来紧急电话，说：“为了使少奇同志好好考虑问题，不要去参加会了。”就是在这次会上，林彪、陈伯达一唱一和，对少奇同志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在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少奇同志对这一切已无能为力了。但他不忍心看到从中央到地方一批又一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被安上“刘少奇代理人”等莫须有的罪名而被纷纷打倒，他逐渐意识到林彪、江青之流根本不是在进行严肃的党内斗争，而是在怀着不可告人的阴谋，进行一场“专打从中央到地方主持工作的一二把手的政变”。少奇同志深知自己已无力扭转目前这种局面，但他还是想通过自己承担一切责任的方式，使广大干部得以解脱，使运动尽早结束。于是，他利用一切还能说话的机会，尽量把责任独揽下来。他坚持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承担。..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于是，他不得不向毛主席作违心的检查。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这是毛主席在少奇同志检查上的批语。
“不能怪你们，也不能全怪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刘少奇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刘少奇、邓小平搞阳谋，不搞阴谋。”这是毛主席的话。
听到这些，我们工作人员是多么由衷的高兴啊。“听毛主席的口气，少奇同志没有路线问题了。”“对少奇同志的问题，毛主席是可以一锤定音的。”..大家议论纷纷。尤其是毛主席对少奇同志检查的批语和那几句评价，更使大家坚信，少奇同志可以过关了。
然而，我们天真的幻想，很快就被无情的事实撕得粉碎，发给我们的少奇同志的检查只字未提毛主席的批语，更没有传达毛主席的讲话。
这是为什么啊？困惑和疑虑重新笼罩在我的心头。
解答工作人员的提问
随着对少奇同志批判的迅速升级，我们工作人员的心情又紧张起来了。
有的同志问我：“是不是少奇同志又犯新错误了？”
“已经不工作了，还能犯什么错误？”我不清楚，但相信他不会再有新的错误。
有的同志又问：“是不是在中央会议上说了什么错话？”
我如实回答：“这次他就写了个检查，毛主席的批语中办负责人不是传达了嘛，没听说他还说了什么错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越检查问题越严重了？”大家都想弄个清楚，便决定开个支部会，请少奇同志解答一下。
少奇同志大概已预料到我们请他开会的目的是什么，他坐下后，便说：“前一段因为忙，没有机会听你们的意见，现在我希望你们坦率地同志式地给我提出意见。丢掉缺点错误不可惜，今后可以更好地工作。”他很平静。
“我们在你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看到你总是废寝忘食地工作，大家对你很敬佩。你现在犯了错误，我们感到很难过。外面传说很多，许多事情我们都不清楚，想请你解答一下。”作为支部书记的我先来了个开场白。
“可以！”少奇同志回答得很坚决。
问：“我们现在只知道你的错误是因为派工作组，派工作组怎么不请示毛主席？”
少奇同志点燃一支烟，答：“请示也会犯错误，我没想到派工作组会犯错误。同意派工作组的同志们也没想到会犯错误。这是对当时形势的认识问题。”
问：“你们在杭州开会，谈过派工作组的事吗？”
答：“谈过。毛主席委托我和邓小平同志相机处理。毛主席说可以派也可以不派，看情况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因为我心中无数，感到很难领导运动，请求毛主席回来主持工作，毛主席说暂时还不准备回来。我回京后，看到形势发展很快，北大的大字报发表后，大中学校混乱起来了，广大干部和学生迫切要求派工作组去领导运动。在我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大家经过反复讨论，都认为派工作组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们把学校的形势看得严重了。”
问：“你是中央副主席，在第一线工作，怎么说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个搞法？”
“这个问题在撤出工作组时，我就讲过了，不晓得就是不晓得。毛主席曾多次批评有人对文化大革命很不认识、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就是批评我的。正是因为不理解，才派了工作组嘛。”
有位同志说：“中央发表的社论说，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也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若坚持错误，矛盾就要起变化。我们希望你赶快改正错误，毛主席不是说改了就好吗？”
少奇同志沉思片刻，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改正错误，首先需要弄清错误的根源，需要研究，需要给我时间，现在还没有看到一篇能说清楚为什么派工作组就是路线错误的文章，我将努力去认识。”
“毛主席在大字报中说的1962年的右倾是不是包括毛主席批评过的包产到户问题？我记得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说他革了一辈子命，革来个包产到户。”我不解地问。
“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后，陈云同志提出了农村包产到户的建议。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我同意了陈云的建议。毛主席回来后批评我不顶住。”少奇同志回答得很认真。
我又问：“你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是不是就是对你犯错误的处理？”
答：“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常委作了变动，我没有意见，再变动我也没有意见。我是四平八稳，求稳怕乱，所以没有资格领导文化大革命。历史将证明，这次文化大革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这样，在沉闷的一同一答中，时间已过了一个多小时。这时，光美同志说：“少奇同志很疲劳，今天是不是就谈到这里。”
最后有位同志说了句当时最流行的话：“希望少奇同志以后不要只拉车，不看路。”
看到少奇同志回答问题时痛苦的样子，我的心里很难受。我知道，少奇同志是强忍着内心的痛楚才回答大家的啊。而且有些问题他是欲言又止，因为有些活本不该在这样的场合说。特别是他最后那句话，我更感到奇怪。这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那么理解，少奇同志从来不说这样让人费
76.一一解的活啊。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由此可见一斑。
我想起前些日子少奇同志的一次讲话：那是在红卫兵运动初期，他的几个孩子为了跟上形势，都在自己的学校里参加了红卫兵。有个孩子回到家里对我们说：“现在社会上都在破‘四旧’，查抄封、资、修的东西，我爸爸书房的那些书里头一定也有封、资、修的东西，怎么办？”“那么多书一下子分不清楚，听说中办有一个统一部署，那就听人家的吧。”我不能阻止这些孩子，但又怕干扰少奇同志的工作，只好以此搪塞。
少奇同志听到孩子们说要跟同学去扫“四旧”、去抄家时，他忍耐不住了。他把几个孩子叫到一起，随手拿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肃地说：“红卫兵抄家的行为是违法的。宪法报告是我作的，我是国家主席，要对宪法负责。别人去我已无能为力，你们是我的孩子，又在我的身边，我要管管你们。听说已经抄了许多人的家，其中有不少是民主人士的家。他们跟我们党同舟共济几十年了，是我们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不能就此毁于一旦啊！毛主席也不会同意这样干的，你们要带头维护宪法的尊严，大家都应该遵守宪法！”
“既然抄家是违反宪法的，为什么中央不立即制止，中央文革小组还在鼓动学生去干？”一个孩子向少奇同志提出了问题。
少奇同志回答说：“这么大的群众运动一下子不好约束，我想很快会得到纠正的。总而言之，你们不要去干违法的事！”
直到这时，少奇同志还是希望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董洁如被赶出中南海
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发表以后，相对平静的农村也开始动乱起来了。特别是搞过四清的地区，开始翻四清的案，甚至发生了许多报复行为。许多县、公社、大队的干部被轮番批斗，而且斗争的残酷性是难以描述的。
在这期间，许多农村的干部群众并不清楚少奇同志的处境，所以纷纷给少奇同志写信反映当地的情况，特别是光美同志搞过四清的地方，群众来信最多，一些四清积极分子叫苦连天。
不久，城市里的造反派也到农村去煽风点火，鼓动农村的青年人起来造反。农村的造反派也串连到城市，来揪斗参加过四清的机关干部。有的来到北京中南海西门口，大喊大叫要把王光美揪回去批斗，还要揪出她的后台刘少奇。就莲允若和我在一起搞四清的地方，也要求把他揪去批斗，槁得我也胆战心惊的。
四清后留下做巩固四清成果的工作队员也来信说，那里已经形成了保四清派和翻四清案派。听说刘少奇已经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因此保四清派的日子很难过，两派的斗争日趋尖锐和激烈。后来，中央发了个文件，说四清的案不能翻，四清的成绩还是主要的，特别是执行了毛主席23条的地方，更不能翻案，于是围绕四清问题的派性斗争才有了缓和。我的心稍微放松了些。
但很快，我又紧张起来了。1967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首先上海刮起了夺取党、政、军大权的所谓“一月风暴”，随之，夺权之风刮遏全国，更加深了混乱的局面。
王力、戚本禹等人，为了配合夺权的“革命行动”，在中南海召开所谓活动积极分子会议，他们在会上对一些年轻人边训斥、边煽动：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已开始了大夺权，可是作为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的中南海，还是冷冷清清，死水一潭..这不是中南海的光荣，这是中南海的耻辱..刘少奇，邓小平就在你们的眼皮底下，为什么他们至今还在逍遥自在..
从此，中南海又热闹起来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其中一张贴在大食堂门口的大字报率先开始对少奇同志进行恶毒攻击：什么“刘少奇家就是资本家的庇护所”啦，什么“刘少奇的岳母董洁如是个大资产阶级出身的资产阶级分子”啦，什么“我们要求把董洁如立即赶出中南海”啦..
过了几天，造反派听说董洁如还在中南海里，便发出最后通碟，勒令她必须在三天之内，“滚出中南海”。无奈，中南海管理部门在北长街给老人找了一间平房。
在老人搬出中南海时，光美同志心情沉痛地对妈妈说：“你要准备忍受更大的委屈，要坚强地生活下去。”
此时少奇同志内心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随着对少奇同志迫害的升级，董洁如老人也遭到多次的批斗。她孤独一人居住，有时连饭都吃不上。她一生煤球炉火，就有人唆使小孩往她的炉子上泼水，还骂老人是“坏蛋”。我们听到这些也很难过。少奇同志的司机出于同情给她送过几次吃的东西，也被造反派说成是“和资产阶级划不清界限”，遭到批判。不久，老人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残酷折磨，于1972年7月含冤离世。当时，就连老人的儿子王光英也受到株连，康生、江青一伙指使造反派把他揪到天安门广场批斗之后，投入了监狱。
我同董洁如老人接触比较多。有时少奇和光美同志外出时，留在家里的我，便承担起照管老人的责任，我常陪她去看节目，更多的是给老人送点杂志、画报等读物。每次去时，老人总要同我聊聊天、谈谈家常，于是我对她有了较多的了解：她生于1893年，毕业于天津女于师范学校，当过小学教员。北京解放后，她筹办了专门抚养婴儿的洁如托儿所，并自任所长。她先后被选为北京市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和第四届政协委员，北京市保育工作者协会副主任，按院托儿所名誉所长等。她的10个子女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且其中的5个子女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老人被接到少奇同志家时已年近古稀。因为少奇同志的孩子多，她又有教育工作的经验，所以就承担起了教育外孙子女的任务。老人生活完全自理，少奇同志很尊重她。
老人虽然生长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但对旧中国的腐败有切身的感受，因此她积极支持子女们投身革命事业和从事对人民和国家有益的工作。抗战初期，她就同丈夫一起鼓励儿子王士光去了延安，并和天津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还利用她的家庭掩护我党地下工作者，保存地下党的文件，为解放区购买药品等。
1958年，老人将全部家产，连同自己开办的托儿所统统无偿交给了国家。在大炼钢铁时，她连自己睡床的钢架子也拆下来交给了中南海管理处。
老人为人谦虚和蔼，生活俭朴，我们工作人员都很敬重她。邓颖超大姐也曾看望过她几次。即使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所有工作人员从没有说过她一句坏话。大家都很同情她，暗暗替她难过，为她担忧。
康生与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
那些日子，抄有关批判少奇同志的大字报成了我们的一项工作。
许多大字报在列举了大量“事实”批判刘少奇后，都异口同声地敦促我们工作人员“赶快起来揭发刘少奇的问题”，井拉纲上线：“这是关系到你们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还是站在刘少奇反动路线上的问题”，“你们要赶快选择”，“你们对刘少奇最清楚”..
在此情况下，我们思想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大家都感到灰溜溜的，甚至连到食堂吃饭都不愿去了，怕别人另眼相待，怕别人冷嘲热讽。尽管我们对少奇同志的处境很同情，但因他而使我们受到株连，心中总有说不出的委屈。
当时，我们把中南海的一切动向都同毛主席联系在一起，只想早日听到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态度，因为只有毛主席才能左右他的命运。但等来等去也没听到毛主席的声音。
于是，我们又以支部生活会的名义将少奇同志请到会议室，想从他的嘴里澄清大字报上提出的问题。
问：“大字报上说你不尊重毛主席？”
少奇同志听后没有马上解答。他缓慢地抽着烟，会议出现了短暂的冷场。
我们理解他的心情，对这些被断章取义、肆意歪曲了的东西，他无法回答。但他也不愿意拒绝大家的提问。
“这些事人家都贴到大街上了，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们不相信你会那样做，但你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啊！”激动中带着乞求，一位同志终于忍耐不住冷场了。
少奇同志往烟缸里弹了弹烟灰，说，“我和毛主席一起共事几十年，不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遇到过多次很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在这十儿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由于大家都缺少经验，在一些事情形成决议之前，总会有不同的意见，甚至争论，这种不同意见和争论是正常现象，不能说成是谁反对谁，也不能叫不尊重。尽管我们有意见，但最后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去办事的。”
“大字报上说你在最近的中央会议上，顶撞毛主席，不让毛主席讲话。”一位同志追问道。
“我和毛主席共事几十年从没有争吵过，更没有不让人讲话的事。”少奇同志气愤中夹带着不耐烦。
问：“大字报上说，你当国家主席是夺了毛主席的权。报纸上登你的照片是想同毛主席平起平坐，分庭抗礼，是贪天功为己有。”
少奇同志又沉默了一会儿，说：“从当委员长到当国家主席，我都推辞过多次，好让别人当。但最后中央已经定了，我只好服从。在商量国家主席入选问题时，毛主席说，当国家主席有点名气，但是个苦差事，外事活动多，送往迎来，不自由，干扰读书和研究问题，他不当了。为了让毛主席专心研究问题，抓大事，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就是事情的经过，怎么能说是夺权呢？”
他吸了一口烟，又说：“在报纸上登我的照片，当初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们是党领导一切，毛主席是党的主席，登他的照片就可以了。但有人提出这里面有个对外的问题，当时毛主席也说不登不好，一定要登。有人曾提议登我的照片时是否可以比毛主席的照片小一点，毛主席马上说，为什么要小一些，一样大！这事就这样定下了。当时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现在断章取义地传出来，不知道是何用意？”
问：“大字报上说，你1949年春天到天津去宣扬要发展资本主义，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和刚开过的七届二中全会唱对台戏，你去的时候，也没和毛主席打招呼。”
答：“当时我受中央的委托到天津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同许多干部、工人和工商界人士谈过话，我讲的就是二中全会的精神，绝不是唱对台戏。你们可以看看二中全会文件和我的讲话记录。
“当时我们的干部中有一种‘左’的倾向，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些过分的做法，对私营企业包括小商贩限制过多过死，想一下把他们消灭掉，把朋友误当敌人。天津刚解放，工商界和一些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及小商小贩，对我们党的政策还不了解，有的听信反动的宣传，他们很害怕，一怕没收他们的财产，二怕像在解放区斗地主一样斗他们。于是这些人人心惶惶，哪有心思做买卖，弄得市场一片混乱，物价飞速上涨。一些工厂停工待料，部分工人已经失业，许多工人面临失业。劳资关系很紧张。甚至有些人想抽出资金逃往香港。这对迅速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很不利。而迅速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正是我们接管城市以后的中心任务。所以我的多次讲话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讲的。
“我讲过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我们斗争的对象，对他们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也讲过只联合不斗争，就要犯右倾错误；只斗争不联合，就要犯‘左’倾错误。还提出消灭城市的封建把头问题。我给干部讲，那些长期搞工商业的人有经营经验和管理方面的知识，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也可以让他们去搞经营和管理工作。
“因为这些话大部分是在一些小型座谈会上即席讲的，不可能逐句逐字去推敲，后来觉得有些话不那么准确，有些话也可以不那么说。”
“你说过‘剥削有功’吗？”有人问。
答：“我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说的。”
看到大家惊讶和不解的样子，光美同志说：“现在年轻人一听要发展资本主义，就说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但要了解到讲活时的历史背景，就不难理解了。那时，我们党还允许民族资本家存在，允许雇工。我们的经济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少奇同志插话说：“这是毛主席提出的16字方针。”）我还记得少奇同志对一些工商界的人士说，你们不仅要赶快恢复生产，还要发展生产。还鼓励他们多办工厂，办一个好，办两三个更好，如果说剥削有罪，他们一个工厂也不会开办了。”
少奇同志接着说：“表达不够恰当的话，我早在1954年就作了自我批评。我在天津的讲话，在其它一些城市也传达了，并没有造成坏的影响，也并没有因为我的讲话，使天津的形势变坏，而是好起来了。好在这事情都不难弄清楚。”
在被问到光美同志在桃园搞四清的经验问题时，少奇同志说：“那天，中央几个领导同志在大会堂讨论四清问题时，有人提到光美搞四清的经验很好。毛主席说那就请王光美同志来讲讲嘛，（少奇同志的司机站起来说，是我从大会堂回来把光美同志接去的。）她到大会堂讲了以后，大家认为这个经验可以推广。毛主席说，就请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顾问吧。桃园经验在当时是比较好的，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
“后来我说过，不参加四清就没有领导囚清的发言权。因为当时中央有个规定，除年老体弱者外，领导同志都要参加一期四清。我强调一下这个问题，目的是想促使大家积极参加四清运动。后来听说有人对我的讲话有意见。我想是我讲得绝对了一些。”
问：“大字报上说林彪在东北期间，你不支持他，而支持彭真，是不是这样？”
答：“有支持不够的时候，不能说不支持。林彪同志在东北工作期间，不是同我个人的关系。不论表扬他还是批评他，都是由中央书记处集体讨论决定的。对他有些批评也是正常的。总不能支持错误的东西吧。对他在东北期间工作的评价，中央清楚，毛主席也都知道。不晓得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他也不理解。
问：“大字报上说你在延安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右倾投降主义？”
答：“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停战协定。以后又召开了旧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决议。在1月1O日我党的停战会上，就有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2月1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内部指示，说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我提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同在此之前毛主席的提法是一致的，没有原则区别。后来只有高岗攻击过这个提法，毛主席批驳了他。”
问：“大字报上说，在重新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你只提出做马列的好学生，既不提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也没有提毛泽东思想。说你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这和毛主席在大字报中批评的1962年的‘左’倾错误有关吗？”
少奇同志回答说：“关于1962年发表那篇文章的一些过程，外面的人不知道。还是在1960年毛主席就曾建议编辑出版我的选集。当时我不同意。我说除了编辑出版毛主席的著作外，不要再编个人的选集了。我建议可以编辑出版中共中央文集。这种文集可以包括除毛主席以外的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后来毛主席又多次提出要出版我的选集的事。为此，中央书记处还作了决定，又组织了编辑小组，我只好同意。”他说到这里转过头来问我：“这事你知道吧？”
我答：“知道。”
“我们在湖南蹲点时，编辑小组的同志还到长沙向少奇同志汇报了选目问题。”光美同志插了一句。
我补充说：“机要室档案处的一个同志也去了，他是编辑小组的工作人员。”
光美同志又说：“当时少奇同志表示，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不能不把精力集中在研究和解决当前的问题上，没有时间去看自己的稿件。”
少奇同志说：“这件事一直拖到1962年。他们说可以先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篇，先是编辑小组的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也作了一些修改，中央书记处也同意了。”（我插话说：“是在北戴河修改的。”）
“这篇文章是我在1939年写成的。即使修改，也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去加一些当时还没有出现的事。”少奇同志继续说。
“你犯了错误。人家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另眼看待了。”一位同志神情沮丧地说。
少奇同志说：“你们的处境和心情我理解，我犯了错误，你们感到很突然。我也没想到这次派工作组会犯路线错误，你们不要紧张，没有你们的事。别人另眼看待，甚至歧视你们，我看这是个暂时现象。”
说到这里他提议说：“今天我们休会好不好？”
大家看到他很疲劳的样子，都同意休会。
会后，我们把记录整理一下，起了个题目：刘少奇同志的答辩。然后写在几十张纸上贴了出去。但很快被撕了，并贴上了批驳我们的大字报，说我们被刘少奇利用了，是为刘少奇放毒。
因为有的造反派已把少奇同志当作敌人了，所以在批斗会上不论少奇同志说什么，都不被接受，不是说他狡辩，就是说他放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次，造反派还念了毛主席的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会后，光美同志痛心地说：“我们不能说话了，说谁不好，谁就成了好人，说谁好，反而害了人家。既然剥夺了我们的发言权，还质问我们干什么？”
关于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的事，我是知道的。从1961年到1962年期间，康生曾多次到少奇同志处谈论此事。而且每次见了我们都是不厌其烦他讲出版少奇同志的选集如何如何重要，少奇同志对中国党的建设的贡献如何如何大，说毛主席早就提出来了，一直拖到现在，编辑小组的同志很着急，等等。但在“文革”中，康生却对造反派说：毛主席要我主持编辑出版刘少奇的选集，可选来选去却没有使我满意的，我很失望，一直对这个工作抱消极态度，所以拖了好几年..康生还造谣说：我在钓鱼台主持写一至九评文章时，刘少奇对我的送审槁采取消极态度，总是拖拖拉拉，催几次也不退给我。
据我所知，少奇同志对他的稿件无论阅读和修改都是很认真的，根本不存在拖拖拉拉的问题。为把少奇同志置于死地，他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像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康生这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看风使舵、阴险奸诈的投机分子，虽然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他在“文革”中的“卓越”表演，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封匿名信
1966年12月中旬，中南海的造反派在怀仁堂对面贴出一张大字报，说：“江青在清华大学给造反派讲了，刘少奇的错误性质已经定了，他是三反分
子。对他的处理只是时间问题。处理快了怕老百姓的思想一下转不过来，需要一步一步进行。”果然，没过几天，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就煽动几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紧接着，林彪、江青又策划了全国各地的游行。至此，“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响彻了全国。在刘少奇名字上打上×或把名字颠倒过来的大字报出现在中南海里，表示刘少奇的错误已经定性了。
自从社会上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后，一些群众冒着危险给我们来信，表示对少奇同志的同情和关心，也表示了对“文革”的强烈不满：“毛主席被奸臣包围了”；“千古奇冤、民族大难”；“我们对您非常同情，您不理解，我们更不能理解”..一封封信中包含着人民群众的心声。
有一天，我收到一卷小报，外面是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百丑图”，就是把一大批老干部描绘成为刘少奇吹喇叭抬轿子的人，里面夹着一封信，信中除了说些同情刘少奇，骂林彪、江青之流的话外，还说：“我们还年轻，将来为您翻案！”在这个岁月里，敢说这样的话，需要多大的胆量和勇气啊！他们的这种精神大大激励和鼓舞了我。当时我暗问自己：难道你还不如其他群众更了解少奇同志，更坚信少奇同志？
这些信件都是以匿名信的形式寄来的，有的署名一群人，有的署名雷锋，有的署名群众，有的署名红卫兵..初期，寄给少奇同志的信件还可以完整的收到。到了后来，我们就收不到什么信件了，即便是收到，也都是被开了封的、没有什么内容的信件。
我们将收到的信件都及时送给了光美同志，她从中有选择地给少奇同志看。如那张“百丑图”就在少奇同志的茶几上放了好长时间。
我们工作人员和少奇同志的孩子们有时也从外西带回一些造反派搞的小报和其它材料，这些几乎成为少奇同志惟一的信息来源，所以他看得非常认真仔细，有的甚至看许多遍，从字里行间捕捉一些东西，后来，少奇同志在回答造反派的质问时，就引用了小报上许多对他造谣诬蔑的话，一一予以驳斥。
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件事，他们责成中央办公厅的领导人来追查为少奇同志提供小报的人，并说：“这是给刘少奇通风报信，提供炮弹。”
当时，造反派抄家成风，只要被中央文革小组点名有问题的人，随时都有被查抄的可能。因此，我非常担心送给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的那些信件被抄。有一次，我去送给光美同志东西时，她说：“写这些信件的人是冒着很大风险的，要注意保护他们。”
“有的信件已被人拆开看过了，可见早已有人在注意这些了，我们可要小心呀！”我顺便提醒她。
从此，光美同志提高了警惕。她把所有对写信人不利的信件和材料，包括信封等，看后都随时撕碎投到马桶里冲走了。
所以，造反派来抄少奇同志的家时，除了几份红头文件外，一封于他们有用的信件也役抄到。
宋庆龄赠书
危难之中见真情。这句话我早就听说过，但真正理解了它的含义，还是在1966年的岁末。
那时，少奇同志早已身处逆境，许多平时同少奇同志要好的人怕受株连
己躲得远远的。而就在恶浪滚滚、人心惶惶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同志派秘书给少奇和光美同志送来了刚出版的《宋庆龄选集》，信皮上是她亲笔写的“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收”，选集的扉页上也赫然写着：请刘主席、光美同志审阅指正。同时，她还给少奇同志的几个孩子送来了贺年卡、日记本和糖果等。总之，一切都同往常一样，似乎少奇同志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刚开始，我想是不是因为信息不灵，宋庆龄同志还不知道少奇同志“犯了错误”，不了解少奇同志的处境。
后来，我明白了，宋庆龄同志这样做的用意，正是表达了她对林彪、江青一伙迫害国家主席——少奇同志的强烈抗议。试想，同在北京城，“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茶，搅得所有人都不得安宁，难道住在后海的宋庆龄同志能不清楚中南海所发生的一切吗？
光美同志收到宋庆龄同志送来的东西，顿时热泪滚滚，她边擦眼泪边用颤抖的声音说：“如果宋副主席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啊！”此情此景，我被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感动了。
我也激动地说：“听说宋副主席也受到了一些冲击。红卫兵要剪她的头发，说这是‘封资修’的象征。宋副主席批评了那些不懂事的孩子，并指着自己的发髻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据说周总理知道后，不仅批评了那些造宋副主席反的人，还责令警卫部门必须保护好宋副主席。”
“宋庆龄同志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贡献很大。每到历史的关键时刻，她总是站在我们党的一边，全力支持我们党的事业。她对我们党无限钦佩，无限热爱。她对世界和平事业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国内国外都有很高的威望。她在50年代就向少奇同志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后来经中央讨论，认为让她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会更大些。”光美同志以敬佩的口气赞扬着宋庆龄同志。
我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时，曾多次感受到少奇、光美同志同宋庆龄同志之间那无私的真挚的深厚的革命情谊，是共同的理想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少奇同志对宋庆龄同志十分尊重，宋庆龄同志对少奇同志也非常敬佩。他们除了政治上彼此关心外，在生活上彼此也很关心。
少奇同志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去同她交换意见。宋庆龄在上海居住时，少奇同志只要到南方去，总要设法去看望她。
不论在上海，还是在北京，少奇、光美同志去看望宋庆龄同志之前，总要叫我们先打电话联系一下，看宋庆龄同志什么时候方便。如果是请宋庆龄同志参加国务活动，也要先询问她的身体状况和本人的意愿。
少奇、光美同志知道宋庆龄同志很爱孩子，所以常让孩子们自己动手做些小礼物给宋庆龄同志送去。特别是逢年过节，孩子们发挥各自的特长，有做贺年卡的，有画画的，有送信札的。孩子们到了宋妈妈家里，唱歌、跳舞、做游戏，欢声笑语荡漾在这座古色古香的深宅大院里，使宋妈妈得到了慰藉和温暖。
宋庆龄同志经常给少奇同志的孩子们送些有纪念意义的小礼物。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她经常给孩子们送些糖果来。那时，孩子们能吃到几块糖果简直高兴得不得了。有时在送些东西时，她还要特意说明，这是从某地带回来的，那是某某人送的。
光美同志有一次从来庆龄同志那里回来，对我们说：“少奇同志对宋副主席说，你给我们送东西，我们没有东西送你，多不礼貌。宋副主席笑着说，我看到孩子们送来的那些小礼物，就是我最高兴最喜欢的东西了。”
还有一次，光美同志探望宋庆龄同志回来，满面笑容地对我说：“今天的谈话真有趣，宋副主席说不好普通话，怕少奇同志听不懂，少奇同志说湖南话，也怕宋副主席听不懂。怎么办？还是宋副主席想了个妙招，她说英语，由我这个说普通话的人当翻译，少奇同志偶尔也说几句俄语，这样三人对话，越谈兴致越高。既交流了感情，又沟通了思想，还重温了外语，真是一次难得的谈话。”“还是在建国初期，少奇同志就对我说过，宋庆龄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畏强暴，同全家人都断绝了关系。为坚持自己的信念，支持正义的事业，她刚正不阿、爱憎分明。她是中国妇女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光美同志又说。
正是由于他们之间存有这种伟大的友谊，所以，在少奇同志身陷逆境之时，宋庆龄同志才不畏风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安慰少奇同志，关心少奇同志。
这是人世间最可宝贵的真挚感情！
江青造谣
江青是兴风作浪的“好手”。这是已被历史证明了的。毛主席的大字报发表后，江青到处讲：“认识人要有一个过程。我对刘少奇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我是1964年才认识他的。我向他汇报文艺界的那些污七八糟的事时，他却不表态。”江青所说的“汇报”，是在1964年冬的一天下午。她来电话问：“少奇同志在不在？我要向他汇报个问题。”我报告少奇同志后，他说：“请她现在就来吧。她没有来过，你在门口迎一下。”
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穿着斗篷式棉猴几的江青来了。
我把她引到了少奇同志办公室。少奇同志热情地同她握手，并关心地说：“房子里热，把棉衣脱了吧。”
江青微笑着说：“时间不长，我怕风，不脱了。”这时公务员给她送来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我们就出来了。
江青向少奇同志讲的什么，我当时不知道。
但从江青说的时间来推算，肯定就是那次了，因为在1964年里，江青就只向少奇同志汇报过这一次工作。而仅仅就这一次，她还要作为大棒，砸向少奇同志。
1967年初，中南海贴出一张标题是“我们要造临时工制度的反”的大字报。文中引用江青的话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出现了临时工、合同工。这是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恶果。他是背着毛主席干的，是明目张胆地复辟，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用工制度..现在就是要同修正主义对着于。被解雇的要立即请回来；被扣了工资的要补发；遭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要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我看到这张大字报，立即想到这是针对少奇同志在广西的一次讲话来的。
那是1964年秋，我随少奇同志来到了广西。他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干部会议上讲到要实行固定工和临时工、合同工并存的劳动用工制度时说：“我们现在只有一种用工制度，就是固定工制度。他们有劳动保险，招来了不能退，要退很困难。我看以后劳动制度要改变一下，要尽量用临时工、合同工..
过去上海、无锡等地方都是这样，我们在革命胜利后反而把季节工改成了固定工，这件事做得很蠢呀！..合同工做了多年后，只要干得好，也可以当厂长。为什么合同工就不能当厂长？教育一下一样当。现在我们许多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原来都是农民。我们军队里的许多将军原来也是农民..要少增加固定工，要大量使用临时工..”
听了少奇同志的讲话后，那里的干部都说很开窍。少奇同志说：“到云南再讲一讲。”但刚到昆明，就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请少奇同志速回北京”，并说“有人有不同意见”。第二天，我们就同少奇同志乘飞机回到了北京。
当时，我不知道对少奇同志的讲话有不同意见是指什么问题，看了这张大字报，我才弄明白。
江青攻击少奇同志关于用工制度的讲话的话传开以后，马上引起了新的混乱。一是许多人上街游行，要砸烂临时工制度；二是有临时工的单位被迫把临时工转成了正式工；三是有些单位忙于为被处理过的临时工恢复名誉和补偿损失；四是给原为临时工现已转正的工人增加福利。有的地方和单位因资金不足和缺乏物品，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些人就继续闹事。
而江青之流反过来又给这些人扣上了刮经济妖凤的帽子，并说：“这股经济妖风的后台就是刘少奇。”
少奇同志看到报纸上的有关报道后，气愤地说：“真是岂有此理！去年8月份我就不工作了，现在怎么又成了刮经济妖风的后台？”
造反派的骗局
为了把少奇同志早日置于死地，造反派使用了许多卑鄙的手段。抓平平当人质，便是其中的一例。
1967年1月6日下午，卫士组接到一个自称是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人打来的电话：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需要马上截肢，家长必须到我们医院来签字，手术台都准备好了。
大家都被这个消息惊呆了。有的叫赶快告诉光美同志去签字，不然孩子会更痛苦。有的说先不要告诉她，因为她和少奇同志出中南海很不方便。请源源和亭亭先到医院去看看，如果确实需要动手术，他们也可以代家长签字。
源源和亭亭走后，我们都在值班室里等着，唉声叹气的有之，说祸不单行的有之，大家从心眼里心疼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才十几岁就遭此不幸，以后可怎么生活呵！要是少奇和光美同志知道了，他们的痛苦该有多大啊！..
这时，医院又以催促的口气打来电话，说王光美不来签字，就要耽误刘平平的抢救了。
因为源源和亭亭没有回来，我们以为真的出了事，就告诉了光美同志，她听后也惊呆了，连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双眼噙着泪水直瞪瞪地看着少奇同志。少奇同志抑止住内心的痛苦，立即站起来，说：“马上要车，我到医院去。”
光美同志忙说：“周总理不让我们出中南海！”
“你不去我去，我是家长，这么小的孩子，因为我挨批挨斗，又遭到这么大的不幸！”少奇同志坚定的口气中夹带着无比的愤
怒。
少奇同志坚决要去医院，卫士组马上通知中央警卫局和北京市公安局，
告诉他们刘主席马上要到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去。由于时间紧迫，没说去干什么，他们还以为刘主席要住院了。卫士组的人和郝苗都随少奇和光美同志去了医院，我独自坐在卫士值班
室里守着电话。原来，这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制造的一个骗局。他们想扣平平做人质，目的是抓光美同志到清华去作检查。源源和亭亭
去后，也被他们扣了起来。但是，这些伪装成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的人并没有想到光美同志的身后站着刘少奇，他们都怔住了，惊慌得不知所措。源源看到爸爸、妈妈来了，就跑过去喊了一声：“他们要抓妈妈！”光美同志立刻明白了一切，便奋不顾身地迎上前去，并说：“那好，除了我，你们都走。”这时造反派中有人喊：“把刘少奇也扣下！”卫士们和公安人员怕出问题立刻簇拥着少奇同志上了车。
光美同志气愤地对造反派说：“我抗议你们制造的这种骗局。”造反派回答说：“抓你是江青的指示，办法是我们想的。”少奇同志回来一下车，看到我在值班室的门口站着，便朝我走了过来。“平平怎么样？”我急切地问。少奇同志微笑着说：“是红卫兵的骗局。他们真能想办法，为了抓光美
便把平平、源源、亭亭都当人质扣了起来。”说着就坐在值班室的凳子上。“只要平平没出事就好。”我安慰他。少奇同志点着香烟，抽了一口，说：“是呀，小孩子受我的株连，实在
不应该。”我说：“我们也都受到了株连。”“我犯错误，跟你们没有关系。”他还是这句老话。正说着，平平气喘吁吁地回来了。因为造反派在医院抓到了光美同志，
学校也就放了平平。平平一见到爸爸，就扑到爸爸怀里委屈地放声大哭起来。她边哭边说：“学校的造反派要我作检查，否则不让我回家。我给他们讲道理，他们就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
少奇同志问：“他们打你了吗？”“没有。”平平回答。“你没有出事就好，不要哭了。他们把你留下，是做人质，说你遭车祸
了。我刚从医院回来，他们把你妈妈从医院抓走了。”少奇同志平静地安慰
着女儿。平平听说妈妈被抓了，哭得就更厉害了。少奇同志拉着平平的手，边安慰着女儿边向他的办公室走去。“文革”开始后，平平虽然只有十几岁，但她思想很活跃。在大串联时，
她向郝苗叔叔要了粮票和路费，自己背起挎包就往南方去了。串联回来后，造反派让她揭发爸爸，并要她同爸爸划清界限，她理直气壮地说：“谁是谁非还没搞清楚，同谁划清界限呢？”
有一次，她在爸爸的书房里大声叫喊：“他们说，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的大发展，我要看看马恩列斯的书，要搞清楚在什么地方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说：“人家说发展了，就发展了嘛，要听毛主席的话，要跟上形势。”她把头一扭，不满意他说：“毛主席说，凡事要间个为什么。我爸爸也跟我们说过遇事要用自己的脑子多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不要盲从。反正现在是停课闹革命，我要把马列著作都看看，要搞清楚究竟怎么发展了马列主义。”
乎平的执著和韧劲，我很赞成，但又为她捏着一把汗，惟恐这不怕虎的初生牛犊惹出什么麻烦来。
“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的主任”
造反派可以毫无顾忌地到少奇同志的住处肆意对没有被罢兔的国家主席进行污辱、批斗，是进入1967年以后的事。
那年的1月12日晚8点多钟，我在办公室值班。忽然听见怀仁堂南面有喊口号的声音，而且声音越来越大。不一会儿，我已完全听清楚了，喊的是“打倒刘少奇！”我断定这是中南海的造反派在集会游行，但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随着口号声越来越近，我的精神开始紧张了，心里琢磨他们是来开批斗会的，还是要将少奇同志揪到什么地方去？不论来干什么，我这个当秘书的总是很担心，生怕这伙人闹出什么乱子来。
当造反派来到福禄居（少奇同志1964年以后的住处）大门口时，哨兵挡住了他们。“我们要到刘少奇的院子里去贴大字报！”造反派蛮横无理地叫嚷着。哨兵也不示弱：“我们的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人，没有上级的命令，不能放你们进去！”造反派哪里听得进这些，他们边嚷嚷边往里闯，但被警卫战士拦住了。这时有人骂了一声“保皇狗”，有人上前撕战士的领章。双方就这样厮打起来。门口的吵闹惊动了附近营房里的战士，他们很快跑了过来。眼看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就要升级了，我赶快跑回办公室打电话报告了警卫局李树槐副局长，这时卫士组也请示了警卫局。我们得到的答复是：把大门打开让他们进去。哨兵便不再阻拦了。
当时我想，作出这样的决定绝非警卫局或办公厅所为。后来听说是康生、江青同意的，说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从此以后，国家主席的住处，包括办公室、寝室，都成了对造反派开放的场所。一个既没有被罢免、又没有辞职的现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就像囚犯一样，失去了人身自由。今天被这一派批斗，明天被那一派质问，今天这一派来警告他，明天那一派又来下最后通牒，必须每天几点出来看大字报，必须对大字报作出答复，必须自己亲自做饭，必须自己打扫卫生，必须自己洗衣服，必须..还有许多必须。
少奇同志虽然没有按照造反派的要求会做，但他还是每天晚上坚持出来看大字报。看大字报成了他信息来源的唯一途径。从这些五花八门的大字报中，他看到了许多内部消息，也看清了许多红得发紫的暴发户们的丑恶表演。当然，他最关心的还是许多老干部的命运，还是党和国家的命运。有时，他会在某张大字报前驻足许久，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由疑虑到不满到愤怒。我仿佛感到了他的血在沸腾，他的心在哭泣。我仿佛感觉到了他那平静的举止中，包含着一座时刻都有可能爆发、时刻都有可能燃烧的火山。为了自己挚爱的祖国、人民，为了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他总不能老是这样沉默吧，他更不会在沉默中消失！
每当此时，我总想大喊一声：不要折磨他了，这个志比钢坚的人是永远不会屈服的，他那颗高昂的头颅是永远不会向谬误妥协的！
过了没几天，造反派突然冲进少奇同志家的院子里，一部分人贴着大字报，一部分人在大喊大叫：“刘少奇出来回答问题！”
少奇同志听到叫喊声，就走出办公室。他刚站在门口，就被造反派围了起来，他们连推带拽把他弄到院子里。造反派先惊天动地喊了一阵口号：“打倒刘少奇！”“誓死同中国的赫鲁晓夫血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敢动毛主席的一根毫毛就砸烂谁的狗头！”最后是四个伟大和万岁、万岁、万万岁！
然后就开始了质问：
“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少奇同志回答：“我过去不反，现在不反，将来也不反。”
“你带毛主席语录没有？”
少奇同志从口袋里拿了出来。
“第一页是什么？”
少奇同志翻开认真地念了一遍。
“不要念，你给背。”造反派发难。
“要我背，背不出来。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一篇文章是什么内容，毛主席当时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毛主席的每篇文章我都看过多次。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领会它的精神实质，我不赞成背个别词句的学习方法。”
少奇同志的这番话，又招来了麻烦。造反派有人喊：“你口口声声说不反对毛主席，可是你明目张胆地反对背毛主席语录，明目张胆地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
少奇同志还是不急不躁地回答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毛主席是针对什么写的，在当时起到了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新的创见，这些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你现在没有资格给我们讲理论，不是你教训我们的时候了。背诵语录是林副主席提倡的。”
这时，又有人喊：“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这群乌合之众乱哄哄闹了一阵就散去了。
第二天，我到食堂吃饭时，听到有人说：“昨天到刘少奇家去的目的就是叫他背语录。冲一冲，轰一轰，造造声势，显示显示中南海的造反精神，证明中甫海不是死水一潭。”
听到这些，我气得连饭都没吃下去。难道为了证明自己有造反精神，就要拿国家主席出气？这是什么逻辑？！
“我向毛主席提出两点要求”
社会上越来越混乱了，少奇同志也越来越不安了，他多么想让这场无为的大动乱早日结束啊。但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他只能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而无能为力。
1967年1月13日夜，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来电话说：“主席叫我去接刘少奇同志来大会堂谈一谈。我坐华沙牌小车去，你们就不要给他要车了。告诉你们门口的哨兵，不要挡我。”
我同他开玩笑说：“现在少奇同志的家，就像开了门的菜园子，谁都可以随便进出，更何况是你呀。”
为什么他要华沙牌车来接少奇同志？我不理解。但毛主席要找少奇同志谈话总是个好消息。我还是从心眼里感到高兴的。
我向少奇同志报告了徐业夫的电话内容，但他没有听懂，“你再说一遍，
我没有听懂。”他提高声音对我说。这时光美同志又将我的话重复了一遍。“那好。”少奇同志说着就站了起来。
徐业大来后，先到了我们办公室。因为少奇同志搬到福禄居后，他还没来过。
我问他：“为什么你坐华沙车来接？”
“少奇同志的车子目标大，不安全。”
我领他到少奇同志办公室时，少奇同志已在门口等着。徐业夫说：“主席请你到他那里谈一谈，跟我一起坐车去吧。”少奇同志顺手装上香烟和火柴就出来了。光美同志跟在少奇同志身后，用手持捋刚穿上的干净衣服，把上衣往下抻了抻，这样一直送少奇同志上了车。看得出，光美同志这样做，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
少奇同志走后，光美同志问我：“为什么叫徐业夫来接？”我说：“刚才徐业夫说少奇同志的车子目标大，怕不安全。”“中央领导人是不是都换车了？”她又问。我说：“不知道。”我安慰她说，“不管坐什么车子，但愿这次能带来好消息，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目前的处境可能还不大了解。”“不会不知道吧，会有人报告的，但怎么报告就不清楚了。”她心中无数。
第二天，当其他工作人员知道昨晚毛主席找少奇同志谈话时，都很关心，问我知道不知道谈了些什么？我说不知道。大家猜测，这次谈话可能对少奇同志的错误交了底。别看造反派叫喊得凶，毛主席要保他只要一句话就行了。
我也急切地想知道谈了些什么。我给光美同志送抄来的大字报内容和搜集到的一些小报、印刷品时，问她：“不知道毛主席同少奇同志谈了些什么？”
光美同志神情黯然地说：“少奇同志回来没有多说，只说他向毛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他承担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尽快把受到冲击的广大干部解放出来工作，特别是许多老干部，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二是他请求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等一切职务，携带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前一段时间少奇同志就给毛主席写过一个东西，其中就有这些内容。少奇同志还说，毛主席见到他第一句话就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可见毛主席对我们这里的事还是很了解的。少奇同志告辞时，毛主席还送到门口，并要他保重身体。”
说到这里，她从抽屉里拿出一页纸，说：“毛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有三本还没找到，咱们分头找找吧。”我接过来一看，一本叫《机械唯物主义》，作者是海格尔（法）；一本叫《机械人》，作者是狄德罗（法）；另一本是中国的《淮南子》。
我先在少奇同志的书房里找，但一本也没找到。我又到了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图书室找，正在那里值班的机要室档案处的小李同志也帮我找。但也只找到一本《淮南子》。
剩下的两本书，我想再到大图书馆去找找，光美同志说：“不用了，少奇同志说也可能书名不对。”
从此，少奇同志埋头读书，他想从书中吸收更多的知识。
但我却始终没有搞清楚，毛主席同少奇同志谈话的用意是什么。虽然我也知道从讲话的内容看，毛主席并没有打倒少奇同志的意思，但为什么毛主席就不能说句话，使这位老战友得到解放呢？
后来，我才明白，当时局势的发展就连毛主席本人也无法控制了。而林彪、江青之流在没有篡夺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前，是绝不会鸣金收兵的，
更不会对少奇同志刀下留情的！
“我永远不反毛主席”
林彪、江青一伙精心炮制的所谓批“二月逆流”，是把“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推向高潮的重要一步。此后，中南海里贴出了许多诬蔑朱德、陈云、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字报。
少奇同志看到这些大字报后，心情非常烦躁和不安，整天不说几句话。光美同志告诉我：“少奇同志这几天吃不好饭，睡不着觉。”
有一天，少奇同志按了电铃把我叫去说：“你把这封信去送一下。”我一看信封上写着：周恩来总理。拿到办公室登记时，才发现没有封口，我抽出来一看上面写着：
周总理：
最近我看了一些大字报，感到忧虑和不安。中南海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所在地，出现
了一些极不严肃的大字报。他们把我当成敌人了，把一大批老同志也当作敌人了，怎么办？
刘少奇
我把这封信送到总理办公室时，值班秘书说总理正在同别人谈话。我便回来了。
第二天，总理办公室就送来了周总理的亲笔信：
少奇同志：你要好好休息，克制自己，你的意见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此致敬礼！周恩来
随后不久，江青一伙又指使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了少奇同志的住处。他们先把少奇和光美同志赶到院子里，一部分人就在办公室和寝室里凡是能贴大字报和大标语的地方都贴上了。一部分人提着白灰粉桶，在少奇同志经常散步的院子里的大方砖上刷上了标语，还在少奇同志的名字上有的打×、有的倒写。从此少奇同志不论吃饭、睡觉、散步，也不论抬头、低头，只要一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全是污蔑他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卫士们看到造反派要把少奇同志往院子里推时，连忙给他穿了件棉大衣，戴上了棉帽子。光美同志还没来得及穿大衣，就被推到院子里了。
院子里有几棵海棠树和几棵小松树，走廊里几只小电灯把微弱的光线透过稀疏的树枝射向院里，到处一片灰暗。但这并不影响造反派高涨的热情。他们肆无忌惮地围攻少奇和光美同志，质问一句，喊一阵子口号，如果少奇同志答复问题，他们就说“不老实、胡说、狡辩、放毒”，如果不答复问题，他们又说：“理屈同穷、负隅顽抗”，让人真是无所适从。
当喊“刘少奇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的口号时，就有人去强行按少奇同志的头，并把他的帽子打掉到地上。光美同志急忙弯腰拣起帽子，给少奇同志戴上。这时有人就喊：“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王光美！”光美同志不慌不忙地说：“他感冒了你们就批斗不成了。”
他们又质问少奇同志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少奇同志抑制住满腔的怒火，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我已说过多次，对毛主席，我过去不反，现在不反，将来也不反。我永远不反毛主席！”
光美同志听到少奇同志的声音带着愤怒，怕造反派的围攻升级，便用恳求的口气说：“先让少奇同志回屋吧！少奇同志欢迎大家对他提出同志式的意见。”这时机警的卫士乘机把少奇同志拉进房内休息。光美同志话音未落，造反派便将围攻目标转向她：“你为什么到东南亚访问时要穿旗袍、高跟鞋，要戴项链？”光美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还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这下可激怒了造反派。他们在不断高喊“打倒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的口号时，有几个人从少奇同志会议室抬出一张独腿桌子（是放花盆的小圆桌，人上去稍不平衡就会摔下来——作者注），强迫光美同志站上去答复问题，理由是让后面的人看得见，其实是取笑她、侮辱她。
当有人喊“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就是‘形左实右’”时，她大声说：“搞四清是中央的政策，我讲四清的经验是毛主席批准的。”这下又招来了一阵口号声“不许放毒，不许胡说八道”。还有人喊道：“王光中、王光美、王光英、王光和四兄弟姐妹的名字排列起来，就是中、美、英合作，连他们的名字都是反动的，这是不折不扣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我们绝不能与帝国主义合作。”又是一阵口号声。这时有人喊“把桌子给她掀翻！”卫士们赶快站在桌子周围，将光美同志保护起来。
这天晚上我值班，既不能离开办公室，又怕造反派闹出乱子来。我怀着焦急和恐慌的心情来回在办公室门口走动着，注意着造反派的动向。在整个斗争会过程中，我仔细观察了造反派的状态，这些人的表情、神态和举止动作有很大区别，除少数几个人在少奇同志面前挥动着《毛主席语录》，张牙舞爪，用嘶哑的嗓子边叫喊边质问外，多数人则是站在周围，既不喊口号也不提问题。散会后，几个平时熟悉的人进了我的办公室，有的说：“要知道这样胡闹，我就不来了。”有的说：“让人家站在独腿桌上，摔下来怎么办？”有的说：“我是特意来看刘主席的，到中南海工作几年了，还没亲眼见过刘主席呢。今天见了，此生不遗憾了。”后来听说，有几位来参加斗争会的人也被斗争了，并戴着各种“帽子”被送进了学习班。我猜想其中肯定有对我说过心里话的人。
此后一段时间，我因患感冒在家休息。一天，一名卫十来看我时说：“中南海的一个造反派，昨天把少奇同志的电话撤了。”“少奇同志没说什么？”“他说：‘没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批示，任何人无权撤我的电话。’造反派可不听这一套，他们横眉竖眼说：‘我们是造你的反，造反有理，不需要任何人批准。你是最大的走资派，已没有权力使用电话。’说着就蛮横无理地将线扯断把电话机拿走了。”我又问：“警卫局是什么态度？”“我们请示了警卫局，但没有人管这个事。”“怎么没有撤我们的电活？”“造反派说，你们的电话暂时还可以用，要把你们和刘少奇区别开来。”我无可奈何地说：“撤电话可不是造反派敢干的事，连警卫局也管不了，看来问题越来越严重了。”那位卫士也忧心忡忡地说：“我们都很害怕，都想早日离开这里。”卫士走后，我前思后想，越来越感到紧张，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中央、特别是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究竟是什么态度呢？第二天，我来到中办机要室找到当时的负责人赖奎同志，我想以调动工作为幌子，试探一下他们的口气。“作为机要秘书，我在少奇同志那里早就没事可干了，把
我调走吧，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我说。
赖奎回答：“你的行政关系和组织关系都在警卫局，这里只是一点业务关系。刘少奇的问题，中央还没定性，谁敢调动你的工作？”
我说：“把他的电话都撤了，还不是敌我矛盾？”
“什么，把电话都撤了？我还不知道。”他很惊讶，又说：“造反派早就喊打倒他了，不能以造反派的行为来定性，中央没有讨论，毛主席还没有表态。你先回去，关于调动的事，我们跟汪东兴同志商量一下再说吧。”
虽然没有得到准确的消息，但我心里总算踏实点了。
那段时间，局势相对缓和了一些。有一次少奇同志在怀仁堂前面看大字报。突然有人喊了声“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这时许多人都向喊口号的人看去，原来这位中南海里造反精神最强的女青年，想通过自己的呼喊，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在这里开辟一个批斗刘少奇的战场，但她万万没想到，那么多的人竟然没有一人响应，自己反而成了灰溜溜的孤家寡人。她更没想到，一会儿从怀仁堂东面来了几位警卫战士，他们看到少奇同志后，都拥到他的身边，争先恐后地向他敬礼。少奇和光美同志热情地同这些可爱的战士亲切握手。这激动的场面感染了周围的许多同志，他们也纷纷走过来同少奇和光美同志握手。
这非常时期不平凡的握手，表达了人们对身陷逆境的少奇同志的极大同情和理解，也表达了人们对林彪、江青之流陷害少奇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限愤慨和强烈不满。
“不要把我当成敌人”
少奇同志虽然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但是随着对他批斗的不断升级，送给他的文件种类和数量逐渐减少，直到停止。先是停送中央领导人之间传阅的文件。这种文件过去每天少则几份，多则十几份；后是停送一切上报中央和中央发出的文件电报以及外交方面的文件电报；再后来除了只有几份公开张贴的布告、报纸和参考消息外，任何文件都停送了。
电话撤了，文件停送了，我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了。我想，剥夺少奇同志工作权利和政治待遇的决定绝非一般人所作。没有工作可做，没有文件可看，不吃安眠药又睡不着觉。这对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奋斗了半个世纪的少奇同志来说，更是痛苦之极、不堪忍受的。他只能在办公室里、院子里、走廊里这个狭小的天地里默默地踱步或坐在藤椅上沉思。这些对我们一般人来说，简直是难得的休闲机会，而对于过去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每时每刻都在忘我工作的少奇同志来说这简直是在忍受痛苦的煎熬。
后来，我看到他把多年来审阅过的一柜子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资料拿出来，一页一页地翻着看，似乎想借此而不让时光虚度，似乎想从中间找到许多不解问题的答案。
林彪、江青一伙并不想让少奇同志有丝毫的喘气机会。1967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而林彪乘机也大放厥词：“在党内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的组织路线。”又制造了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
不久，北京各大报纸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捏造事实，对少奇同志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诬陷攻击。
从此，社会上又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高潮。
这些对我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迫于无奈，有人提议：“现在我们以造反派的名义就戚本禹文章中的问题去问少奇同志，然后写个简报，表示我们也起来造反了。”
于是，我们拿着《红旗》杂志第五期进了少奇同志的办公室。这时少奇同志在躺椅上坐着没有动，光美同志看到人多座位少，就说：“你们坐，我们站着。”这样，除了少奇同志，其他人都站着。
“我们是来请你答复问题的。”一同志说。
“可以答复你们的问题，也愿意接受你们的批评，但要同志式的，不要把我当成敌人，把我当成敌人，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少奇同志说。
那个拿着《红旗》杂志的同志说：“戚本禹在他的文章中，列了你八条罪状。”刚一说到这里，少奇同志立即就激动起来。他气愤地说：“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赃！”说着就把他茶几上放的那份《红旗》杂志摔到地板上，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过《清官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他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对我说过它是卖国主义的？我又什么时候说过要当红色买办？他们要是光明正大，可以来和我辩论嘛。不是讲大辩论吗？戚本禹为什么不来同我辩论？谁罢了我的国家主席职务？为什么要剥夺我的发言权？宪法成了废纸，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如同火山爆发，他将心中的疑虑和愤慨都倒了出来，我看见他那双手的指头都有些颤抖。
光美同志也气愤地说：“用造谣、中伤、污蔑、栽赃的手段定人的罪，谁能接受呢？”
一位同志向：“有人说八大报告中有些话毛主席是不同意的，比如关于阶级斗争和国内矛盾问题的提法等。报告不是大会通过的吗，怎么毛主席不同意就通过啦？”
少奇同志顺手从茶几上拿起正在看的八大报告，语气比较平静地说：“1956年的八大，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是讲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如：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就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它反映了我国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进行‘三反’‘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地加以制止。但在报告的另一处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决议中也说：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议通过后，第二天见报了。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对我讲那些提法不妥当，但已经来不及修改，所以至今未改。”当问到“七大报告提出毛泽东思想，八大报告为什么没有提”时，少奇同志说：“八大报告中写不写毛主席思想，在议论时意见也不统一。不主张写的人占多数，他们认为毛主席曾多次从宣传文章中删去这个提法，看来毛主席并不主张到处使用。另外，七大是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那时我们还没有取得全国胜利，全国人民对毛泽东思想还不熟悉。七大至八大，形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不写进报告也不会影响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不是都在宣传嘛，只不过没有像现在这样宣传就是了。”当问到所谓“61人叛徒集团是怎么回事”时，少奇同志的声音虽然稍大了点但还是比较平静
的，他说：“1931年前后，在北方工作的一批干部，由于国民党的搜捕和叛徒的出卖，被捕人狱，一直失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1936年我到北方局主持工作时，有人说，这些同志在被国民党逮捕前，工作很出色，被捕后在监狱里表现也很坚强，他们在狱中还成立了党支部，同国民党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并一直和我地下党保持着联系。他们的刑期大多数已坐满，但要履行个手续才能被释放。我想：要设法营救他们，如果日本人占领了北平就不好办了，很有可能会把这批人给杀掉。9·18事变以后，在沈阳狱中的共产党员不是就被全部杀害了吗。因此，我把这个情况写信报告了党中央，请中央决定。很快就得到中央的答复：同意这样办。”说到这里，他又激动起来了，并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去拉他办公桌的抽屉，嘴里说着：“这个事我已向毛主席写了申诉。”这时，光美同志急忙去拉住少奇同志的胳膊，说：“你是写给毛主席的，在这里拿出来也没有用。”他才扭过身子，靠在抽屉那里，但怒气未消，“这批人出狱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早有定论，几十年来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现在说成是叛徒集团，简直岂有此理！”
“人家说毛主席不知道此事。当时是以中央名义答复的，还是以个人名义答复的？”有人又问。
少奇同志很不耐烦地大声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去间文革小组的人，去问戚本禹！”
光美同志忙解释：“当时毛主席不是总书记，可能不知道。”
后来，少奇同志在书面答复中，说是张闻天同志签的字，还提到当时的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
少奇同志稳定了一下情绪说：“这批人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他们有的有城市工作经验，有的有自区工作经验，有的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在后来几十年的实践中也证明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绝大部分是我们党的骨干。王明路线时，白区的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许多好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61位同志让国民党反动派都杀了我们就舒服了？现在把他们说成是叛徒集团，将来，我们党的历史怎么写？”这简直是血与泪的控诉啊！
大家觉得不能再问下去了，就把事先写在一张纸上的八个问题留下让他用书面形式予以答复。
第二天，我们就向中央办公厅写了个质问刘少奇的情况汇报。我们学着造反派的口气说：我们勒令刘少奇必须在几天之内答复我们的问题。但没有讲少奇同志答辩的情况。很快中南海造反派就在简报上登出了我们的举动，说我们也开始造反了。
过了几天，少奇同志写出书面答复，我们抄成大字报贴了出去。但很快就被人撕了，并骂我们“这样做是为刘少奇开脱罪责”。
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明白，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迫于形势，演戏给别人看的。但是即使这样，我的心中都感到非常愧疚，我常常责备自己，为什么还要在那样的场合下给少奇同志心灵的伤口上再撤一把盐？几十年来，我常常在心里乞求着少奇同志的原谅。
“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
在中央派出工作组期间，少奇同志曾派光美同志到清华大学参加了一段时间的运动。所以撤出工作组后，清华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就扬言要揪斗王光美，说她在清华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消息被少奇同志的
一个孩子听到后回来就讲了。少奇同志听后，气愤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为什么要让人家代我受过？要批要斗要检查我可以去。”
在砌大富等人的煽动下，要求王光美到清华作检查的压力越来越大。起初，周总理是不同意王光美去作检查的，他说：“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是个执行者，不必去检查。”后来，康生、江青伙同清华的造反派一起向周总理施加压力，声称：“王光美不去作检查，学生就要来揪。”
1967年4月的一天，我们收到中央办公厅的一封信，说中央常委同意王光美同志到清华作一次检查。在此情况下，少奇同志没有再说什么。
在去清华作检查的前几个小时，光美同志在少奇同志的会议室里同来揪她去清华的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造反派要她去作检查时必须穿上她随少奇同志出访印尼等国时穿过的衣服，而光美同志坚持不穿。她气愤地说：“要我去作检查，为什么要我穿出访的衣服？”“你出访时穿戴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这次去作检查也必须包括这些内容。康老（康生——作者注）说，你不听江青的指示，搞两面三刀，江青不同意你出访穿这些衣服。”造反派振振有词。
光美同志听到这里更气愤了：“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向你们说明，我出国前到上海专门看望过江青，还真问过她出访时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的问题。我告诉她说：少奇同志跟外交部的同志说过，自己有能穿的衣服，就不要再做新的了。江青说，我们是大国，你又是国家主席的夫人，穿戴得不能那么寒酸、吝啬，要多做几套好衣服。她可没有说过不同意我穿什么。我去作检查也只能穿我在那里参加运动穿的衣服。”
这次要光美同志去作检查，也是砌大富等人制造的一个骗局，他们骗了周总理，也骗了党中央。
光美同志到清华后，在十几万人面前，蒯大富等人强迫她穿上旗袍、高跟鞋，给她戴上用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并对她进行惨无人道的拳打脚踢，用卑鄙无耻下流的语言污辱她，谩骂她。
光美同志回来后，向少奇同志倾诉了满腔的愤恨和冤屈：“他们打人骂人、侮辱人都干了。他们批斗我，为什么还要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老同志去陪斗，这哪里是政治斗争，分明是在侮辱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啊！”她终于决定给毛主席写封信。
少奇同志一直没有做声，他两眼发直，神情黯然，静静地听着光美同志的诉说。据卫士说，那天晚上，少奇同志连一口饭都没吃。
自从光美同志受辱清华园后，少奇同志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而且时而显得烦躁不安。有时郝苗把饭摆好，叫他去吃，他像没听见似的，不说话，也不去吃。一次，郝苗给他煮了两个鸡蛋，他发脾气非说是生的。郝苗知道他心情不好，剥开蛋壳，耐心他说：“跟平常一样，不生。”过了一会儿，他像突然间明白了什么，对郝苗说：“那我错了，向你道歉。”
一天中午，我从大食堂吃完饭回办公室时，从少奇同志的饭厅门口路过，听到他和光美同志正同孩子们说话。我进到办公室后，听到少奇同志的说话声越来越高，我侧耳断断续续地听到：“为什么我犯错误，让人家那么多干部代我受过..是谁批准的？为什么不准别人给文革小组的人提意见，一提意见就把人家当反革命抓起来（指的是1966年8月间一批青少年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因贴出了炮轰江青的大字报，被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作者注）。他们就一贯正确吗？..
我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是他们..有人想逼我自杀，我绝不会自杀，除非党需要我去死..我自杀了他们就更高兴了。我死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咣啷一声，随着摔筷子的声音，他站起身来走出了饭厅。这时，一位值班的卫士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怎么老人家发脾气了，你听到了吗？”“我听到一些，因为他的声音时而高时而低，所以也没听全，好像还是因为清华批斗会的事。”我说。后来，我向光美同志问起此事，她说：“从1956年中央领导人签名同意死后火化后，少奇同志就给我们说过，将来他死了，要把他的骨灰撒到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他说，大海连着四大洋，他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家属，所以他从中央开会回来，就郑重其事地给我讲了。那天吃饭时，谈到目前的一些现象，他的心情非常激动，又向全家人强调了这件事。”江青之流在从精神上折磨少奇同志的同时，又开始从生活上折磨他了。1967年5月的一个夜晚，为少奇同志当了18年厨师的郝苗同志被抓走
了。这件事在工作人员中引起了震惊和恐慌。我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为什么要抓郝苗？”他表情神秘地悄悄对我说：“这是江青指示公安部抓的。江青说郝苗有特务嫌疑。解放前，他在北京一家饭店工作时同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有关系。1946年在军调部当厨师时，王光美认识了他。中央一进城就把他要来了。他和罗荣桓处的一个工作人员联系密切，有盗窃军事情报的嫌疑。少奇的孩子外出串联时，是他给他们提供了粮票和生活费，有支持他们外逃的嫌疑。”
我越听精神越紧张，这个嫌疑，那个嫌疑，一大堆的嫌疑，说不定有一天这些嫌疑也会被安到我的头上，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久，在江青的指使下，少奇同志的另一位厨师老冯也因“莫须有”的理由被调走了。那时，尽管名义上说，少奇同志的生活待遇不变，但厨师调走后，我们只能从大食堂给少奇同志打饭吃，有什么吃什么，这又是什么样的标准呀！
郝苗是生长在北京郊区农村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因生活所迫，他14岁就到北京一家饭店学徒，吃尽了昔头才学得一手好手艺。中央进城后，经过党组织的反复审查才把他调到少奇同志身边的。他辛辛苦苦地为少奇同志服务，怎么成了特务嫌疑？就这样，郝苗在秦城监狱关了8年。
调郝苗到少奇同志家来，是吴振英经手办理的，而此时他也成了“黑帮”分子，也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所以对郝苗审查来审查去，却没有任何人找吴振英写过一份证明材料。这一切，少奇同志心里肯定很清楚，光美同志受辱于清华园，郝苗被抓走，冯师傅被调出，这分明是在用钝刀子割他那颗滴血的心啊，他能不痛苦，他能不咆哮，他能不怒吼吗？然而这些都无法使他解脱，反而更加重了心灵的痛苦！
造反派向他疯狂进攻
围困中南海，是“文革”中的一大“奇迹”。1967年6—8月间，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八一战斗团”，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来到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设立了“揪刘前线总指挥部”，扬言要把刘少奇揪到建工学
院去批判斗争。接着北京的上千个造反派组织和外地来京串联的造反派组织也蜂拥而来。一时间几万人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
他们在中南海周围搭起帐篷、席棚、草棚、木屋，各自插上自己的旗帜，用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内日夜叫喊。有些人还试图冲进中南海去，但都被警卫战士们挡回去了。
7月4日晚，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少奇同志说：“因为你在建工学院的几次讲话有错误，那里的两派都要你作出检查。因此党中央的意见，要你向该院的‘新八一战斗团’写个检查。”
既然是中央的意见，少奇同志当然不能拒绝。但因为身体欠佳，他只写了一半，就叫光美同志执笔代写。她写完由少奇同志勉强抄清后交给了我。一是要我提提意见，二是叫我送给汪东兴。
我看后对检查的内容提不出什么意见，但看到开头和结尾处有些不合时宜。开头四个伟大顺序不对，结尾毛主席后只写了一个万岁。我提出后，光美同志说：“是呀，我们现在像小孩学舌一样，不知道该怎么说活了，确实是跟不上形势了。”虽然，他们尽了最大努力想跟上形势，而且是违心地作了几次检查。但检查送去之后，还是遭到造反派的臭骂，说“刘少奇是假检查、真反扑”，“不是检查，是反革命的挑战书”，并就他的检查在全国展开了大批判。
其实，少奇同志在建工学院不过是开了两次座谈会，断断续续发了几次言。就算是有错误，说错什么，检查什么，在什么范围内犯的错误，在什么范围内检查，这本来是合乎情理的。但造反派竟说他在检查中根本不提几十年来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根本不检查他是如何勾结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疯狂反对“文化大革命”的。
“文革”初期，少奇同志有求稳怕乱的思想，所以在建工学院的几次讲话中，他总是强调要团结起来，生怕挑起派性。他说：“不能笼统地说，哪一派好，哪一派坏。”在他看来，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就要遭受打击，支持新的班子，旧班子的同志就要被批斗。“都在一个学院里，不管分成几派，有多少不同意见，总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团结起来，不要打派仗了。”这话错在哪儿？可造反派却以此为证，给他扣上了“合二而一”的大帽子。
他说：“不要怕人家造党委和工作组的反”，“不要怕坏人上台，蛇完全出了洞才能打得着”。造反派就说他“支持造反，是为了引蛇出洞，为了抓游鱼”。
他在几次讲话中都引用了马克思的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造反派从这句话中挑不出毛病，但从他的解释中却找到了把柄。他在解释全人类包括哪些人时说：“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学生、知识分子，这是人类的绝大多数。同时也包括那些没有被处死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及已被处死者的家属、子女等，我们都要改造他们，而要改造这些人，需要做很多工作。”这些话在通常情况下也并不算错。但在吹毛求疵者眼中，这无疑又是大毒草了。造反派自然会利用这株“大毒草”向他猛烈进攻的。
国家主席被抄家、软禁抄家，是造反派的拿手戏，也是造反派把老干部们置于死地的最恶毒的一招。
然而，在抄家成风的那个年代里，谁会想到，造反派们竟然敢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和国主席的家！
那是1967年7月18日晚，造反派把少奇同志揪到中南海职工食堂，把光美同志揪到中南海西楼大厅，分别进行批斗。家里只剩下我和一个卫士。
“为什么今天突然把他们揪到外面分开批斗？”正当我们疑惑不解时，大门口闯进来了五个三四十岁的男子，有的穿着军装，有的穿着便衣。看来他们对少奇同志的房间很熟悉，进来后就兵分两路，一路直奔少奇同志的办公室，一路直奔机要秘书的办公室。其中一位可能是带队的人，横眉竖眼地问我：“你是刘少奇的机要秘书？”“是。”我答。“今晚我们来检查一下刘少奇的文件，希望你能与我们配合。”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我并没有惊慌失措。我说：“你们事先也没有给我打招呼，我的上级也没有给我说，我也不认识你们，也不知道你们要检查什么，怎么个配合法？”
“很简单，你把上锁的地方都给我们打开就行了。认识不认识无关紧要，我们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一切由我们负责。”
“刘少奇的办公室、寝室、会客室和所有的书柜，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上锁的地方。”我带着轻蔑的口气回答他们。
“你的办公室，我们也要检查。”另一个人说着就拉开了我的办公桌抽屉，他顺手拿出了我们的工作日记，这些本子上记录的都是少奇同志每天的工作情况，还拿出了我们跟少奇同志外出时的一些工作记录本。
他们对这些材料很感兴趣，随便翻看了几页，就马上装到他们的大包里。他们又拿出我个人的学习材料和笔记本翻看，我说：“这是我平时学习和听传达时的记录本，是我私人的东西，与刘少奇无关。”他们哪能容得我的分辩。“这是你的办公室，不是你的家，现在很难分清是你的还是刘少奇的，将来如果对我们无用就还给你。”说着也装到大包里。当然，这一去便石沉大海了。
他们把各个办公室的抽屉翻完之后，眼睛就盯上了保险柜。
“请你把保险柜给我们打开。”温和的命令。
“保险柜可不能随便打开，那里面都是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每件文件都是我签收的，我得绝对负责任。你们是中央文革的，我不是不相信你们，这是个手续问题。”机要秘书的强烈责任感，促使我丝毫不能让步。
“照你这么说，我们就不能打开看了？”话语中带着恐吓。
“其实也很简单，一个是警卫局的领导汪东兴，一个是机要室的领导赖奎，他们二位来一个就行，只要他们任何一人签字，我立刻就将保险柜里的文件交给你们。没有他们的签字，将来他们向我要文件怎么办？”我谅他们也请不来这二位，而且我相信，就是请来了，谁敢签这个字？所以来了这么一招。
“我们既然能来检查刘少奇的东西，所有文件我们都敢负责。”他们步步紧逼我。
我也毫不退让：“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敢不相信你们，只要我的一个领导人在场签字就行。”
就这样，我和造反派在保险柜旁僵持了一阵子。他们看到我是软硬不吃，可能感到无计可施了，便拿上已捆好的东西向少奇同志的办公室走去。我马上锁住门也跟了过去。
这时，先到少奇同志办公室的那几个人，已把办公桌上和抽屉里的东西捆了起来。这些东西都是少奇同志多年来开会、约人谈话、外出调查所用的记录本，还有一些文章槁件和信件。至于机要部门发的一些重要文件当然都在我们的保险柜里，他们是根本见不到的。
他们拿着捆好的东西，向办公室的四周走了走、看了看。这里除了四张单人沙发、一张藤椅、一个茶几、一个书架外，再没别的东西了。少奇同志的办公室里、寝室里从来没有放过保险柜，更没有什么密室。
他们到少奇同志的寝室里所看到的也只有两个单人地铺和一个衣服架子。他们打开床头柜，映入眼帘的是几盒前门烟、几包火柴和几片安眠药。
从卫生间出来，他们又来到另一间屋里，那里有两个衣柜，里面放着少奇和光美同志的几套衣服和鞋袜之类的东西，这是他们的全部私人财产了。其中有少奇同志从延安穿来的布面老羊皮大衣和光美同志40年代上大学时穿的衣服。这是他们精心保存下来的纪念品。
他们又到少奇同志的会议室兼书房和旁边的小饭厅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才离开这座小院。
抄家的人走后，我独自一人站在国家主席的办公室里，目睹被翻箱倒柜折腾得满地狼藉的情形，无言的怒火直冲脑门。抄国家主席的家是谁作出的决定？一个为党为人民勤勤恳恳忘我奋斗了半个世纪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为什么连自己的政治生命都保不住？为什么造反派敢于这样对他横眉冷对？公理何在？宪法的威力何在？..
直到少奇同志在卫士的搀扶下进了院子，我才从愤怒的情绪中清醒过来。少奇同志咳嗽了两声，便进了他的房间。后来，我才知道，这次分两处同时开批斗会，就是为了抄家。是康生、江青、陈怕达、戚本禹等人精心策划的。一名卫士含着眼泪告诉我，少奇同志在被批斗的近两个小时里，受到了侮辱和折磨。因为天气酷热，他的衣服全湿透了。他想擦擦汗，但刚掏出手绢就被人打掉了，只能任凭豆大的汗珠滚滚滴到地上。造反派还不断地按他的头，搞喷气式。他向念批判稿的人提出：“我耳朵背，听不清批判的是什么内容，让我将批判稿带回家看看，弄清楚提的是什么意见，以便今后改正错误。”但这个合情合理的要求也被造反派拒绝了，并说：“你是耍花招，是装聋卖哑。”然后用一阵“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回答了他。从这天晚上以后，造反派就强行把少奇和光美同志隔离开了。他们把光美同志隔离到后小院的一间房子里。少奇同志虽然还住在原来的房里，但门口加了一个持枪的哨兵。从此，他们夫妻咫尺天涯，就连他们的子女们也都不能接近父母。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进出也都要受到盘问和监视。
少奇同志头几天不知道光美同志的下落。这对他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心急如焚，几天沉默不语，饭量大减。后来他从一个孩子那里得知光美同志就在后院时，精神状态才有了好转。
自从他们被隔离开后，每天只给少奇同志一份报纸和一份参考资料，光美同志则什么也没有。
有一天，少奇同志拿着他看过的报纸和参考请求一位卫士说：“请你把这些送给光美看看好吗？她看了以后再退给我。”卫士照办了，并告诉光美同志这是少奇同志给她的。
就这样在传看报纸和参考资料的过程中，少奇同志了解到光美同志还没有被抓走。虽然都失去了自由，也无法见面，但相互间却也能得到一点安慰。
在我看来，少奇和光美同志既是夫妻，也是同志和战友。
光美同志在少奇同志身边做秘书工作近20年，从工作、生活到家务，对少奇同志的帮助都是很大的。少奇同志能摆脱许多琐事。一心一意地为党工作，这和光美同志多年任劳任怨的辛勤操劳是分不开的。少奇同志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格，对光美同志也不例外。工作人员若出了什么差错，他对光美同志的批评比批评我们更严厉。而光美同志也能以身作则，为工作人员起好表率作用。她是40年代的大学生，1948年就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了，1953年定了工资级别后再没动过。她每次都把提级名额让给别人。他们真正做到了工作上要求高标准，生活上要求低标准。
就是在少奇同志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斗争和残酷迫害的情况下，光美同志也毫不动摇地站在少奇同志的一边。他们彼此理解，心心相印；他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他们共同经受着狂风恶浪的考验。有什么比这人世间真情升华的革命情操更珍贵呢？
后来看守们知道了光美同志看的东西是少奇同志传过去的，先是仔细进行检查，怕他们之间利用报纸和参考资料传递什么信息，然后向上报告了这件事。据说江青还追查是谁替他们在中间传送的，说这是帮助他们搞攻守同盟，还把那个卫士也调走了。从此，门口的哨兵对进出的工作人员监视得就更加严格了。连大夫去送安眠药，也要跟进去看一看。少奇同志吃饭时也要派人站在饭桌旁监视着；有时给个水果，但却不给水果刀..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精神折磨，使少奇同志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一次，卫士小贾告诉我：“首长骨瘦如柴，每次帮他洗澡时，我都不忍心看着他，都忍不住要掉眼泪..”那天晚上，我和小贾都难以抑制心中的痛楚，低声抽泣了很长时间。我们虽然还享受着“革命同志”的待遇，可我们却不能放声痛哭！我在内心里为少奇同志担忧，为少奇同志抱不平，但我却无法安慰他，也不敢更多地去接近他。那段日子里，我真是度日如年。有时，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静静地听着少奇同志房间传出的声响；有时，我用目光追逐着灯光下少奇同志在房内低着头慢慢移动着的身影，真是心如刀绞，悲痛欲绝。我多么渴望敬爱的少奇同志能以不屈不挠的顽强毅力度过这段人间地狱般的主活，将来再为党为人民重新工作啊！我多么盼望陷害忠良、祸国殃民的林彪、江青、康生之流早日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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